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贵仁
导语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烽火笼罩华夏大地，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当国土饱受战火侵袭、民族前途面临严峻考验之时，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以各自的方式坚守家国信仰。近现代美术巨匠徐悲鸿，在1943年（癸未年，民国三十二年）的重庆磐溪，先后创作《立马图》与《柳下双骏图》两幅水墨佳作。一幅绘孤骏伫立旷野，回望历经战火的旧战场；一幅写双骏栖身垂柳之下，暗含同胞同心相守的家国期盼。创作年份相同，一为仲夏所作，一为中秋落笔。两幅水墨骏马跳出千百年来文人画马抒发个人情志的传统，把筋骨强健的骏马形象，化作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守望共生的精神图腾。透过浓淡相宜的水墨笔触，人们既能看见一位艺术家深沉的家国忧患，更能读懂危难年代中国人骨子里顽强坚韧的民族品格。在全球现代艺术多元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徐悲鸿立足中华传统文脉，吸收西方绘画之长，走出一条属于中国本土的艺术革新道路，向世界讲述苦难岁月中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中国故事。

汉唐以来，画马一直是中国画经久不衰的经典题材。盛唐时期，韩干笔下的骏马体态雄浑、气势豪迈，彰显王朝盛世的磅礴底气；宋元之际，文人画家笔下的良马，大多寄托创作者怀才不遇的个人感慨；明清两代，画马创作慢慢偏向笔墨游戏，作品更多用于文人雅士闲暇赏玩，绘画格局局限在个人心境抒发层面。千百年间，骏马更多是审美符号，很少和国家命运、民族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
近代中国国力日渐衰弱，国民精神萎靡不振，艺术创作同样陷入发展困境。1919年，徐悲鸿远赴法国系统研习西方古典绘画，深耕解剖学、透视学，精准掌握动物身体结构规律。多年海外求学经历让他清醒意识到，想要振兴中国美术，不能一味固守陈旧程式，也不能全盘照搬西方创作理念，他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者融之”的创作主张。在他看来，艺术不应该脱离时代，尤其在国家蒙难之际，丹青笔墨应当唤醒民众志气、凝聚民族信心，践行艺术救国的时代使命。归国之后，他投身美术教育事业，搭建现代美术人才培养体系，同时坚持画马创作。他笔下的骏马渐渐褪去古人的闲情意味，被赋予厚重的时代内涵。

1943年，战争依旧焦灼，大片国土沦陷，百姓流离失所。彼时徐悲鸿任教于重庆磐溪中国美术学院，身处抗战大后方，他时刻牵挂前线战事。目睹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的现实，他的内心满怀深切的忧国之情。这年夏天，他挥毫创作《立马图》；同年中秋时节，又完成《柳下双骏图》。两幅作品全部采用纯水墨创作，不施加多余色彩，只用墨色浓淡变化塑造骏马形态。一幅写孤身挺立，彰显民族抗争的铁血骨气；一幅绘双骏相依，传递同胞同心共进的生存智慧，两件作品互为补充，完整展现抗战时期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面貌。
打开《立马图》整幅画卷，画面构图极为简约，除去一匹水墨骏马和地面寥寥几笔野草，其余大片空间全部留白。在中国传统水墨画创作理念之中，留白代表天地气韵，是意境营造的关键。可在战火纷飞的时代背景之下，这片空旷苍茫的留白，便是饱受战乱的华夏山河，象征整个民族独自熬过苦难岁月的孤寂与艰难。画面当中的骏马身姿挺拔，骨骼清晰分明，肌肉饱满结实，鬃毛迎着劲风向上飞扬，马头侧转望向远方。得益于多年学习的西方解剖知识，徐悲鸿打破明清画马体态孱弱、造型僵硬的弊病，笔下的骏马筋骨遒劲，浑身充满力量感。这正是他心中期许的国民应有的精神面貌：刚毅顽强，绝不低头。
画作右上方题写诗句“秋风万里频回顾，认识当年旧战场”，图画意象与文字内容彼此呼应，极大拓展了作品的精神深度。萧瑟秋风笼罩万里大地，暗喻战火蔓延全国；骏马频频回望昔日战场，既是对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的缅怀，也是整个民族铭记苦难、坚守气节的真实写照。这匹独立于旷野的骏马，不再只是普通的生灵，它代表千千万万挺身而出的爱国将士、坚守信仰的知识分子，更是危难之中傲然挺立的中华民族。纵使历经重重磨难，华夏民族依旧傲骨长存，绝不向侵略者妥协退让。孤骏伫立的画面，传递的正是绝境之中挺身而出、扛起家国重任的担当精神。
如果说《立马图》塑造了民族奋勇抗争的刚性气质，那么《柳下双骏图》则诠释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存韧性。这幅作品依旧采用竖幅立轴构图，画面上方垂柳枝条随风舒展，下方两匹骏马错落栖息于柳荫之下。一匹骏马昂首远眺，目光坚定，始终心怀复兴家国的远大志向；另一匹骏马低头休憩，安静蓄力。一仰一俯、一动一静，形成富有哲理的视觉平衡。
