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抒怀
文/老兵
当那抹殷红再次漫过眼帘，五十年的光阴便如喀喇昆仑的雪崩，轰然碎裂。我听见岁月深处传来铁锹击打坚冰的闷响，听见皮靴陷进泥沼的咕啾声，听见战友们粗重的喘息在稀薄的空气里结成白霜。
那一年，我们顶着“喀喇昆仑硬七连”的旗号，从叶城出发。库地的风裹着雪粒，刮在脸上像刀削；赛力亚克大坂的盘山路绕得人五脏六腑都在翻腾。可这些不过是序曲。当车队在三十里营房停下时，高原反应已然扼住每个人的咽喉——太阳穴突突跳着，眼前发黑，胸腔里像塞了团浸水的棉花。
真正的炼狱在尼斯楚大坂。
海拔六千米的山脊，含氧量只剩平原的一半。七月的大坂本该是夏季，可冰雪只是稍稍松动了筋骨，便将道路沤成稀烂的泥浆。军车轮胎空转着，扬起褐色的泥雾。连长惠长命站在车头，脸被紫外线灼成紫红色，他摘下皮手套抹了把脸上的冰碴，嘶声喊道：“下车！走上去！”
于是我们像一串断了线的珠子散落在山道上。有人走着走着便栽进雪窝里，口鼻埋在冰屑中微微翕动；轻症的拖着重症的，胳膊绞着胳膊，膝盖顶着膝盖。卫生员胡荣站在接应的嘎斯车斗里，看着我们七倒八歪地爬上来——前胸的呕吐物结了冰碴，呼出的白气若有若无，任凭他怎样呼喊，回应他的只有风在钢索般的电缆线上拉出的尖啸。他咬着嘴唇不敢哭，可眼泪还是滚下来，在脸颊上烫出两道沟。
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那天我才知道，人的意志能比身体走得更远。”
温泉哨所蜷缩在两山夹峙的褶皱里，像一枚生锈的图钉，把“中国”两个字钉在国境线上。大雪封山的日子，这里便成了孤岛。唯一与外界相连的是一部电台，台长袁新成每天扯着嗓子唱《我为祖国守边防》，歌声裹在电流的嘶啦声里，断断续续地飘向远方。他知道，指挥部的人在听，山那头的战友也在听。
纪律在这里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是命。
那回在前哨打篮球，皮球蹦蹦跳跳地滚向那道不到一米高的铁丝网——那就是警戒线，线那边是争议区，是绝不能逾越的红线。十几个年轻汉子追到线前，齐刷刷刹住脚，像被无形的绳拴住了。篮球从铁丝网底部的空隙滚了过去，在几十米外的碎石滩上弹了两下，停住了。风把球上的尘土吹起来，飘过那道低矮的铁丝网，铁蒺藜在阳光下闪着冷冽的光。我们伸着手，指尖离球不过三尺，可那三尺，比尼斯楚大坂的六千米还要远。
“算了。”不知谁嘟囔了一声。
大家讪讪往回走，有人的眼眶忽然红了。不是为那个球。是为那三尺的距离，我们守住了，可心里那道坎，翻不过去。
最疼的一幕，发生在抢修电缆的那天。
山洪冲断了通信线。副指导员马杰、祁永成、一排长魏玉贵和十几个战士赶到河边，河水裹着冰碴，咆哮着撞击岸石。上士司炳瑞解下腰间的军用水壶，那是全哨所仅有的一壶白酒，原本要留到除夕夜。他拧开壶盖，递给警卫员张林堂：“喝！”
张林堂仰头灌了三大口，酒液顺着下巴淌进领口。他把麻绳往腰间一缠，冲身后的战友咧嘴一笑：“哥几个，水里见。”
冰河吞没了他们。只看见麻绳在浪头里一起一伏，像垂死挣扎的蚯蚓。岸上的人攥着绳头，手心被勒出血痕也不敢松。四十五分钟，比一辈子还长。当他们被拖上岸时，嘴唇紫得发黑，下身僵硬如石，张林堂哆嗦着脱掉毡靴，冰碴子哗啦啦倒出来，他的牙齿在打战，上下颚磕出的声响盖过了风声。
岸上静极了。不知谁先哽咽了一声，然后整条峡谷都响起了压抑的呜咽。
前哨的陈夫宇排长带着加强班，驻守在离印军哨所最近的观察点。每天天不亮，两个战士要攀爬两小时的峭壁，在雪山顶峰一趴就是一整天。望远镜的镜筒冻在眼皮上，揭下来时带着一层血皮。他们还在荒原上用石块拼出九个巨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白色的是石英，铁青色的是页岩，远远望去，像大地自己长出的誓言。
最苦的是挖雪。
1975年6月，我们奉命打通被积雪封死的尼斯楚大坂道路。每人一顶皮帽、一双毡桶、一副纱布口罩、一把铁锹。紫外线像烧红的针，扎进每一寸暴露的皮肤。一锹下去，雪粉腾起来，灌进鼻腔，堵得人眼前发黑。干一天活，脸上焦红起泡，晚上洗脸，水盆里漂着薄薄一层皮屑。
可没人停。因为都知道，山那边是战友，是家信，是一年未见的新鲜菜。
七月一日，党的生日那天，最后一锹雪轰然垮塌。山风灌进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味。后方的车开了过来，卸下白菜、猪肉，还有鼓鼓囊囊的邮袋。有人抢过一棵白菜，咔嚓咬下一口，嚼着嚼着忽然哭出来，眼泪滴在菜心的冰碴上。
“有我的信吗？”前哨的兵挤过来，手在裤腿上蹭了又蹭，才敢接过那些皱巴巴的信封。
如今回望，喀喇昆仑的群山依然铁青着脸。但我记得的，不是它的险峻，是那些在绝境里依然挺直的脊梁，是那些在冰河里冻僵却不肯松开电缆的手，是那些望着界碑时眼底灼灼的光。
军旗又红了。那红，是康西瓦陵园里英烈的鲜血浸染的，是我们青春的温度煨热的，更是五十年风雪都洗不褪的、刻在骨头里的颜色。
只要这面旗还在飘，喀喇昆仑的每一块石头就都知道——这里有人来过，有人守着，有人把命留在这儿，把魂也留在这儿。
作者简介
王乃仁，一位老兵，退伍后先后在西安某企业担任党办主任、工会主席，高级政工师等职。从事政工工作三十余年，先后在陕西社科院《经济改革》《全国总工会》《全国日杂行业协会》等刊物发表数十篇论文，百余篇工作信息和文章。退休后，先后在《三秦欢乐颂》、《三秦雅颂》发表诗歌、散文等文章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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