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冰山与火焰：重读海明威
张兴源
疫情三年，世界被迫按下了某种奇怪的暂停键。延河两岸本该是人来人往、车流如注的时节，却只剩下偶尔几声鸟鸣，衬得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小城愈发空寂。我这个人向来喜静，倒也没觉得日子难熬——我的“十二万卷楼”里那几万册藏书，足够我读上好几辈子。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季节，我从书架上抽出了海明威。准确地说，是抽出了他的几乎全部中长篇小说，一本一本地读，有的重读，有的初读。这一读，便是几个月的光景。
读完之后，我得说一句实话：海明威给人带来的阅读感受，是可以而且只能用“令人震惊”来形容的。
这话说出来，也许有人会觉得夸张。海明威嘛，美国作家，诺贝尔奖得主，“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冰山原则”的创立者——这些标签我们早就耳熟能详，有什么可“震惊”的？然而，当一个作家在“耳顺之年”以后，在一种近乎与世隔绝的寂静中，将一个作家的几乎全部重要作品从头到尾地、一字一句地读下来，那种感受是任何二手介绍都无法替代的。那不是知识的累积，而是一种灵魂的撞击与重塑。
一
先说说他的语言。
海明威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最大的就是语言。这几乎是所有评论家的共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在给他的颁奖词中，称赞他“精通现代叙事艺术”，并肯定他对“当代文体风格之影响”。瑞典文学院说他“在文学风格上自成一家”。这些话说得堂皇，却也说得含蓄。他们没有告诉你的是，海明威到底做了什么。
他做了一件极其简单又极其艰难的事：他砍掉了文学作品中那些“漂亮”的冗词赘语。像一位不知疲倦的伐木工，他手拿板斧，将欧美文学传统中那些缠绕不休的修饰、那些叠床架屋的从句、那些虚张声势的形容词，一斧一斧地劈将下去，直到露出文字最本真的骨骼。他尊奉美国建筑师罗德维希的名言——“越少，就越多”——使作品趋于精练，使每一个词都不得不承担起它全部的重量。
美国评论界有这样一种说法：海明威投在文学语言上的阴影，其巨大，可谓无与伦比。他的独特的文体风格“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影响了不止一代文风。他是继马克·吐温之后对美国文学语言影响最大的作家。这话不假。你读一读海明威之前的美国小说，再读一读海明威之后的——那中间的差别，就像一条淤塞的河道被突然疏浚，水流一下子畅快起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美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向，海明威是用他的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有传说海明威写作时是“站着写”的（站着写容易累，所以不写长句，不写太长的作品），这可从一个侧面，印证他的语言的极度凝炼与精道。
然而，如果仅仅把海明威理解为一位文体革新者，那又把他看小了。
他的简约从来不是贫乏。他在《午后之死》中提出了那个著名的“冰山原则”：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一个作家如果对自己所写的东西心里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露出水面的是文字，深藏海里的是情感与思想。形象越集中越鲜明，感情就越深厚越有力。这便是显与隐、实与虚、言与思的辩证法。那些被省略的八分之七，恰恰是海明威最着力经营的部分。他的“电报式”句子如同冰山露出水面的尖顶，简洁到近乎冷酷，但水面之下，是一座沉默的、巨大的、缓缓移动的冰体。
读《老人与海》的时候，这种感受尤为强烈。这部中篇小说本可以写成一千多页那么长——村庄里的每个人物，他们怎样谋生，怎样出生，怎样受教育——但海明威全部删去了。他只写老人在海上的三天三夜。然而就是在这三天三夜里，我们读到了一个老人的一生，读到了人类与命运搏斗的全部悲壮，读到了“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的不朽箴言。这就是冰山的力量。
评论家卡洛斯·贝克尔说，从来没有哪个作家像海明威那样强烈地主张、勇敢地捍卫、持之以恒地践行。我深以为然。
二
再来说说他笔下的人。
海明威一生阅历丰富、经历传奇。他十九岁主动参加一战，在意大利前线身负重伤；他做过记者，去过非洲狩猎，在西班牙报道内战，在古巴的海上追捕大马林鱼。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部冒险小说。但他真正的成就，是将这种经历转化为一种文学的精神气质。
他笔下的人物，从《太阳照常升起》中迷惘的杰克·巴恩斯，到《永别了，武器》中那个从战争中逃亡的弗雷德里克·亨利，到《丧钟为谁而鸣》中炸桥的罗伯特·乔丹，再到《老人与海》中与大鱼搏斗的圣地亚哥——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在一种极端的情境中，用行动来定义自己是谁。
海明威因此被人们冠名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迷惘的一代”这个说法，出自他的朋友、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之口。但细读海明威的作品，你会发现，“迷惘”只是表象，“寻求”才是内核。他的人物确实是迷惘的——战争的创伤、传统价值的崩塌、现代社会的异化，让他们无所适从。但他们并没有停留在迷惘之中。他们在斗牛场上、在战场上、在海上，用行动去寻找一种可以称之为“准则”的东西。
