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祥榕：

请允许我，一个教了大半辈子书的老教师，这样称呼你。

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是在2021年的新闻里。那天晚上，我坐在桌前批改作业，电视开着，声音不大书。突然听到“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句话，我抬起头，看到了你那张稚嫩的脸。十九岁，跟我班上那些高三的孩子差不多大。我摘下老花镜，看了很久。

后来我慢慢了解了你的事。你是福建屏南人，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县城。父亲很早就走了，母亲一个人把你和姐姐拉扯大。你从小喜欢看军事频道，喜欢看穿迷彩服的人在训练场上摸爬滚打。你说长大了也要穿上那身衣服。后来你真的穿上了。入伍那天，母亲送你，她没有哭，只是拍了拍你的肩膀说：“好好干。”她站在人群里，瘦瘦小小的，但腰挺得很直。

十九岁的孩子到了高原，空气稀薄得喘不上气，每一步都像背着石头在爬。班长问苦不苦，你们说不苦。其实是苦的，但那种苦，有尊严。你巡逻的时候会看看远处的雪山，看看山脚下那些小小的村庄。你说那些村庄里住着像你母亲一样的人，他们安心地种地、赶集、过日子，就是因为你们在上面站着。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比什么都值。

祥榕，我教了一辈子书，在讲台上站了四十多年。我讲过“留取丹心照汗青”，也讲过“苟利国家生死以”，粉笔写了一盒又一盒，学生送走了一届又一届。但说实话，这些话在课本上躺着，总是少了一点分量。直到我看见你，看见你那句话，我才突然明白——原来课本上的每一个字，都曾经是某个真实的人，用真实的人生写下的。

你也许不知道，在那之后，我把你的故事带进了课堂。我念你写的那句战斗口号，念你在加勒万河谷的那一天——外军越线入侵，你冲在最前面，倒下去之前最后看了一眼蓝天，你说天很蓝，跟屏南老家的天空一样蓝。教室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风。有个平时最调皮的男生，趴在桌上，肩膀在抖。我没有叫他站起来，只是继续念。

下课后，那个男生追上我，说：“李老师，我想去当兵。”我看着他，瘦瘦小小的，戴着一副比瓶底还厚的眼镜。我说：“先把眼镜摘了再说。”他笑了，我也笑了。但我知道，他心里有一颗种子，是你替他种下的。

祥榕，我想起你母亲后来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榕儿是国家的。”眼泪就止不住。一个母亲把儿子养到十九岁，送他去当兵，最后等来的是一枚军功章。她瘦瘦小小的，站在人群里，腰挺得很直，可她再也等不到儿子回家了。每次想到这儿，我总觉得亏欠——我们这些在后方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人，亏欠你母亲太多。

我已经退休三年了。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下午在阳台上看看书，日子过得慢悠悠的。小区里经常有年轻人拎着公文包匆匆走过，他们忙着赶地铁、赶会议、赶生活。有时候我看着他们的背影，会想：他们知道吗，他们能这样赶路，是因为有人在替他们站岗？

祥榕，我总想让我的学生记住你，不是记住一个英雄的符号，而是记住一个十九岁的、爱吃面线糊的、会想家的男孩。英雄太遥远了，但一个会想家的男孩，离他们很近。我告诉他们，你母亲每个月都会去烈士陵园看你，在你碑前放一碗你爱吃的面线糊；你姐姐把你的照片印在手机壳上，走到哪里都带着。学生们的眼睛就亮了，因为他们也会想家，也会在某个瞬间，想念一碗熟悉的味道。

前几天，我路过学校，听见教室里传来读书声。是一篇很老的课文，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我在窗外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去。孩子们的声音清脆，穿过走廊，落在操场上。我突然想，如果你还在，今年也不过二十五岁，或许已经退伍，或许正在哪所大学里读书，或许正坐在某个教室里，听一个像我一样的老头子讲课。你会坐在最后一排，还是第一排？会不会像我教过的那些调皮的男生一样，偷偷在课本上画画？

但你没有。你留在了那片雪山上，成了界碑的一部分。

祥榕，我写这封信，不单单是为了赞美你。我只想轻轻告诉你，你守护的那些人里，有一个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头子，他把你的故事讲给了几百个孩子听。那些孩子里，或许有人真的去了边疆，或许有人只是在平凡的生活里多了一份担当，但无论如何，他们记住了你。记住了十九岁的你，记住了爱吃面线糊的你，记住了那个在高原上看着雪山下的村庄、想着母亲的你。

替你看看屏南山上的杜鹃花，我会去的，那满山遍野的红，开在春天里，像你当年穿上军装时，胸前那朵大红花。

安息吧，孩子。等杜鹃花开的时节，我会拍一张照片。满山遍野的红，映在手机屏幕里，我看了，就当你也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