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艾略特：以钻石之锋利切入时代意识的
诗 史 巨 擘
张兴源
一
写下这个题目，心头便涌起一股久违的激荡。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读到艾略特的诗——那时节，中国的空气里飘浮着解冻的气息，文学青年们像饥饿的人扑向面包一样扑向外国的现代派作品。我至今记得那个黄昏，在志丹老家的窑洞里，就着一盏昏黄的台灯，翻开那本薄薄的诗集。我读到了《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读到了《荒原》。那些支离破碎的意象，那些仿佛从天外掷来的典故，那些在理性与疯狂之间走钢丝的诗行——我竟然一读就“懂”了。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懂”，而是一种心灵深处的应和，一种仿佛前世就已“相识”的熟悉。读过之后，我当即就能朗读，就能背诵，就能长久地记忆。那是一种比热恋更热烈的喜爱——热恋中的人还要患得患失，而对艾略特，我只有一种“相见恨晚”的狂喜。
许多年以后，当全人类都困于疫情期间，整个世界被按下了暂停键。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重读了艾略特的几乎全部诗作和论文。这一次阅读，与其说是重读，不如说是一场漫长的、持续数月的精神朝圣。从《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到《荒原》，从《空心人》到《灰星期三》，再到那部为他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四个四重奏》——逐行逐句，反复咀嚼。那种阅读感受，我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审美的强刺激。不是温柔的抚摸，是电击；不是缓缓的浸润，是洪水的冲刷。
二
要谈论艾略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们得先弄清楚：二十世纪英美文学的天空究竟有多灿烂？有论者做过这样的比喻：如果说二十世纪英美文学的天空星光灿烂，那么，T.S.艾略特是其中最熣灿的一颗星星；如果说二十世纪英美文学是连绵起伏的一片高原，那么，艾略特就可以称得上高原上屈指可数的高峰。这并非溢美之词。一位诗人能有十年影响力已是佼佼者，而艾略特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名于欧洲，其强劲影响力持续到七十年代，达半个世纪之久。有研究他的人干脆将书名定为《艾略特和他的时代》——因为研究者认为，艾略特影响了一个时代。
他是美国人，却入了英国籍；他是诗人，却也是文学批评的开山大师；他是现代主义的旗手，却自称为“古典主义者”——“文学上是古典主义者，政治上是保王派，宗教上是英国天主教徒”。这些看似矛盾的身份，在他身上却奇迹般地融为一体。英国学者彼得·阿克罗伊德在为艾略特撰写的传记中这样评价：“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普通人，他的天才都在于他有把他个性中的破坏性倾向塑造成大于他自己的东西，从而抵抗它们的能力。他的著作是一种濒临死亡的文化璀璨巅峰的代表。”
西方著名文论家和文学批评家韦勒克在其巨作《现代文学批评史》中论述艾略特时写道：“T.S.艾略特是英语世界二十世纪迄今最重要的批评家。他显而易见地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的文学趣味。”而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则说得更为诗意：“在艾略特的诗歌和散文中有一种很特殊的声音，这种声音使我们这个时代不得不加以重视，这是以一种钻石般的锋利切入我们这代人的意识的能力。”
“钻石般的锋利”——这真是一个精准的判断。艾略特的诗，正如钻石，每一个切面都折射着不同时代的光。他写的是二十世纪的荒原，笔下却回荡着但丁的《神曲》、古希腊的悲剧、印度的《薄伽梵歌》、玄学派诗人的奇喻。他的“历史意识”理论认为，诗人必须意识到整个欧洲文学从荷马以来的完整体系，每一部新作品都既改变着传统，也被传统所改变。
三
如果说艾略特的诗歌是英美文学中的钻石，那么，他的文学批评就是打磨钻石的工具。
1917年发表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是英美文学新批评派的开山之作。在这篇影响深远的论文中，艾略特对长期以来统治西方诗坛的浪漫主义发起了一场大张旗鼓的宣战。浪漫主义者强调诗人的独创性，认为诗歌是诗人个性的表现。艾略特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提出了著名的“非个性化”理论：“诗歌不是情感的释放，而是对情感的逃避；它不是对个性的表达，而是对个性的逃避。”
这个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在我们的创造需要萌发出个性的创造之光、极力摆脱先辈影响的焦虑和阴影时，艾略特却主张隐藏自己的个性。但细读之下，你会发现这并非保守主义的倒退，而是一种更高远的视野。艾略特认为，传统不是盲目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而是具有更广泛意义的东西——它含有历史的意识，不是继承得到的，如要得到它，必须用很大的劳力。
他还提出了“客观对应物”的创作方法——通过某一客观的情景、事件、物体来唤起特定的情感，以不同的意象、典故、引语、传说为载体，搭配成一幅幅图案，来间接表达诗人的情感情绪和意念。在《荒原》中，艾略特成功地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生命、性欲、爱情、生育等意象纷至沓来，充满着情绪的反抗与混乱。
