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关于华庆锋及赣东农民自卫军相关史料的讨论意见 作者 华建人（抚州红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
——在2026年7月26日市红研会座谈会上的发言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
为了纪念建军100周年作准备，我撰写了《崇仁弟子汇入八一洪流》拙文，同时发给了我的朋友，请其帮我找问题。朋友在认真审阅的基础上给我提出来几条十分重要的意见。其基本结论是华庆锋及其赣东农民自卫军随八一起义部队南下的史料支撑不足；华庆锋个人态度上反复无常；其被国民党保安大队的汪澜所杀也史料不足。建议我改为以原崇仁人物许瑞芳、张应昌、李干等人为主角，叙事八一起义中的崇仁弟子。关于文中涉及华庆锋及其农民自卫军的相关史料运用问题，我重核了手边资料，形成以下几点不成熟的思考，借此机会向各位请教。
一、时间线的“断裂”与“连续”
关于1927年6-7月华庆锋搜捕崇仁共产党人并押送南昌这一行为，这确实是事实，《中国共产党抚州历史》第一卷有明确记载，也是华庆锋反复横跳的证据。但紧接着的事实是：1927年8月，赣东农民自卫军全部随南昌起义军南下，这是中共临川党组织作出的正式决定。有资料特别点明华老七“人枪130”，当是指其所属部队全员参与。
问题在于：如果6-7月他已“背叛革命”，8月起义军南下时，临川党组织为何允许其随行？一个被定性为“搜捕共产党人”的武装首领，为何未被清算反而被接纳？
这里只有两种解释：其一，6-7月的行为并非彻底的“反革命清算”——“搜捕”与押送，对比其在宜黄枪决国民党右派的“就地正法”，程度差异暗示了性质差异；其二，即便存在权宜之计，8月的随军南下构成了行为的最终流向。历史的评价，不能只看某个月份的静态截面，而要看动态曲线。
二、关于“个人记载缺失”的说明
一个关键问题：具体谁随起义军南下，除了极少数核心人物外几乎没有个人记载。这个观察原本是准确的，也正是历史研究的常态——大革命时期的地方武装首领，绝大多数都没有留下个人行踪的详细记录。章应昌作为赣东农民自卫军主任委员，有“带领农民自卫军跟随起义部队南下”的记载；但华庆锋作为崇仁一县的地方武装首领，确实缺乏“本人随军”的直接史料。
然而，我在进一步查阅抚州市党史办编辑的口述历史资料时，找到了一份弥足珍贵的一手记录。这份资料编号第180号，记录时间为1960年6月，口述者为游文斌——时任赣东农民自卫军中队长。作为自卫军的中层指挥员，他对部队整体行动的记述具有更高的可信度。他在回忆中明确写道：
“八一起义时农卫队全队随军进攻广州”
随后，他详细记述了南下途中的战斗经过：
“到达会昌县的王田地区，有反动军赖世璜的混成团阻止前进，激战数小时，伤敌20余人，缴获枪支弹药，截获船运军用品如服装等无数……第二天拂晓进攻会昌，激战至下午二时许……我军由会昌前进，到达长汀、梅县等境……艰苦地到达广东汕头。”
这份口述至少提供了三层关键信息：
“全队随军”——游文斌作为亲历者，证实赣东农民自卫军是整建制随军南下，而非零散个别人的行为；
· 战斗细节——壬田战斗、会昌战斗的具体经过，与八一起义军战史记载完全吻合；
· 行军路线——从会昌经长汀、梅县至汕头的进军轨迹，清晰可辨。
个人史料的缺失，不等于历史事实的不存在。游文斌——一位自卫军中队长——以其指挥员的视角，为“全队随军”提供了关键性的个人证词。而华庆锋作为赣东农民自卫军“人枪130”的组成部分，其归属在“全队随军”的集体叙事中不言自明。
造成这种个人记载缺失的原因，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值得注意：华庆锋及其副官曾贵文于1945年一同遇害，白路这支武装自此解体，无人能为其南下经历作详细证言。相比之下，游文斌等建国后仍健在的亲历者则有条件留下系统回忆。幸存者与牺牲者的史料存留差异，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料分布不均的重要原因之一。
