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 音

文/范墩子

【编者按】范墩子的《声音》是一篇极具思想深度与悲悯情怀的佳作。作者以“声音”为隐秘线索，巧妙构建了现实与文本的互文：昔日同学因暴力耳光失聪，却在无声世界里用文字捕捉到了世间最幽深、清澈的声响。文章在分享会的喧嚣与主人公内心的死寂间形成强烈张力，深刻揭示了苦难如何重塑灵魂。他将自己撕碎，把隐痛化作对死亡与存在的终极叩问。这不仅是对一位边缘作家坎坷命运的深情回望，更是对文学救赎力量的崇高致敬。结尾处“声音或许是用来听不见的”一句，如黄钟大吕，将全篇的悲剧底色升华为一种超越世俗的哲学顿悟，令人震撼且余味无穷。【编辑：纪昀清】

我在他的脸上捕捉到困乏的讯息。至少在我的印象里，没有人想过他会成为作家，那时，熟悉他的人都断定他日后会成为一名杀手。原因很简单，他总在熟人面前表露出一种语言上的暴力倾向。他说他迟早会杀了那位姓樊的数学老师，如果有可能，连同父亲生活了半辈子的矿山大院他也会亲手炸掉。说这些话时，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愤怒，仿佛有烈焰在他眼睛里跳跃，随时会猛扑过来，将我们烧成灰烬。坐在他旁边的教授正热情洋溢地评价他的新书。此时此刻，他或许还在梦里呼吸着童年的陈旧空气。

如果不是他在新书里吐露，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会知道他出生在一个废弃的地窑。地窑所在的院落，是他父母当年花了二百元从村人手里买来的。他出生前，他母亲还生过几个孩子，但都不幸夭折。他母亲悲痛欲绝，但也无可奈何，只能接受无情的命运。他父亲却坚信是家里风水出了问题，于是在他出生前一年，他父亲买来了那个破败的老宅。他就出生在老宅后院的地窑里，并活了下来。因而在他童年不甚清晰的记忆里，他记得每到大年初一，父母就带他去给卖给他家老宅的放羊老汉磕头。

教授的声音洪亮且富有感染力，在座的读者都沉浸在他的叙述里。但我却思绪跑偏，忍不住去想他出生的那孔地窑。我想象着在那秋光斑斓的傍晚，地上渐枯的野草在风里微微摇曳，他母亲躺在逼仄黑暗的地窑深处，撕心裂肺地哭喊，与此同时，他年近五旬的父亲正坐在后院满脸失落地望向即将黑暗的天空。夜晚正式拉开序幕时，他的哭声响彻院落。

星期三下午，他在微信上发来消息，邀请我参加他的新书分享会。对他突然发来的消息，我感到意外，尽管我一直有关注他的朋友圈，但毕竟自三年前在开远门地铁站附近吃过一次饭后，我们再没有见过。十七年前，从渭北中学毕业至今，对他的生活，我不甚了解，只知他曾在西安城中村写作十年，四年前，他在航天城地铁口买了一套小两室的房子，如今就住在那里。就是这些信息，也是三年前我们一起吃面时他告诉我的。

当我还时不时会给妻子讲起他学生时代的那些狠话时，他却像一股无影无踪的风完全消失在了城市洪流里，如果不是三年前在地铁上偶遇，那恐怕我们再也不会有什么交集。毫无疑问，他和同学都断了联系，数次的同学聚会，大家也都确认了这一点。今天的分享会就是最好的证明，现场的读者里，他的同学只有我。他是否只邀请了我一个同学？如果不是三年前的那次偶遇，如果不是那次留了微信，他还会想起来邀请我吗？

望着他茫然且略显疲惫的面孔，我在心中反复感叹，一个本可以成为一名职业杀手的人却成了一名作家。看来，现实总会将它荒诞而又充满戏剧性的一面展示在世人面前。他出版的第一本书是短篇小说集《漂泊城中村十年悲伤故事集》，他当然不知道我网购了一本，并且一一读完。阅读它只是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试图在他的小说里重新发现中学时代的暴力倾向。可小说集里，他根本没有提那位姓樊的数学老师和他父亲生活了半辈子的矿山大院，我翻了数遍，都没有找见任何蛛丝马迹。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在那个溽热的夏日，樊姓数学老师的两个耳光，让世上的声音从他的耳旁绕开了。

