叙事的伦理：他们为何非写不可

——读刘龙、赵命可《有故事的人》：当代作家对话录之三

张兴源

一

    2026年的夏天，延安的暑热照例是短暂的，早晚仍有凉意从凤凰山的沟壑间漫下来，漫过延河两岸，漫进我“十二万卷楼”的书窗。窗外的白杨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地响，那声响里有一种从容的节奏，像极了陕北山涧的溪水，不急不躁，一顿一挫，一字一句都落在人心坎上。我便在这细碎而有节律的声响里，翻开了刘龙先生惠寄的这部《有故事的人——当代作家对话录》之三。

    书是陕西人民出版社于2026年5月出版的，装帧素雅，不事张扬，捧在手上却有沉甸甸的分量。封面上“有故事的人”五个字，写得从容而笃定，像是在说：故事在这儿，人不在那儿——人在书页的深处，等着你去听，去看，去品，去与他们的魂灵相伴和对坐。

    我与刘龙先生神交已久，缘悭一面。但读他们的书，便如同见了面。早在2023年1月，由刘龙先生任总策划、赵命可先生统筹执行的当代作家访谈栏目正式上线。此后数年间，这个栏目先后专访了数十位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文学奖项的作家。此前出版的《对话·面孔》与《明月照高楼》两部对话访谈录，已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激起了不小的涟漪。如今这个对话访谈录第三部《有故事的人》，精选了十六位实力作家的访谈——冯杰、石钟山、陆春祥、凡一平、徐剑、许晨、红孩、李浩、朱山坡、周瑄璞、罗宾·吉尔班克、李宏伟、厚圃、王妹英、远村、李子白。十六个人，十六段迥然不同的文学人生。

    读这样的书，你不能快。快了就辜负了那些沉甸甸的句子，辜负了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那种从容的、深度的对话。你得慢下来，像品一壶老茶，让每一个字都在舌尖上慢慢化开，让每一句话都在心里头稳稳生根。

二

    故事与人的辩证法

    这部书的名字叫《有故事的人》。这个命名，我以为是大有深意的。

    古今中外，谈文学创作，谈作家与作品的关系，谈得最多的无非是“文如其人”还是“人不如其文”的老话题。但刘龙先生和赵命可先生这部对话录，却绕开了这个老话题，另辟了一条蹊径——他们问的不是“作品怎么样”，而是“人怎么样”；他们探的不单是“文本的意义”，而主要是“生命的意义”。

    这让我想起了《史记》的笔法。太史公写人，从不干巴巴地罗列事迹概念，而是通过人物的言行、细节、对话，让那个人自己活起来。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也”，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只一句话，两个人的性格、气度、命运，便都在其中了。刘、赵二位先生的对话访谈，便有这样的韵致。他们不满足于让作家谈创作技巧、谈文学观念——当然这些也谈——但他们更在意的是：这个人是怎么成为今天这个人的？他的生命里经历了什么？那些经历又如何化作了他的文字？

    冯杰的访谈，标题叫《在“北中原”写诗、画画、写散文的“留守者”》。这个“留守者”三个字，用得极准。冯杰说，“北中原”是他多年创作里虚构的一个文学地理符号，启发来自沈从文先生的“湘西”。但沈从文的湘西是湘西，冯杰的北中原是北中原。冯杰称自己是“新乡作家”，将自己的作品定义为“小杂粮一类的小农作物”。你读到这里，便仿佛看见一个河南汉子，蹲在田埂上，手里捏着一把谷子，憨憨地笑着——他不跟你谈什么宏大叙事，不谈什么文学史定位，他只跟你说他的地、他的庄稼、他的收成。但正是这种“小”，这种“土”，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自嘲背后，藏着一种大自信、大从容、大气象和大境界。这让我想起了陶渊明。陶渊明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也没想跟谁比，他只是在自己的篱笆边上站着，一抬头，看见了南山。冯杰在自己的北中原站着，一抬头，看见的是几千年的中原文明。

