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葡萄与人类的良心
——重读约翰·斯坦贝克
张兴源
1994年的冬天，我在一盏昏黄的台灯下，逐字逐句地解析斯坦贝克的有名的中篇小说《珍珠》。那时候，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研究生宿舍314房间里，窗外是北方干冷的朔风，室内却因那些来自加利福尼亚海岸的文字而有了某种异样的温热。我写那篇解析文章时，着意于那颗珍珠的象征意义——它既是财富的诱惑，又是邪恶的渊薮；渔民奇诺从拾得珍珠到最终将其抛回大海的整个过程，在斯坦贝克简洁而有力的叙述中，被锻造成了一则关于人性贪婪与纯真失落的现代寓言。我的外国文学导师看过文章后，重重地点了点头。他那点头的分量，对于一个在文学创作和学术道路上刚刚起步的青年而言，足以铭记许多年。
然而我心里是清楚的：那篇文章终究是有缺憾的。缺憾在于，其时我尚未读过斯坦贝克最重要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这就好比一个谈论黄河的人，只见过它的支流，却不曾亲临壶口瀑布。那时节，我对于斯坦贝克的理解，终究是片面的、局部的。
这个缺憾，一直搁在我心里，像一颗未曾咽下的枣核。
直到前几年疫情期间，世界被按下了暂停键，而我却获得了一种奇异的阅读自由。那几年，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本一本地，阅读和重读了斯坦贝克的许多重要作品——从《人鼠之间》到《罐头厂街》，从《伊甸之东》到《烦恼的冬天》，当然，最重要的，是终于通读了那部煌煌七十余万言的《愤怒的葡萄》。
读罢掩卷，我长久地坐在窗前，望着陕北黄土高原上连绵的沟壑与峁梁，心中翻涌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震撼。我想，是时候了。是时候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了。
约翰·斯坦贝克，1902年生于加利福尼亚州萨利纳斯镇一个普通人家。那个小镇离太平洋只有几英里，背靠富饶的萨利纳斯河谷——日后他许多作品的背景，都脱胎于这片土地。他在斯坦福大学读过书，却时常要靠打工维持生计；最终，他没有毕业，就去了纽约做自由撰稿人。那些最初的岁月是艰难的，艰难到几乎要将一个年轻人的文学梦想碾碎。但他终究熬了过来，回到了加州，在海边一间孤独的小屋里，继续写作。
1935年，《煎饼坪》出版，获得了第一个通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斯坦贝克没有停留在这条取悦读者的路上。他选择的主题是严肃的，甚至是控诉性的。1936年，《胜负未决》写加利福尼亚果园和棉田上惨烈的罢工；1937年，《人鼠之间》——那部关于巨人莱尼的小小杰作——问世。莱尼这个角色，因温柔而捏死每一个落入他掌中的小生命，这巨大的反讽中藏着斯坦贝克对人性最深刻的悲悯。
然后，是1939年。
那一年，《愤怒的葡萄》出版了。
这是一部怎样的书啊。它写的是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家庭在大企业和银行的双重挤压下，离开连年干旱、遭受尘暴袭击的家园，沿着六十六号公路，历尽千辛万苦逃荒到加利福尼亚这个“希望之乡”的故事。然而加利福尼亚并不是应许之地。等待他们的是更残酷的剥削、更无情的排斥。果园主们需要他们劳作，却不愿给他们体面的居所和公平的报酬。
斯坦贝克跟随这些流亡的农民一起西行，亲眼目睹了他们的苦难。他用一种近乎纪录片的精确，同时又饱含着诗意的笔触，将这一切写了下来。小说出版后五个月即跃居畅销书榜首，第一年销量超过四十万册；至一九八二年，已印行一千四百六十万册，成为美国小说出版史上名列第二的最畅销作品（美国出版史上第一畅销小说是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于193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飘》）。它被改编成电影，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中文译本早在一九四一年就已出版。
然而，伴随着巨大成功的，是同样巨大的争议。这部被左翼评论家称为“革命的小说”的作品，却被另一些人指责为“应景的宣传”而非“永恒的艺术”。争议甚至延续到了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一九六二年，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斯坦贝克时，颁奖词称他“通过现实主义的、富于想象的创作，表现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锐的观察”。但许多评论界人士公开表达了不满。《纽约时报》甚至质问，为何将奖项颁给一位“最好的作品中也只能体现其有限天赋”的作者。而斯坦贝克本人被问及是否实至名归时，曾坦率地回答：“并不。”
这就是“斯坦贝克问题”——一个困扰学术界多年的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该如何看待斯坦贝克？他的文学成就究竟应该怎样评估？我以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回到《愤怒的葡萄》本身。
这部小说最打动我的，是它的双重结构。一方面，是乔德一家具体而微的西迁故事——那些具体的、琐屑的、令人心碎的日常；另一方面，是穿插其间的那些“间奏章”——那是斯坦贝克将自己的视角提升到民族、乃至人类高度的宏观叙事。这两种叙事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张力：具体的故事让你流泪，宏观的叙事让你思考。斯坦贝克要写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悲剧。
更重要的是，斯坦贝克在这部作品中展现了一种罕见的生态视野。他写土地的枯竭，写尘暴的肆虐，写银行和财团如何像“巨兽”一样“呼吸的是利润，吃的是利息”。他批判那种掠夺式的农耕方式——棉花“会把土壤榨干，像吸血鬼一样把土壤的养分吸得一干二净”。在这一点上，斯坦贝克远远超越了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他不是在写一部单纯的“社会抗议小说”，他是在写人与土地的关系、人与自然的纠葛、人类对地球的掠夺终将反噬自身。有论者指出，在所有美国经典小说家中，斯坦贝克是最具生态意识的一位。这个判断，我以为是极其准确的。