起初，他只觉得耳朵里有无数的声音在嘶吼。就是坐在教室，他也觉得有许多的蝉在他耳朵里扯开了嗓子叫，他紧紧地捂住耳朵，好赶走那些讨厌的鸣蝉，但它们就是不飞走。他并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也没有敢告诉父母。直到半个月后，他才意识到并非是他的耳朵里钻进了一群吵闹的鸣蝉，而是他的听力出现了问题。某个清晨，当沉重的梦境从他眼前走远，他看见母亲正站在他面前朝他说什么，两只麻雀站在窗台上，它们一定在啁啾，但他什么也听不见。他惊得一骨碌坐起，满头大汗，那瞬间，他有种不幸而又强烈的预感：他已经失去了听力。他绝望地看向母亲，眼泪奔涌而出。

那个夏季，对他们一家人而言，变得格外沉重而又漫长。当得知他的学生因自己的两个耳光而失去听力后，樊姓数学老师一夜之间从学校消失了。在那个偏僻而又闭塞的乡村，他和父母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就像多年前，他和父母不得不接受他姐姐的意外离世一样。他永远也无法忘记姐姐因参加长跑而倒在矿山大院的情景。也就是在那个时期，每当我们逃学而踏上原野，落日悬在树梢，燃起熊熊火焰，许多鸣蝉在霞光里相继死去，他就会说他有朝一日会杀了那位姓樊的数学老师，并亲手炸掉父亲生活了半辈子的矿山大院。他语气决绝，现场无人发笑。因为我们都相信他必定会这样做。

美女主持人接过话筒，总结了教授的发言。教授以沈从文、贾平凹和杨争光为参照，从多个维度论证了他的故乡书写。他朝教授露出干涩而又短暂的笑容，但很快笑容就从脸上消失了。他微微低头，观望起面前的茶杯，细小的眼缝里涌出深不见底的忧郁。我忍不住去回想他失聪不久后的举动，往事历历在目，甚至在某个瞬间，我无法将面前的作家和记忆中的他对应起来。当年他身上的暴戾、愤怒和焦躁，似乎已消失殆尽。

主持人将话筒交给了另一位嘉宾：青年作家范陶臻。同教授严谨而又缜密的发言相比，他的发言直击心灵。他说从短篇小说集《漂泊城中村十年悲伤故事集》开始，作者就力图以缜密而又幽深的叙述，清晰呈现涌动在时代背后的暗流；如果说作者在短篇小说集里，还相对保持一种内敛且又含蓄的书写，那在这本新书里，作者则毫无保留地撕碎了灵魂，将少年时代和学生时期的屈辱和不堪一一吐露。讲到这里，青年作家沉默了片刻。接着，他补充说，在到处都是虚情假意且又软弱无力的写作环境下，作者却敢于放自己灵魂的血，把隐痛之处呈给读者看。这难道不需要一种伟大的现实勇气吗？

青年作家的反问，让整个现场陷入死亡般的静默里，显然他击中了众人敏感而又脆弱的心。想来此时此刻，因青年作家的解读，大家都对失聪的他充满敬意和同情。他却依然是刚才那副表情。他当然没有听见嘉宾说了什么，从读者的表情里，他肯定也没有感受到那种复杂而又焦灼的气氛。但我觉得，他厌恶同情。他可以自我同情，但不需要他人的同情。

新书是他的首部散文集。翻阅时，我才知他双亲已于十年前相继离世。他从来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们这些同学和发小。能想到，他独自吞咽了所有的悲痛。他给父母和早年亡故的姐姐写了多篇怀念文章，其中有一篇写给母亲的短文，那时，他在外打拼已有七年，他母亲也在世。他写到五一放假却因车费太贵而不能回家，写到自己有多想念母亲。看到文末的二〇〇八年，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他在短篇小说集里写过的某些细节。如果那些故事都是他依照真实经历写成的，那我不妨将它们联系起来，来还原出一个隐藏在语言背后的真实的他。我自然知晓小说需要虚构，但我坚信他在写他的经历。