    石钟山的访谈，标题叫《作家的思想应该突破现实的纬度，向更高的层面探索》。石钟山说：“我们都生活在现实的三维空间，但思想却可以突破三维空间，尤其是作家的思想更应该突破现实的维度，向更高的层面去探索。”他把自己的创作分为四个阶段：二十五岁之前的懵懂期、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的迷茫期、因《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声名鹊起后的“迷乱功名下的写作”，以及近年来的沉淀与觉悟。这种自我剖析，不遮不掩，不躲不闪，是一个作家对自身最诚实的交代。他说：“支撑作家创作下去的最大源泉，就是对自己内心的发掘，内心能量提升了，就是创作的动力。思考内观自己就是一种觉悟，这种觉悟就是作品的底色和创作的驱动力。”这话说到了根子上。文学创作，说到底不是技巧问题，不是题材问题，甚至不是才华问题——而是心的问题。心到了，文字就到了。心不到，再华丽的辞藻也是空的。

    陆春祥的访谈，标题叫《隽永与深邃》。陆春祥数十年来在中国历代笔记的宝山中跋涉，写了“笔记新说”系列作品近十部。他说：“笔记是中国古代文人常用的写作体裁，相对诗词赋而言，它的数量极大，历史上，几乎有名气一点的文人，都留有不少的笔记。笔记也是小说、戏剧等现代文学样式的源头。”他谈自己写作笔记新说的体会：“以笔记为经，以现代为纬，分不同的角度和题材，唐宋元明清，勾连到现今。”这种古今勾连的写法，让我想起了刘勰《文心雕龙》里的话：“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从来不是孤立的，它是在时间的河流里生长出来的。陆春祥的工作，便是把那些沉淀在河底的珍珠一颗颗捞起来，擦亮，让它们在当代生活的观照下重新发光。

    凡一平的访谈，标题是《优秀的小说，应该比哲学或科学更能给予人以思想的反思》。凡一平说，上岭是他“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或摇篮”。他说：“我想我这辈子的创作，是离不开生我、养我、亲我的上岭村了。”这话朴素到了极点，却也深情到了极点。一个作家，一辈子守着一片土地，守着一群乡亲，把他们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写进书里，这本身就是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凡一平把获奖比作“一个辛勤劳作的环卫工人，被路人赏给的一杯水或擦汗的一包纸巾”。这个比喻，真是绝了。它把文学的功利性消解得一干二净，把写作还原为一种本分、一种劳作、一种不需要外在社会评价来确认其价值的内在需求。

    徐剑的访谈，标题是《把真实的人生命运故事化作一种文学的力量》。徐剑十五岁半从云南老家走下云贵高原，到南方大莽林里的一个神秘导弹基地当工程兵。从一个为导弹筑巢的工程兵，到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作家，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大书。他说：“文学就是写大写的人，书写不能游离坐标，要按照世界文学的黄金律，写国家历史前行中人的命运。”这话有一种军人的刚毅和一种史家的庄重。我读到这里，便想起了司马迁写《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徐剑写的是当代的国家叙事，但那种“究”与“通”的精神，与太史公是一脉相承的。

    许晨的访谈，标题是《像潜航员一样潜入生活的深海，捕捉深刻的主题和故事》。许晨为了写海洋题材，连续跟随“蛟龙”号、“科学”号、“雪龙”号等科考船，三次出海。他说：“最大的不同就是海上生活需要克服晕船、孤寂等困难，好处是见到不一样的风景。”这种“潜入”的姿态，让我想起柳宗元《小石潭记》里那句“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作家深入生活，便如鱼入水，不是旁观，而是沉浸。许晨说自己“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的”有这样经历的。这话不是说大话，是说真话。文学创作需要的不只是才华，更是这种甘愿把自己“扔进去”的勇气。

    红孩的访谈，标题是《做一个把文学、哲学和生活打通的人》。红孩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散文（包括诗歌）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这个区分，看似简单，实则深刻。散文是“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是向内的抵达；小说是“我”说的别人的故事，是向外的传达。红孩说：“文学不在庙堂，而在大街上，在人世间。”这话与陆游“功夫在诗外”的名言异曲同工——文学的根不在文学本身，而在生活。红孩从小生活在北京郊区，做过畜牧工人、工会干部、乡政府团委书记。他的文学，是从这些泥土里、从这些底层的生活里自自然然地长出来的。

    李浩的访谈，标题是《吟到夕阳山外山》。李浩是陕西靖边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这个标题取自清代诗人龚自珍的诗句“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一个研究唐代文学的学者，一个从陕北走出去的读书人，他的访谈里有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和一种辽阔的文化视野。他说自己成长于“不重视教育、无书可读的时代”，但正是这种匮乏，磨砺了他的性情。他谈自己的成长：“我的家乡靖边县地处陕北，北临毛乌素沙漠，是一个山川险阻、风高土厚、五方杂错的地方。但在环境的磨砺下，人们的性格一般比较质朴、坚韧。”这让我想起了与靖边县紧邻的我自己的家乡志丹县，想起了陕北高原上千沟万壑的黄土，想起了那些在贫瘠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顽强的生命。李浩的学问，是从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我的文学，也是从这同一片土地上长出来的。