评论界将海明威笔下的人物称之为“准则英雄”。这个说法比“硬汉”要准确得多。“硬汉”强调的是身体的强悍，而“准则英雄”强调的是精神的尊严——一种在极端压力下仍然保持的、属于人的尊严。他的人物往往在行动与思考之间徘徊，最终选择用行动来回应命运的挑战。圣地亚哥出海八十四天一无所获，第八十五天终于钓上一条比船还长的马林鱼，却又被鲨鱼啃得只剩下骨架。在物质的层面，他彻底失败了。然而海明威却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精神可能达到的高度——一种通过失败而非胜利来证明的尊严。
为什么《老人与海》能让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部小说中有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精神——这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最缺失的东西。《老人与海》就是一个寓言，寄予了作家对人类的精神祝愿。
两次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打得粉碎，传统的宗教、道德、价值体系全都摇摇欲坠。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在这个意义上，《太阳照常升起》中那些在巴黎和西班牙之间流浪的青年，《永别了，武器》中那个逃离战争又失去爱人的亨利，《丧钟为谁而鸣》中那个明知任务有误却仍然坚守岗位的乔丹——他们都是同一个人，都是海明威自己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投影，也都是二十世纪现代人在不同处境中的写照。
而海明威给出的回答是：即使一切都在崩塌，你仍然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崩塌。你可以像圣地亚哥那样，拖着巨大的鱼骨架回到港湾，然后在梦中继续梦见狮子。
三
然而，海明威的文学成就远不止于文体革命和英雄主题。如果以更长的时间尺度来审视，我们会发现，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比我们通常以为的还要重要。
首先，他是美国文学独立性格的塑造者之一。在美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海明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他之前，美国文学多少还带有欧洲文学的影子——亨利·詹姆斯长期侨居欧洲，意象派诗歌从法国象征主义汲取养分。而海明威，这个来自芝加哥郊区橡园镇的美国人，用一种全新的、不属于任何欧洲传统的声音说话。他的语言是美国的——简洁、直接、实用，像一把没有装饰的猎刀。他的题材是美国的——或者说，是一个美国人在世界各地的冒险。他让世界看到，美国文学不仅有自己独特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可以响彻全球。
其次，他是现代主义文学从精英走向大众的桥梁。与他同时代的现代主义大师——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他们的作品往往艰深晦涩，需要读者具备相当的文学素养才能进入。海明威不同。他的句子短得连小学生都能读懂，他的故事直白得像是新闻报道。然而在这表面的平易之下，隐藏着极其复杂的艺术匠心。他让普通读者也能感受到现代主义文学的魅力，而不必先读上三年的文学理论。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海明威仍然是世界上被阅读最多的美国作家之一。
当然，海明威并非没有争议。有评论家指出，海明威的男性书写并非简单的男性主义想象，而是伴随着持续的主体焦虑。他对女性角色的处理，也一直是一个引发讨论的话题。还有人认为，他的“冰山原则”最适于表现个人主义英雄的个人感受，一旦想突破这个范围去进行更广泛的社会描写，便有些束手束脚。这些批评都有其道理。一个伟大的作家从来不是完美无缺的，恰恰是他的局限性与他的伟大性共同构成了他的独特面目。
福克纳在一次演讲中谈及最优秀的五位作家，把自己排在第二，把海明威排在第四。福克纳的理由是海明威“没勇气”。这话当然有失公允——一个十九岁就主动上战场、一辈子都在与死亡打交道的人，怎么会没有勇气？但福克纳的话也提醒我们注意一个问题：海明威的“勇气”，是一种什么样的勇气？它不是福克纳那种在文字密林中披荆斩棘的勇气，而是一种在极简中追求极致的勇气，一种在沉默中表达一切的勇气。两种勇气，各有各的艰难。
有学者指出，海明威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如此大的影响，除了他在叙事语言与文学形式革新上的贡献之外，还与他本人及出版公司有意识地打造“海明威”这一公共文化形象息息相关。他将自己的传奇生活融入故事，塑造出了一系列经典人物。他是“被观看的作家”。这话说得犀利，却也道出了一个事实：海明威不仅是一个写作者，他还是自己作品最称职的推销员。他明白，在20世纪的大众传媒时代，一个作家不仅要写出好作品，还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被谈论的人。
这让我想起我们中国作家的一句话：文如其人。海明威的人和文，高度统一。他的生活就是他的作品的一部分，他的作品就是他生活的延伸。这种统一，让他的文字有一种罕见的诚实——那是一种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读者的诚实。
四
回到疫情中的那些阅读之夜。
我读《太阳照常升起》，看到那些在巴黎咖啡馆里虚度光阴的年轻人，忽然想到我们自己——疫情中被困在家中的我们，不也是一种意义上的“迷惘的一代”吗？世界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的计划都被打乱，所有的确定都变成了不确定。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正如海明威笔下的人物不知道战争何时结束、爱情能否善终。