欧亚学院毕业后，他和同学临时合租在北山门村。因听力问题，很长时间内，他找不到工作。于是，他没日没夜地在网站上连载起小说来，一年后，他认识了不少网友，其中有一位和他同时在某家网站上连载小说，署名李鱼。他们私下见了一面，很投缘，李鱼三十多岁，是《西安广播电视报》的北郊发行站站长。不得不说，李鱼心肠好，了解他的情况后，二话没说，当下就让他到发行站上班。他搬到了龙首村。人生地不熟，加上每日要送数百份报纸，他天天清早出门，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城北的大街小巷。那是他的第一份工作，虽挣得很少，但他乐在其中。他时常也会住在朋友所在的瓦胡同村，空闲时他就躲在那里写小说。他写到他的屁股上每天都挂着三把钥匙，却没有一处地方真正属于他。他在小说里用了一个成语：狡兔三窟。

再后来，见他生活上捉襟见肘，李鱼便又给他联系了《阳光报》的送报工作。一份兼职，负责给张家堡一带送报。为送报方便，他退了龙首村的房子，又住进了池底东村。他变得更忙了。但他相信只要自己勤快点，就一定能在西安过上好日子。他父亲就是以这样的信念，在煤矿上干了一辈子。每当他感到迷茫时，他的面前就会闪现父亲苍老的背影。他不能辜负了父亲的期待，更不能辜负李鱼这位恩人。然而很快就有人接替了李鱼的工作。

月底时，新站长让他到总站领工资。去了后，他才知道他的工资由基本工资、工龄工资和投递工资构成。可一年来，他在李鱼跟前只领了投递工资。他傻眼了，头晕目眩。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对这个表面上热情无比、豪爽仗义的李哥在心中打上了一个深深的问号。这是他写的原话。

从二〇〇五年至二〇〇八年，三年期间，他先后在西安十一个城中村居住过。除了前面提到的北山门村、龙首村、瓦胡同村和池底东村以外，还包括郭家庙、大白杨村、鱼化寨、吉祥村、西查寨、李家村和金滹沱村。这其中，有的村庄如今早已拆迁，只留下了一个名字。十一篇小说依托十一个村庄，彼此独立，又彼此映照，构成了他那些年艰辛劳累的生活。

每个人的耳朵都是有颜色的，而我的耳朵却是透明的。瓦胡同村里，每天都挤满了人，放眼看去，似乎每个人都在说话，都在讲述着自己疲惫不堪的睡梦。幸运的是，我的耳朵在初二那年就远走高飞了。用不着去听那些从污水里冒出来的声音。我最感兴趣的事情是等待清晨的第一束阳光照进瓦胡同村的巷道，我会捡起那些被时光雕刻过的法桐叶，装进衣袋。我想象自己曾经也是一片树叶，在风里迷路，最终旋转着掉入漆黑的下水道里。

——《瓦胡同非典型叙事》

我打算把一只蚂蚁的感觉写进小说里。那天，从大白杨村一出来，我遇见了一只正在树下打盹的蚂蚁。我停好自行车，蹲下身，和它说起了话。被我吵醒后，它骂骂咧咧了一阵后，朝一旁走去了。但我又把它捉了回来。这时，我突然有了一个妙不可言的想法。我从包里拿出一份当日的报纸，展开平铺在地上，接着，我把它放在了报纸中央。让它阅读一遍这些乏味无趣的新闻吧，让它在密密麻麻的文字里怒火中烧吧。我想窥视它的内心。

——《大白杨啊大白杨》

她倒在那块空地的时候，煤灰尚未飘远。十岁那年，我并不理解死亡意味着什么，直到后来，当愈来愈多的孤独如影相随，我才明白死亡就是另一种失聪。今夜，在金滹沱村，我将虚构一个从未谋面的姐姐，让她永远停留在我的世界。姐姐亡故于她的十六岁，而我失聪于我的十五岁。三年前的年关，风雪弥漫，当我送报经过金滹沱村时，突然想到是姐姐带走了我的听力。她需要用我的耳朵和家人联系，和那块古老而又贫瘠的土地联系。世上的声音都被我的耳朵传送给了她。想到这里，我原谅了我的耳朵。