    朱山坡的访谈，标题是《灵魂需要附体，才华需要身体》。这个标题本身就充满了诗意和哲思。朱山坡写《蛋镇诗社》，写了十二稿。他说：“用在创作第一稿的时间和用在修改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这种近乎偏执的打磨，让人想起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苦吟精神。文学创作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它是一个缓慢的、痛苦的、但又充满喜悦的过程。朱山坡说，蛋镇诗社是他“少年时代的神圣向往”。这种“神圣”感，在今天的文学场域里已经很少见了。商业化、市场化、流量化，把很多东西都消解了。但朱山坡还守着那份“神圣”，这本身就值得尊敬。

    周瑄璞的访谈，标题是《拿出的每一部作品，都要有品牌意识》。周瑄璞是陕西文学院的专业作家，她的《芬芳》入选了“2023中国好书”。她说自己“历经十年摔打和历练，发表、出版都已不再是问题，却不敢有任何懈怠和轻慢”。这种“品牌意识”，不是商业意义上的品牌，而是艺术上的自我要求——每一部作品都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读者，对得起文学。她说：“机会给有准备的人。”这话朴素，却道出了一个真理：所有的幸运，背后都是长期的、默默的积累。

三

    读这部《有故事的人》，我不禁想起了陕西文学的来路和去路。

    陕西，作为一个文学大省，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陕西创办过影响全国的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文学大选》和大型的《翻译文学选刊》。其视野之开阔，站位之高远，所发和所选作品之精当，在当时都是领先全国的。然而，或是因为经费，或是因为人事——总之是因为非文学的因素——这些领先全国的刊物都没能生存下去。这是陕西文学的一个遗憾，也是对陕西文学界的一个警示：文学的繁荣，不能只靠作家的才华，还需要制度的保障、环境的滋养、一代又一代文学组织者的坚守与付出。

    如今，刘龙先生和赵命可先生做的这个当代中国作家对话访谈系列，同样具有某种意义和程度上的“领先”性。它不局限于陕西作家，而是放眼全国；不只关注成名的名家、大家，也关注那些正在上升期的实力派作家。它用一种深度的、从容的、有文学质感的方式，记录下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面孔和文学声音。做的是一件于作家和读者都大有裨益的实事和好事，值得所有热爱文学的人，为其点赞！

    业界将这部访谈录与《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巴黎评论·诗人访谈》《巴黎评论·诺奖作家访谈》相提并论。我以为，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巴黎评论》的“作家访谈”和“诗人访谈”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因为它采访了海明威、福克纳、纳博科夫、约翰·欧文、多丽丝·莱辛、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托妮·莫里森、阿莫司·奥兹、奈保尔、石黑一雄、艾丽丝·罗门、米歇尔·维勒贝克……这些大作家，更因为它有一种对文学的虔诚——它把作家当作艺术家来对待，把创作当作一种神圣的事业来探讨。刘龙先生和赵命可先生的访谈，也有这种原始性的虔诚。他们不满足于八卦式和猎奇式的采访，而是深入作家的精神世界，挖掘他们的创作初心、文学理念与人生阅历。

    我也读过舒晋瑜、张英、周新民等人的作家访谈。但刘龙先生和赵命可先生的这三部对话访谈录，在视野的开阔性、对话的深度性和文学的自觉性上，丝毫不逊色于任何同类作品。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对话访谈的一道令人欣慰的风景线。

四

    读这样一部书，你不能只把它当作“书”来读，你得把它当作“人”来读。

    十六位作家，十六种人生。冯杰的北中原，凡一平的上岭，朱山坡的蛋镇，周瑄璞的中原乡村——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一方水土，一方精神上的故土。这些故土，有的在地理上是真实的，有的在文学上是虚构的，但无论真实还是虚构，它们都是作家魂灵的栖居之所。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中国美学概念——“意境”。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这些作家的访谈，之所以动人，正在于他们说的都是“真景物真感情”。他们不端着，不装着，不把自己包装成什么“文学大师”。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一个在河南乡下种庄稼的“留守者”，一个在导弹基地当过工程兵的报告文学作家，一个跟着“蛟龙”号出过海的“海洋作家”，一个在唐代文学的故纸堆里穿行的学者……