关于游文斌口述中提及的具体随军人数，有一个数据问题需向各位请教。目前所见资料中，关于临川整编吸收人数的记载确有出入：“120余人”“300余人”“400余人”“500余人”等数字散见于不同文献。但据我理解，这些数字的内涵不尽相同——“400余人”是临川整编吸收的总人数，而“500余人”指起义前临川县农民自卫军的总编制数，并非特指南下人数。
更关键的是这批人员的构成。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核心任务是武装策应广东暴动，当务之急是补充能打仗的兵力，而非吸收青年学生。因此，这400余人中占主体的必然是扛枪的武装力量——以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为主，党团员和青年师生虽在其中但应为少数。这与游文斌回忆中“全队随军”的说法，以及自卫军在南下途中实际参与壬田、会昌等激烈战斗的记载，逻辑上是自洽的。具体数字的出入，或源于当时统计口径的不同，但无论何种口径，都不改变“农民自卫军全队随军”这一核心事实。其中原委，恳请各位指正。
三、档案的“反向证明”
如果1927年华已叛变投靠国民党，那么1929年11月20日《江西民国日报》刊载的新闻，将华庆锋等十余人列为“被羁押的共匪”名单并要求省政府处置，就无法解释——国民党官方报纸不会将一个两年前就已“投诚”的人物，重新以“共匪”罪名羁押。
这一史料直接推翻了“1927年背叛革命”的论断，反而证明至少在1929年之前，华庆锋在国民党的政治定性中始终属于“共匪”范畴。
关于这份《江西民国日报》的史料价值，我想补充一个亲身经历。这份报纸是我在为同时期牺牲的崇仁籍共产党人黄凤池申报烈士时发现的。黄凤池与宁元勋等同为崇仁早期共产党人，宁元勋等人早已成为共和国在册烈士，而黄凤池建国后几十年申报始终未获成功。最终，正是凭借这份报纸上刊载的国民党枪决决议，江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将黄凤池补录为革命烈士。
值得留意的一个细节是：同一份《江西民国日报》上，对黄凤池使用的称谓是“共逆”、处置方式是“枪决”；对华庆锋等十余人使用的称谓是“共匪”、处置方式是“羁押”。用词虽有“匪”“逆”之分，但二者同属国民党对政治敌人的定性范畴，区别仅在于用词的语境侧重，而不改变“被国民党列为镇压对象”这一本质事实。处置方式的差异——“羁押”与“枪决”——恰恰说明国民党对这份名单上的人，只有一个最终归宿：肉体消灭。黄凤池是已被执行枪决的“共逆”，华庆锋等人是被羁押的“共匪”——前者是已完成的镇压，后者是待完成的镇压。
同一份报纸，同一种证据逻辑——国民党以“匪”或“逆”定罪列名的人，在党的历史认定中，恰恰是被反动派镇压的革命者。黄凤池凭此补录为烈士。华庆锋与黄凤池同在这份名单之上，他最终于1945年被国民党杀害并悬首示众——与黄凤池一样，走的是一条“被国民党列入清剿名单→最终死于国民党之手”的同一轨迹。称谓与处置方式的不同，改变的只是时间，不变的是结局。其历史身份应当如何认定，似已不言自明。
四、同类人物的历史参照
国民党起义将领吴化文，一生五易其主——冯玉祥、韩复榘、汪伪、蒋介石、共产党，最后于1948年济南起义，所部35军第一个攻入南京总统府，建国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历史并未因他曾投日而否定其最终起义的功绩。
更典型的例子，是朱德本人。1927年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朱德、陈毅率余部“穿山西进、直奔湘南”，辗转至江西崇义县上堡山区。部队陷入绝境之际，朱德利用自己与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关系，于1927年11月亲赴湖南汝城谈判。经协商，南昌起义军余部暂用“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〇团”番号隐蔽于范部军中，朱德化名“王楷”任团长。范石生不仅提供掩护，还拨给一个月粮饷、每支步枪配发200发子弹、机枪配发1000发子弹，并补充冬装被服等军需物资。1928年初，蒋介石发觉此事，密电范石生将朱德押往南京正法，范石生无奈，只得秘密送走朱德。