我读《老人与海》，看到圣地亚哥在海上独自与大鱼搏斗，三天三夜，手上全是血口子，背痛得直不起来，但他就是不放弃。他说的那句话——“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在那些寂静的深夜里，像一记重锤敲在我的心上。疫情中的我们，不也是在各自的“海上”与各自的“鲨鱼”搏斗吗？有的人失去了亲人，有的人失去了工作，有的人失去了健康。但我们还在坚持。这种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尊严。
我读《永别了，武器》，看到亨利在雨中抱着死去的凯瑟琳走出医院。那个场景让我久久不能平静。海明威写的是战争，但战争的残酷只是背景，真正让人心碎的是人在巨大的灾难面前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这种感觉，疫情中的我们并不陌生。
读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一个陕西作家，一个写陕北黄土高原的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多心思去读一个美国作家？
我的回答是：文学没有国界，真正的好作家是属于全人类的。我写陕北和全国各地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海明威写西班牙的斗牛、非洲的草原、古巴的海流——我们的题材不同，我们的语言不同，但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人应该如何活着。在这个问题上，海明威给出的回答，对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写作者，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海明威说过，大凡有成就的作家都好像有一个不幸的童年，这种不幸恰恰成了作家早期的一种心理训练。这话放在他自己身上是合适的——他那个严格的、不给他多少温暖的家庭，他早年在芝加哥的孤独，他在一战中受的伤——都成了他日后写作的养料。这话放在我身上，大概也合适。我出生于1959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抱养给一户张姓人家。童年的经历让我早早地懂得了人生的艰难，也让我对文学作品中的苦难与抗争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也许正是这种亲近，让我在阅读海明威时，感受到了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
《张兴源散文选》的“后记”中我，我引用文友们的话说，作品要有“深沉厚重的历史感、鲜明突出的时代性和自具一格的独创性，要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这话是朋友们对我的作品的称誉，但我也一直以此为追求。而海明威，恰恰也是一个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的作家。他写的是他眼中真实的世界，用的是他自己找到的语言，表达的是他内心真实的感受。在这个意义上，我和他，相隔百年、相去万里，却是同一种人——都是那种相信文学应该有骨头、有血性、有尊严的人。
五
海明威于1961年用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一年他六十二岁，功成名就，誉满天下，却选择了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告别世界。很多人不理解，很多人叹息。但我想，一个一生都在与鲨鱼搏斗的人，也许只是太累了。他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那么多“准则英雄”，他自己却没能成为自己的英雄。这大概是文学史上最令人心碎的悖论之一。
然而，他的作品留了下来。《太阳照常升起》留了下来，《永别了，武器》留了下来，《丧钟为谁而鸣》留了下来，《老人与海》也留了下来。2001年，他的《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被美国现代图书馆列入“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更是世界短篇小说宝库中的经典。他的“冰山原则”，至今仍然是无数写作者奉行的圭臬。他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世界公认的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
疫情之中，我在延安的“十二万卷楼”里重读海明威。窗外是空荡荡的街道，窗内是满架的书。我读着他的句子，那些短得不能再短的句子，那些朴素到几乎透明的句子，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好的文学，从来不需要花里胡哨的装饰。它像陕北高原上的石头，风吹日晒，雨水冲刷，千年万年地裸露着，却坚硬得让人心疼。海明威的文字就是这样——它不讨好你，不媚惑你，它只是站在那里，简洁、有力、沉默，像一座冰山，庄严宏伟地移动着，大部分沉在水面之下，只有尖顶在阳光下闪着冷冽的光。
而我，一个黄土高原上的写作者，在那个疫情蔓延全球的特殊年代里，与这位远在大洋彼岸的文学巨人，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这种对话还会继续下去——只要还有人读书，只要还有人写作，海明威就不会真正死去。
冰山不会融化。火焰不会熄灭。
2021年初冬于延安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