书名取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著名战歌《共和国战歌》。“愤怒的葡萄”这个意象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革命的、审判的意味。但斯坦贝克所说的革命，并不是一般左翼作家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他在给编辑的信中写道：“法西斯集团将会诋毁这部书，因为它是革命的作品。他们以共产党人的观点来看这部作品。然而《共和国战歌》是美国的，而且强烈地表现了美国……”斯坦贝克要呼唤的，是一种更深层的东西。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解决的办法不是革命，而是爱和谅解。”这或许正是斯坦贝克区别于一般“无产阶级作家”的地方——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怀揣着人道主义同情的作家。
当然，斯坦贝克并非只有《愤怒的葡萄》。
《人鼠之间》中乔治和莱尼的梦想——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靠土地过活”——是加利福尼亚版本的“美国梦”的化身。然而这个梦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注定是徒劳的。莱尼最终被乔治亲手枪杀，那一声枪响，击碎的不只是一个智障巨人的生命，更是无数底层人对美好生活的全部幻想。
《珍珠》中奇诺的故事，则是另一个关于梦想与幻灭的寓言。那颗巨大的珍珠，本是奇诺改变命运的契机，最终却成了毁灭他的根源。珍珠本质上是善美的，但人的恶念泯灭了这份善美。斯坦贝克用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道出了人类贪婪本性的全部悲剧。
《伊甸之东》是他对《圣经》该隐与亚伯故事的现代重述——善与恶的搏斗，自由意志的选择。这部被许多人视为他最具雄心和匠心的作品，探讨了人类能否超越自身之恶这一终极命题。
而《烦恼的冬天》，这部他在1961年出版的小说，被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长奥特林认为是让他“重新回到社会真理诉说者的位置”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斯坦贝克“作为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完全比肩于其前辈辛克莱·刘易斯和海明威”。
从整体上看，斯坦贝克的创作呈现出一种令人动容的连贯性。无论题材如何变化，他始终关注的是那些被社会碾压的人——破产的农民、流动的劳工、被驱逐的佃户、梦想破灭的普通人。他的同情心“始终赋予被压迫者，赋予不合时宜者和不幸者”。他用一种看似朴素、实则精炼的语言，写出了这些人生活中的粗粝与尊严。
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评价斯坦贝克时曾说：“斯坦贝克从日常生活琐事和当下局势中获得灵感。他从不‘虚构’故事……”这话说得极好。斯坦贝克的不朽，正在于他始终坚持从真实的生活中汲取进取的力量。他写的从来不是凭空想象的故事，而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感的现实。
然而，也正是这种“不虚构”的特质，让他在某些学院派批评家眼中显得“不够文学”。这真是一个奇特的悖论：一个因太真实而被指责“缺乏艺术性”的作家，却写出了美国文学史上最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作品之一。有论者指出，斯坦贝克是“福克纳之后最具现实感的美国现代作家”。这个判断，我以为并不为过。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真正的文学，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精致玩物，而是大地上生长的庄稼。斯坦贝克的作品，就是这样的庄稼——它们扎根于泥土，沐浴过风雨，经历过霜冻，最终结出了沉甸甸的、喂养人类灵魂的果实。
从1994年写关于《珍珠》解析文章，到前几年疫情中通读《愤怒的葡萄》，前后将近三十年。三十年间，我从一个研究生变成了一个老作家，从延安出发，走过许多路，读过许多书，也写过许多文字。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斯坦贝克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获得了多少奖项——普利策奖也好，诺贝尔奖也罢——而在于他用文字为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立了传。他写了美国，但他写的也是全人类。他写了三十年代，但他写的也是每一个时代。
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说他的作品“表现出富于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锐的观察”。但我以为，这还远远不够。斯坦贝克的意义，远不止于“同情”和“观察”。他是一位用文学照亮时代阴影的伟大作家，是一位用文字为被压迫者发声的深刻的作家，是一位始终坚信“爱和谅解”可以拯救人类的爱心作家。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夜中，这样的作家，永远是稀缺的，永远是珍贵的。
如今，我坐在延安我的十二万卷楼的书房里，窗外是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壮阔景象。这片土地，和斯坦贝克笔下的萨利纳斯河谷、俄克拉何马平原，隔着整个太平洋。然而，当我读到乔德一家在六十六号公路上的艰难跋涉，读到奇诺将那颗象征一切欲望的珍珠奋力抛回大海，读到莱尼在最后一刻被乔治枪杀时脸上那懵懂的笑容——我分明感受到了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人类的苦难是相通的，人类的梦想是相通的，人类的尊严也是相通的。
斯坦贝克已经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了。但他留下的那些文字，那些人物，那些故事，依然活在这世上，活在每一个翻开他书页的读者心中。就像《愤怒的葡萄》结尾处那个著名的意象——罗莎夏在洪水淹没的谷仓里，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一个素不相识的饥饿男人。那是一个充满争议的结尾，有人觉得荒诞，有人觉得做作。但我以为，那正是斯坦贝克全部文学信念的凝结：在最绝望的境地里，依然存在着人类彼此救助的可能。那一点微光，足以照亮整个时代的黑暗。
这，就是斯坦贝克留给世界的遗产。这，就是他之所以不朽的全部理由。
写到这里，我抬头望向窗外。陕北的春天来得迟，但终究是要来的。斯坦贝克笔下那些愤怒的葡萄，也终将在人类的良心上，酿出永恒的酒。
2022年夏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