    他们的故事，各有各的精彩；他们的文字，各有各的味道。但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是一种对文学的虔诚——那种“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耐心，那种“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执着，那种“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敬畏。

    读到此处，我不禁想起自己近五十年的创作生涯。从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作品，至今已近半个世纪。我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行走、写作，用诗歌记录这片土地的苍茫与深情，用散文表达对生命的思考与感悟，用报告文学书写时代变迁中的人与事，用文言小说讲述从前的掌故……我的文字，也是从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读这些访谈，我仿佛在与十六位同道中人隔空对话——我们隔着千山万水，隔着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文体，但我们对文学的这份痴情，是相通的。

五

    我尤其想谈谈这部对话访谈录的形式意义。

    对话、访谈，作为一种文体，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论语》就是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话录，《国语》是春秋时期各国君臣的对话记录，《战国策》是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了现代，访谈更是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但文学访谈——尤其是作家访谈——有其特殊性。它不同于新闻访谈，不追求时效性和轰动效应；它不同于学术访谈，不追求理论的严密和体系的完整；它甚至不同于一般的文化访谈，不追求娱乐性和可看性。作家访谈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以为，追求的是一种“灵魂的照面”。

    刘龙先生和赵命可先生的访谈，便有这种“灵魂的照面”的品质。他们问的问题，不是泛泛的“你为什么要写作”“你的创作灵感从哪里来”——这些问题太浅了，太套路了。他们问的是：你的人生经历了什么？那些经历如何塑造了你的文学观念？你在创作中遇到了什么困境？你是如何突破的？你对文学的未来有什么期待？这些问题，把访谈从“问答”提升到了“对话”的层面——不是采访者在问，受访者在答，而是两个对文学有理想、有共鸣的人在平等地交流。

    这种“对话”的品质，在当下的文学访谈中并不多见。当下的许多文学访谈，要么太“硬”——像学术论文，充满了概念和术语；要么太“软”——像娱乐八卦，充满了花边和噱头。刘龙先生和赵命可先生的访谈，既不太硬也不太软，它有一种恰到好处的温度——温暖的、诚恳的、不疾不徐的。

    这让我想起了苏轼《答谢民师书》里的一段话：“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好的访谈，也应该如行云流水——该问的时候问，该听的时候听，该深入的时候深入，该停留的时候停留。它不是预设好的剧本，而是现场生成的对话。它有呼吸，有节奏，有生命，在生长。

六

    读完全书，掩卷沉思。

    窗外的白杨树还在响着，那声响已经从黄昏响到了深夜。延河水在远处哗哗地流着，那声音细碎而绵长，像是从时间的深处传来的。我忽然想起了一个词——“薪火相传”。

    文学的薪火，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从《诗经》到楚辞，从汉赋到唐诗，从宋词到元曲，从明清小说到现当代文学——每一个时代的作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那簇不灭的火。刘龙先生和赵命可先生的这部访谈录，也是这薪火相传链条上的一环。他们用访谈对话的方式，记录下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之火——它在哪里燃烧，它以什么方式燃烧，它照亮了什么，它温暖了什么。

    这部书叫《有故事的人》。但我以为，它不只是写了那些“有故事的人”，它本身就是一部“有故事的书”。它的故事，是十六位作家的生命故事，也是两位访谈者文化坚守的故事，更是中国当代文学在纷繁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依然生生不息的故事。

    我郑重地向所有热爱文学的朋友推荐这三部书。无论你是专业作家、文学研究工作者，还是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你都能从中获得滋养和润泽。你会看到，文学不是高高在上的庙堂之物，它就是生活本身——是冯杰的北中原，是凡一平的上岭，是许晨的深海，是李浩的唐诗，是每一个写作者脚下那片踏实的土地和头顶那片辽阔的天空。    

    刘龙、赵命可二位先生的这三部书——《对话·面孔》《明月照高楼》《有故事的人》，不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也不是关于写作的“文章秘籍”，更不是文坛的八卦采录和名人的韵事集成。但它却回答了您关于“作家”的几乎所有的问题，包括目前最新的关于“AI会不会影响您的创作”（武警总部政治部专业作家石钟山的回答是：目前还没有，AI只是我的创作工具，用来查找资料、分析作品等，是好帮手。目前我觉得AI的水平还代替不了作家，比如思想细节等等），也包括“他们为何非写不可”……

    2026年7月27日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