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写的真实与永恒的追问
——纳吉布·马哈福兹论
张兴源
一
疫情三年，世界静默如谜。我与书斋为伴，在“万卷楼”数万册藏书中，做了一件蓄谋已久的事——通读纳吉布·马哈福兹几乎全部中长篇小说。从《命运的嘲弄》到《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从《宫间街》到《尼罗河上的絮语》，六十余日的阅读如同一场横跨尼罗河与黄土高原的精神跋涉。掩卷之际，我久久不能平静。马哈福兹给予读者的，哪里是文字，那是血淋淋的真实——如钝刀割肉，不见血光，却痛彻心扉。
这位1911年生于开罗老城的埃及人，是阿拉伯世界唯一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88年，瑞典文学院以“他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为由，将这一桂冠授予了他。然而，诺贝尔奖不过是一枚迟到的标签。彼时，马哈福兹已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从事文学创作近六十年。在他身后，是三十四部长篇小说、十七部中短篇小说集，以及一个民族整整半个世纪的苦难与梦想。
阿拉伯文学评论界普遍认为，就文学成就而论，马哈福兹可与托尔斯泰、塞万提斯、狄更斯、巴尔扎克和雨果等相提并论。埃及评论家纳加什更直言：“马哈福兹对于我们阿拉伯人来说，犹如狄更斯之对于英国人，托尔斯泰之对于俄国人，巴尔扎克之对于法国人。”《伦敦书评》甚至说，马哈福兹“不单是雨果和狄更斯，还是高尔斯华绥、托马斯·曼和左拉”。这些赞誉或有溢美之嫌，但有一点确凿无疑：在马哈福兹之前，阿拉伯长篇小说尚在襁褓之中；在他之后，阿拉伯小说已然跻身世界文学之林。他以一己之力，将一种“有争议的语言”推向了全人类的阅读视野。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英雄。
二
马哈福兹的创作生涯，横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三个阶段。早期三部历史小说——《命运的嘲弄》《拉杜比斯》和《底比斯之战》——借古埃及法老抵抗外族入侵的故事，影射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埃及。彼时的马哈福兹，还是一个怀抱民族理想的浪漫派青年。但历史小说终究是远方的回响，真正的马哈福兹，诞生于开罗的街巷之间。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马哈福兹的目光从法老时代收回，落到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开罗老城。此后十余年，他以现实主义笔法，创作了一系列描摹埃及社会百态的小说：《新开罗》《赫利市场》《米答格巷》《始与末》……这些作品里没有英雄，只有挣扎于贫穷与野心之间的普通人；没有壮丽的史诗，只有日复一日的生存搏斗。马哈福兹把手术刀对准了自己的社会，一刀一刀，剖开了埃及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的血管与心脏。
但真正让马哈福兹成为“马哈福兹”的（这话是不是有点“绕”？），是1956至1957年间出版的“开罗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这部皇皇巨著以一个商人家庭三代人的命运为经，以1917至1944年埃及社会的风云变幻为纬，织就了一幅恢弘壮阔的埃及现代风俗画卷。第一代人——专制家长阿卜杜·贾瓦德，代表的是旧秩序的顽固与腐朽；第二代人——尤其是迷失了信仰的知识分子凯马勒，代表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精神撕裂；第三代人——投身穆斯林兄弟会的蒙依姆与走上革命道路的艾哈迈德，代表了意识形态冲突中年轻一代的不同抉择。三代人，三种命运，浓缩了埃及从殖民统治到民族独立整个转型期的真实的精神图谱。
有中国论者或将马哈福兹的三部曲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相提并论。这并非偶然的类比。巴金写的是中国封建大家族的崩溃，马哈福兹写的是埃及传统宗法社会的解体。两个东方古国，两种语言传统，却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中遭遇了相似的裂变。这正是世界文学的奇妙之处——在不同的土地上，生长出相似的花朵，因为人性的根系原本相通。但实话实说，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与马哈福兹的三部曲，却只有结构上的一致性，却没有“精神”与“气度”上的相似性。
三部曲被公认为阿拉伯长篇小说发展的里程碑。它不仅是马哈福兹个人创作的顶峰，更是阿拉伯小说从模仿走向成熟、从地域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作品。用阿拉伯文学评论界的话说，马哈福兹的小说就是阿拉伯小说的“金字塔塔尖”。
三
然而，倘若马哈福兹的成就止步于此，他或许只是一个“富有批判精神和民族情感的第三世界文学”的代表。他真正的伟大，在于五十年代之后那场更为深邃的精神转向。