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启发了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米歇尔·福柯的“什么是作者”等理论。他不但以其卓越的文本，也以其缜密细致的诗歌批评，使现代主义诗歌理论达到了系统化和本体化的新高度。
四
现在，让我们直接走进艾略特的诗歌世界。
《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5）是他的成名作。诗中的主人公普鲁弗洛克是一个犹豫不决、自我怀疑的中年男人，在去参加一个下午茶会的路上，内心充满了矛盾与焦虑。那些著名的诗句——“我用咖啡匙量出了我的生命”——至今读来仍然令人心惊。这是一种全新的诗歌语言，它抛弃了浪漫主义的抒情，代之以一种冷静的、近乎神经质的自我剖析。
真正让艾略特赢得国际声誉的，是他发表于1922年的那首令西方文学界集体震惊并且慌乱的《荒原》。这首诗被评论界视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诗作，至今仍被认为是英美现代诗歌的里程碑。它像一颗炸弹投在了西方文坛。与艾略特同辈的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自传中谈及《荒原》的影响时说：“突然间，《日晷》带来了《荒原》，我们所有的欢乐都结束了。就像一颗原子弹投了下来……”
《荒原》是一首关于破碎、荒芜、精神死亡的现代史诗。全诗由五个章节组成，从“死者葬仪”到“雷霆的话”，艾略特用大量的典故、引语、多种语言的片断，拼贴出一个战后欧洲的精神图景。英国批评家皮特·琼斯说：“毫无疑问，艾略特的杰作《荒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读法，既可以当作一首追求的诗，也可当作一部社会记录，一次在微弱希望光照下对无望枯竭的生动召唤，一次对于心灵深处景象的探索，一种思想。”
哈罗德·布鲁姆——那位将艾略特排除在《西方正典》之外的著名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荒原》无疑是二十世纪用英语写出的最有影响力的诗。”
从《荒原》到《空心人》（1925），再到《灰星期三》（1930），艾略特的诗歌逐渐从对现代文明的绝望批判，转向对宗教信仰的探索。而这一探索的巅峰之作，便是他1943年出版的《四个四重奏》。
《四个四重奏》由四首长诗组成——《燃毁的诺顿》《东库克》《干塞尔维其斯》和《小吉丁》，每首诗又分为五个部分。艾略特借用“四重奏”这一音乐学概念，将诗与乐完美结合。在这部作品中，时间是最为核心的主题，围绕时间的是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要素——过去与未来，生命与战争，肉体与灵魂，开始与结束。艾略特通过哲学与宗教相融合的阐释力量和拯救力量，将它们熔炼，提取出战争年代文明的芜杂矿石中的贵重金属。
1948年，艾略特因《四个四重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标志着世界文学对现代主义的接受与认可，亦肯定了艾略特在整个二十世纪英美现代派文学中的旗手地位。
五
重读艾略特，我常常想起陕北高原的冬天。那种苍茫、辽阔、万物凋零之后裸露出的地表的骨骼——这与艾略特笔下的“荒原”竟有某种精神上的对应。当然，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一个是地理的荒原，一个是心灵的荒原。但人类精神的困顿与求索，在本质上并无东西之分、古今之别。
艾略特的诗歌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打动我们，是因为他写出了现代人共同的困境——那种在物质丰裕中精神枯竭的荒凉感，那种在信息爆炸中意义丧失的虚无感，那种在喧嚣热闹中深入骨髓的孤独感。他用晦涩的诗句，说出了我们说不出的疼痛。
然而艾略特并非止步于绝望。《四个四重奏》的结尾，他写下了这样著名的诗句：“我们探索的终点／将到达我们出发的地方／并第一次真正认识这个地方。”这是一种循环的、螺旋上升的智慧——漂泊之后回归，迷失之后的找到，死亡之后的复活。从《荒原》的绝望到《四个四重奏》的救赎，艾略特完成了一个诗人最艰难的旅程：不是从黑暗走向光明，而是在黑暗中辨认出光明的可能性。
六
在结束这篇长文之际，我想起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过的一段话：“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艾略特本人，正是那个改变了整个文学秩序的人。
他改变了我们阅读诗歌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理解传统的方式，改变了我们思考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方式。他的“非个性化”理论、“客观对应物”理论、“历史意识”理论，至今仍然是文学批评和诗歌创作中无法绕过的坐标。他影响了从新批评到后结构主义的整个批评谱系。正如有论者所言，哪怕是在反现代主义文学的后现代主义文学中，艾略特也是最权威、重要的对话者。
当然，艾略特并非没有争议。哈罗德·布鲁姆将他排除在《西方正典》之外；据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调查，以艾略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著作比例在逐年下降。但这恰恰证明了他依然是一个“活着的”存在——真正伟大的作家，从来不是供人膜拜的冰冷雕像，而是永远处于争论中心的思想活火。
写到此处，窗外已是深夜。延安的夜空清澈而高远，星星像艾略特诗中的意象一样疏疏朗朗地散布着。我想起那位从圣路易斯走到伦敦、从哈佛走向诺贝尔奖台的诗人，想起他在《四个四重奏》中写下的句子：
“玫瑰飘香处／我们听到的／唯有寂静。”
寂静之中，有雷鸣。
2022年春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