——《告别金滹沱》

时间刚过五点，按照计划，分享会将准时在五点半结束。还剩下两个重要环节：现场提问和签名售书。主持人看了一眼青年作家，但青年作家并没有放下话筒，而是继续以严肃的语气评价起他和他的作品。他认为老天虽无情地没收了他的听力，可对一名有伟大抱负的作家而言，这或许是一件幸事。谁也不能确定老天是否在考验他，如果他能将苦难揉进语言深处，那他必将成为杰出的作家。话说回来，世界那么浮躁，那么嘈杂，真的就需要我们去听吗？正因为他听不见，他的灵魂才那么纯洁，语言才那么清澈。或许他还在以十五岁前的目光观望世界，那毕竟是他听到的全部声音。说完这些话，青年作家才将话筒递给了主持人。教授早在五分钟前就已经离开了。

我有点吃惊他在小说里清晰而又透彻地描写了他不幸的婚姻，那篇小说有一万多字，是小说集里的最后一篇，题目叫《我将收集郭家庙所有废弃的红色烟囱》。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前十篇小说充满了幻想色彩，意识绵密，叙述奇崛，风格统一，且都展现了他对声音的独特敏感。

他独自行走在无声的世界，可当他写到声音时，却比任何人都能感受到声音的幽深和魅力。他形容风声是从月色下的草地上走过的白马，时缓时急，蹄声宛如从天而降的音符被夜晚藏在露水里；形容城中村巷道的声音如同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在忙着开会；形容电风扇的声音是被太阳点燃的灰尘在屋顶起起伏伏；形容渭河涛声是着急赶回南方的候鸟，因为飞得太急，连尚未做完的梦都遗落在了秦岭；形容婴儿的哭声是夏日的青虫在啃食菜叶，从早到晚，不歇不停。在那十篇小说里，他显然要把声音留在纸上。

你每翻一页，就能看到无数的音符在纸上跳舞，那美妙的旋律让你如痴如醉，欲罢不能。唯独这篇写婚姻的小说，没有一句写到声音，整篇小说平铺直叙，不加修饰，不绕弯子，只是在老老实实地讲故事。

他和申慧认识于网上的一次文学沙龙活动，他对她文字的点评引起了她的关注。他们开始在 QQ 上交往起来。有时，他们会聊到很晚，话题大多集中在文学和彼此的生活上。他记得很清楚，二〇〇七年的隆冬，大雪几乎连着下了一个星期，气温骤降，道路湿滑，但他每日依然坚持送完报纸。那个中午，他推着自行车在结冰的路面上艰难地行走，情绪低落，双腿沉重，他并不惧怕寒冷，但却惧怕过年回家。再过四天就将迎来春节。

他收到了申慧发来的短信：“我刚到西安，现在就在火车站门口，可以见一面吗？ ”望着这句话，他既惊喜，又忐忑，心情万分复杂。四个月前，他刚被上一位女友甩掉。他赶到火车站时是下午两点，见她穿得单薄，他陪她买了件棉衣，又陪她在钟楼和南门逛了逛，回到郭家庙的出租屋时已是深夜十一点。他们几乎聊到天亮。一连几日，他们形影不离，仿佛热恋已久。她陪着他一起去送报，三十下午，她跟他一同回了老家彬州过年。于他而言，那个春节显得有点虚张声势，家人和村人都说他把媳妇领回来了，都替他高兴。可只有他自己能感受到体内的隐痛。她身高一米七，比他高出半头，且又是城里人，他无法想象他们的婚姻。没有人能觉察他内心的不安。

申慧的家在长沙，十八岁前，她没有离开过长沙。春节一过，她提出了回长沙的想法，他也得去。一想到要见她的家人，他的心就狂跳不已。他并非激动，而是恐惧。以前他总盼着结婚，盼着能有一位喜爱文学的女人陪他度过一生，可当这一切看起来都在步入正轨时，他却彷徨不定，心神不宁。他是身上住着十一个城中村的人，而她却希望他能离开西安，跟她去别的城市。在他的坚持下，她最终没有带他回长沙，而是一起去了重庆。