1959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问世。这部后来引发巨大争议的小说，以象征主义手法，将一个街区变成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微缩景观。老祖父杰巴拉维象征造物主，五代子孙分别象征亚当、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乃至科学本身。马哈福兹在这里不再仅仅书写埃及，他在书写人类——书写人类对正义的永恒追寻，对真理的无尽探索，对命运的不屈抗争。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辞中那句“唤起了人们树立雄心”，所指的正是这一超越民族叙事的普世关怀。
这一转向并非偶然。马哈福兹是一位忠实的开罗人，是一位埃及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艺术上的国际主义者。他的营养来源极为驳杂：既有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和《天方夜谭》的叙事基因，又有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浸染；既有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现代主义大师的技巧启示，又有对埃及本土生活日复一日的凝视与沉思。他把这一切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全人类都能欣赏的阿拉伯语言叙述艺术”。
进入六十年代，马哈福兹的风格再次发生重大变化。他的注意力从社会外部描画转向人物内心世界，复杂的修辞、想象和意识流手法大量涌入作品。但不论技术如何嬗变，有一个主题贯穿他写作历程的始终——人生的意义在于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在马哈福兹看来，如果一个社会成员以独善其身的态度仅仅关注自身的道德完善，这本身就有悖道德的准则。他的小说中，那些最终获得拯救的人物，无一例外都是直面社会不公的利他主义者。正是这种入世的、担当的、不肯躲进象牙塔的精神姿态，使马哈福兹的作品免于沦为精致的文字游戏，而始终保持着与大地、与人民、与时代的血肉联系。
四
读马哈福兹，我常常想起陕北黄土高原上的老农——他们沉默、坚韧，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在贫瘠的土地上刨食。马哈福兹的文字也是如此。他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炫技的修辞，有的只是一刀一刀刻出来的真实。
他写贫穷，你就闻到馕饼发馊的气味；他写绝望，你就感到胸腔被什么东西堵住；他写野心，你就看见一双双贪婪的眼睛在暗处闪烁。马哈福兹从不粉饰，从不回避。他把埃及社会的脓疮一一挑破，让你看个明白。这种“血淋淋的真实”，不是廉价的感官刺激，而是一个作家对脚下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最深沉的忠诚。
我不禁想起自己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我的笔，写的是陕北黄土高原的山川、河流、社会、人文；马哈福兹的笔，写的是尼罗河畔的开罗街巷。地域不同，语言不同，但文学的根本使命是相通的——那就是真实地记录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情绪、思想、行为、细节和意味，给未来留下一份有价值的“文学证词”。马哈福兹用他五十余部作品，为二十世纪的埃及留下了一部沉甸甸的精神档案。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仅是埃及的作家，更是人类的作家。
1994年，八十三岁的马哈福兹在自家附近遭到宗教激进分子的刺杀攻击。他侥幸生还，但右手严重受伤，此后只能靠口授继续创作。一个写了一辈子字的人，最终不能再亲手写字——这命运的反讽令人唏嘘。但他没有停笔。直到2006年8月30日以九十四岁高龄辞世，他始终在用各种方式讲述着他的故事，埃及的故事，东方的故事，人类的故事。
五
行文至此，我想起马哈福兹1988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答词。他说：“我饮下了你们丰富而迷人的文化之甘露。从这一切的启迪中——连同我自身的焦虑——词语便如露珠般从我身上滴落。”这位谦逊的老人把自己比作一棵被露水打湿的草——词语不是他创造的，而是从他身上自然滴落的。这是一种何等质朴的文学观。
作为一个陕西作家，我深知在黄土地上写作的艰辛与孤独。但马哈福兹告诉我：伟大的文学从来不属于任何一座奖杯，不属于任何一个市场，甚至不属于任何一种语言。它属于那些在黑暗中依然睁着眼睛的人，属于那些在苦难中依然不肯沉默的人，属于那些用血与泪浇灌文字、用生命为时代作证的人。
马哈福兹去世已近二十年。但他的书还在被阅读，他的人物还在开罗的街巷中行走，他的追问还在每一个渴望正义与真理的心中回响。这就是文学的不朽——肉身可以衰朽，但一个民族的精神肖像，一旦被伟大的作家用文字定格，就将穿越时间，抵达永恒。
非洲的伟大作家马哈福兹，他属于埃及，属于阿拉伯世界，属于非洲，也属于全人类。
2023年1月28日初稿于延安市枣园路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