垂柳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代表故土家园与浓浓乡愁。和平年代依依杨柳象征春风景致，1943年的特殊时期，飘摇的柳条隐喻动荡不安的家国命运，垂柳顽强生长的特质，又象征中华文明历经劫难依旧绵延不绝。两匹骏马朝夕相伴，暗含两层深刻寓意。其一，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全体中华儿女唯有守望相助、万众一心，凝聚集体力量，才能够共渡难关。其二，漫长的抗战岁月里，国人既要有浴血奋战的勇气，还要懂得隐忍沉淀。昂首之马代表永不熄灭的理想信念，俯身休憩的骏马寓意国人在艰难环境之下积蓄力量，等待合适时机奋起反击。
这件作品题款写着“月升先生贤兄教正，卅二年中秋悲鸿”。中秋本是阖家团圆的传统佳节，战乱之下无数百姓颠沛流离，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徐悲鸿借着赠予友人的画作，抒发内心深处的家国期盼。比起《立马图》慷慨悲壮的情绪，这件作品的情感更为内敛深沉。它没有激昂的呐喊，却道出一个深刻道理：民族复兴既要靠热血抗争，同样离不开长久坚守。
在笔墨技法层面，两幅作品充分展现徐悲鸿中西融合的创作思想。传统画马大多侧重笔墨意趣，忽视躯体结构；西方绘画重视形体真实，却缺少东方写意气韵。徐悲鸿将二者巧妙结合，以写实手法塑造骏马筋骨，依靠水墨浓淡干湿变化烘托精神气质。画中骏马轮廓多用劲挺的焦墨落笔，下笔沉稳坚定；躯干依靠淡墨层层晕染，凸显肌肉的起伏变化；鬃毛与马尾运用飞白笔法，下笔奔放洒脱，尽显骏马迎风不屈的姿态。
《立马图》整体笔墨沉雄苍劲，笔触顿挫有力，厚重的墨色呼应山河残破带来的压抑，每一处笔触都饱含画家忧国忧民的赤诚。《柳下双骏图》做到刚柔相济，骏马部分笔法雄浑厚重，垂柳线条舒缓悠长，故土的温情与民族的风骨融为一体。徐悲鸿一改传统文人画笔墨用来消遣自娱的创作习惯，把笔墨变成抒发家国情怀的载体。笔墨不再只是绘画技巧，更是时代情绪的外在表达。山河动荡带来的悲愤、对抗战胜利的期许、对民族未来的信心，全部蕴藏在浓淡变化的水墨当中。
放在二十世纪全球艺术发展的大环境中来看，徐悲鸿的创作模式有着独树一帜的东方价值。彼时西方现代艺术热衷于形式革新、突出个体思想表达，很多艺术家提倡“为艺术而艺术”。可是身处战火中的中国，艺术不能脱离家国现实。徐悲鸿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现代美术不能照搬西方发展路径，必须扎根中国本土的现实境遇。西方现代艺术侧重实现人的自我解放，中国近现代美术则肩负唤醒民族精神的时代使命。
在千年的国画创作历史当中，画家更加偏爱抒发个人悲欢。徐悲鸿打破这一固有传统，把绘画创作从书斋当中解放出来，用来回应时代难题。《立马图》彰显宁折不弯的抗争意志，《柳下双骏图》饱含同心相守的民族智慧。一刚一柔，互为补充，完整刻画出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双重品格：面对外敌敢于血战到底，身处困境懂得厚积薄发。他笔下的水墨骏马，早已超越普通绘画形象，演变为民族精神的视觉符号。
纵观徐悲鸿一生的创作，画马作品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但1943年创作的这两幅作品有着特殊分量。彼时抗战前途尚不明朗，不少民众内心充满迷茫。徐悲鸿用笔下的骏马给国人提振信心：中华民族筋骨强健、意志坚韧，纵然历经苦难，终会迎来复兴之日。作为美术教育家，他一边创作绘画作品，一边教书育人，把家国情怀传递给青年学子，培养一大批热爱祖国的美术人才。在他的带动之下，一大批艺术家走出画室，用绘画作品记录时代、鼓舞人心，抗战美术由此迎来蓬勃发展。
时至今日，距离两幅作品诞生已经过去八十余年，骏马承载的精神内涵依旧有着现实意义。当下国家早已摆脱战乱苦难，但是自强不息、众志成城的民族底色始终不变。面对发展路上遇到的各类挑战，我们依旧需要《立马图》中傲骨不屈的决心，也需要《柳下双骏图》里同心协力的格局。徐悲鸿用笔墨证明，中华传统艺术从来不是脱离现实的阳春白雪，它可以紧扣时代脉搏、凝聚民族力量。
现如今，中国文化不断走向世界，徐悲鸿的骏马画作多次在海外展出。海外观众透过一幅幅水墨神骏，读懂近代中国历经的苦难，理解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精神内核。西方现代艺术史很长一段时间以自身标准评判非西方艺术，不少海外学者过去仅仅把徐悲鸿的创作简单理解为中西技法融合。但深入品读《立马图》和《柳下双骏图》之后便会发现，他完成的不只是技法革新，更是一场精神层面的文化重塑。他依托传统水墨媒介，讲好中国的民族故事，走出一条契合中国国情的文化现代化道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艺术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丹青映山河，骏马铸国魂。烽火岁月里，徐悲鸿以笔墨为号角，用神骏寄托家国理想，让水墨丹青焕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两幅诞生于抗战时期的经典画作，既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宝贵财富，更是镌刻在民族记忆深处的精神丰碑。一代代后人欣赏画作之时，不仅可以领略传统国画独有的东方美学，更能感悟历经磨难依旧奋勇向前的民族精神。这份历经战火淬炼的风骨，跨越漫长岁月，持续激励当代人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