尽管相识不久，但他们已经建立了某种默契。在申慧的介绍下，从正月初十开始，他们开始在她原先工作的物流图书公司上班。工作任务是将公司打印的书单按照清样里的图书名称、出版社、数量分门别类地打包装车。这活听着简单，可干起来并不比他在西安送报轻松。两月后，申慧突然告诉他，说她已将他们同居的事情告诉了她父母，她父母希望他们能尽快回一趟长沙。他的心再次胆怯起来。他们甚至连回长沙的钱都不够。他不得不给父亲打去电话，次日一早，父亲就坐车去县城给他汇来了一千元。用那些钱给申慧家人准备礼物时，他的心在滴血。前三年，就是再苦再累，处境再糟糕，他也从未向在煤矿工作的父亲张口要过一分钱。可当他们准备要去长沙时，申慧突然病倒了。那月中旬，她做了口腔手术。她父母也来了重庆。

那次手术，花了一大笔钱，她父母不得不卖掉长沙的一套房子。术后，在了解了他的听力障碍和详细的家庭情况后，她父母冷冰冰地建议他回西安。显而易见，他们永远也不会将女儿嫁给他这个聋子。他虽听不见，但心里比谁都明白他们的真实意思。他永远也忘不了二〇〇八年五月三十日，也就是汶川地震后的第十八天，他踏上了回西安的火车。火车鸣笛响起后，他嚎啕大哭。他在小说里如是写着：“我为爱而来，爱绝而去。”

回到西安，就回到了熟悉的城中村。这次他住进了吉祥村。在旧友的介绍下，他开始在《三秦都市报》雁塔发行站工作。还是熟悉的送报工作。在这个时期，他比以往都更加卖命地工作，空闲时间，他就疯狂地写小说，竭力忘掉那些不快的记忆。自重庆回来，他便断了结婚的念头。他尝试让自己去接受孤独终老的人生。他说孤独或许才是耳朵的归宿。

他躺在喧嚣的夜晚，星辰正在熊熊燃烧，夜空的暗云如同衰败的枯草随风摇曳。他还会想起一九九六年的夏日，父亲推着轮胎被扎破的自行车走在盘山公路上，被风刮起的黄土扑在他的脸上。有一瞬间，他觉得他和父亲将走到天上去。至少头顶的云团会接走他们。父亲肯定没有留意到有只顽皮的小鸟在他身旁盘旋，当父亲拐过前面的弯路时，它跳进了草丛。这个情景常常会在夜晚跳出来，击中他脆弱的心。他感觉自己失去重量，在快要跌入悬崖时，又朝远处飞走了。在他觉得几乎快要忘记申慧时，她却于八月上旬再次出现在他的世界。这次来，她没有打算再回重庆。她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跟他结婚。他没有去想背后的原因，只是觉得这或许就是生活的面目。

主持人说如果要向作家提问，可以将问题写在纸上。三分钟后，有一位不起眼的中年女性递上了一张纸条。主持人浏览了一眼后，递给了他。主持人向众人复述了纸条上的问题： “ 写作对你有什么意义？ ”

“另外一个世界，你们相信吗？没有人愿意一生都深陷泥沼，我们总会渴望那个世界。写作将我们带去，写作实现时空转移。失去听力后的几年，我以为只有死亡才能穿透现实，但后来，当我读了托马斯・曼的《魔山》，当我开始写作，我才逐渐意识到，死亡并非唯一的途径。但我们永远不能失去对死亡的想象。死亡是开始，而非消失。这个道理，是我从母亲身上得来的。母亲生了七个孩子，五个都夭折了。加上双亲的离世，她一生经历了七次重大死亡。但她始终认为他们只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这难道不是写作的意义吗？或许也可以回答，我在用写作为母亲回答死亡的意义。 ”他一放下话筒，全场便响起热烈的掌声。现场安静后，主持人说还有一次提问的机会。她刚说完，一位学生模样的女生递上了一张纸条。她再次向众人复述了纸条上的内容：“你从未想过放弃写作吗？我写过几篇小说，但总是感到失败。 ”

所有人屏气凝神，等待他的回答。“写作是痛苦的艺术，但隐藏在痛苦深处的欢乐，只有自己可以体悟。至于你所说的失败，我并不觉得托马斯・曼写完《魔山》后认为它成功。之所以谈到《魔山》，是因为那是我最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我的小说集《漂泊城中村十年悲伤故事集》出版以后，我就没有重读过，我也担心被失败的情绪伤害到。小说的形式是虚构，但本质是悲剧，是痛苦，是死亡，是消失，是毁灭。我只能说这些。 ”我不能确定是否理解了他的意思，但我为他深刻的表达感到震惊。他是真正的作家，这是我的直觉。想到同学聚会时总会聊到诸如房价等庸俗的话题，我万分羞愧。我大概理解了他为何要疏离我们。我们深陷生活泥沼，而他已发现新的世界。

二〇〇九年正月初六，他和申慧在老家彬州完婚。她的父母没有在婚礼上现身。当晚，当亲朋好友纷纷离去，他醉醺醺地回到婚房时，申慧却在一张白纸上写了两个字：离婚。并言明会分文不少地将彩礼退给他们家。他有如五雷轰顶，顿时瘫软在地。他崩溃了。他想哭，却哭不出来，他想喊，却担心让隔壁的父母受惊。那一刻，他绝望至极，恨透了命运。他说那个夜晚他每隔一小时就死去一次。他还说所有的死亡都是身体对灵魂的一次跪拜。我猜想他写到这里时，一定是心乱如麻，无法冷静去面对。因为小说写到这里就结束了。毫无预兆，仓仓促促，突然就停止了，结束了。

他痛得写不下去了吗？还是在以这种结构映射多舛的人生？读到此处，我着实迷惑，无法理解他的用意。他在小说里什么也没有交代，单从所写内容来看，我想也无人能理解他妻子为何要在新婚之夜提出离婚。相比别的小说，这篇小说缺乏细节，极不完整。但我相信他是在写他真实的婚姻，或许生活的真相就是如此，毫无逻辑，毫无理性，毫无道理。

我当然无意要比较小说与生活的区别，只是对后来的事情充满好奇。便在网上乱搜和他相关的文章，果然在一篇题为《刀锋人生》的评论里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婚后不久，他们有了孩子，孩子由他父母在老家带，可谁也没有想到，孩子竟得了一种先天性疾病，后来不久，在老家夭折。谁也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很快，申慧以蓄意谋杀孩子为由，将他的双亲告上法庭。在经历了诸多波折和巨大的悲痛后，他们毅然选择了离婚。文章的作者是柴坪。柴坪是谁，和他什么关系，我在网上也没有查到任何资料。

我叙述的这些信息，足以勾勒他的过往吗？足以勾勒他的面孔吗？他现在就坐在台前给读者签名，我无法看清他的脸。隐藏在他脸上的难言之痛，婚姻里那些无法愈合的伤口，似乎也转瞬即逝，从他面前消逝了。但我刚才明明观察过他的脸，且明明跟他一起长大，一同度过了学生时代，可现在，我竟无法想起他的脸。他坐在我的面前，我们却如此遥远。

签名时，许多读者在对他说话。他始终面露微笑，笑容是那般清澈。想到多年前，送报途中，因为听不见，他数次与车辆擦身而过。我在想，声音是用来听见的吗？此时此刻，声音或许是用来听不见的。

（此文原载2026年6月《渭水》创刊号杂志） 

【作者简介】范墩子，1992 年生于陕西永寿，现为西安市文学艺术创作研究室专业作家。在《人民文学》《花城》《天涯》《江南》《山花》《清明》《青年作家》等期刊发表大量作品，已出版《抒情时代》《虎面》《我从未见过麻雀》《去贝加尔》《小说便条》等。 曾获首届陕西青年文学奖、第十六届《滇池》文学奖最佳小说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