朱德——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未来的开国元帅——曾以“国民党团长”的身份隐蔽于国民党军队之中。若以“曾担任国民党军官”或“曾与国民党合作”来否定一个人的革命性，那么朱德的这段历史又该如何评价？革命的复杂性，恰恰体现在这些“隐蔽”“潜伏”“权宜”之中。（关于朱德隐蔽于范石生部的这段史实，拙文正文中已有专门叙述，此处仅作参照论述，不赘。）
同样的逻辑，苛求1927年春夏之交赣东一地方武装首领的每一个行为都必须“纯洁”，恐怕是用静态的道德审判取代了动态的历史评价——朱德尚且有过“隐身于范石生部”的经历，华庆锋作为赣东一地方武装首领，其6-7月搜捕与8月随军南下的“反复”，亦当放在“乱世保队伍、最终选对方向”的框架中理解。
五、中共“四大”决议的政策背景与华部武装性质的辨析
华庆锋的武装，从其武装首领的身份来看，称其为“地主武装”确实不为过。华庆锋本人出身崇仁白路华氏家族，与清末华廷杰同族，其武装最初以家族和地方势力为基础，带有明显的地主武装色彩。
然而，对一支武装性质的判定，不能仅看其首领出身，而应看其主要力量构成和政治走向。华部的基本力量，应当是以当地农民为主体——1927年1月由“挨户团”改组建立赣东农民自卫军时，其兵源主要来自赣东各县的乡村农民。正因其成分构成中农民占绝大多数，党组织才有可能对其进行改造和争取。
1926-1927年间，中共在江西大量吸收民团、红枪会首领加入农会，正是落实中共“四大”关于“改造地主武装”决议的具体实践。朱德及临川党组织接近和接纳华部，并非个人行为，而是政策使然。而最终党组织将这支队伍明确命名为“赣东农民自卫军”，本身就标志着它已被纳入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体系，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换言之，华部经历了从“首领出身的地主武装”到“成分以农民为主体”再到“党组织正式命名的农民自卫军”的演变过程。正因其成分复杂、首领出身特殊，才存在6-7月的摇摆；也正因其基本力量是农民、最终被党争取改造过来，8月才得以随军南下——这正是“改造”过程的真实写照。抽去这个过程，历史反而被简化了。
六、结局的“终极判定”
关于华庆锋不一定是汪澜所杀，但综合地方史料、家族口传历史与《中国共产党崇仁历史》，均明确记载了同一历史过程：华庆锋是被国民党杀害，并将其首级在抚州城悬挂数天。他生前虽曾任国民党保安大队中队长，但国民党最终以“匪”的名义将其杀害并悬首示众——在国民党的政治话语中，“匪”即共产党或同情革命的武装力量。无论直接动手的是汪澜还是他人，其行为代表的是国民党政权。悬首示众，是国民党用以威慑民众的政治清算手段。一个被国民党以“匪”罪杀害、悬首示众的人，其历史归属已不言自明。这一结局，为华庆锋的一生画上了最终的句号。
七、一个被持续镇压的地方首领
除了上述1929年被列为“共匪”羁押、1945年被杀害悬首之外，华庆锋与国民党的冲突还远不止于此。据《华氏家谱》记载，1942年，一运粮船行至白路段时遭遇日本兵进犯，船工弃船，一船粮食即将落入日军手中。华庆锋闻讯后组织村民将粮食抢运至村中，以备饥荒。日军过后，国民党派员入村调查，以“私吞军粮”为由，罚每村100担粮，随后又将粮食售卖，款项与当时的县长私分，激起民愤。愤怒的村民将调查人员打死，国民党遂以“主使民变”为由，再次通缉华庆锋。
这条记载至少揭示了三个层面：
民族大义层面：在日军进犯之际，华庆锋组织村民抢运粮食、保护民食，展现了其作为地方首领在民族危难面前的基本立场；
与国民党关系的持续恶化层面：从1929年羁押，到1942年通缉，再到1945年杀害，国民党对华庆锋的镇压贯穿了其生命的后十六年，一次比一次严厉，最终以“悬首示众”告终；
与华廷杰的家族传承层面：华廷杰在鸦片战争中作为清朝地方官记录英军暴行，华庆锋在抗日战争中组织村民抵御外侮——华氏家族“反对外来侵略、保护乡民”的血脉，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延续到了抗日战争。
如果说1927年6-7月的搜捕行为尚可被解读为“乱世中的权宜”，那么1942年他已是国民党通缉名单上的人——一个被国民党持续镇压十六年、最终杀害并悬首示众的人，其历史归属还需要争论吗？
八、一个值得补充的“彩蛋”
华庆锋是崇仁白路华家人，与清末华廷杰同族。华廷杰《触藩始末》中关于鸦片战争的原始记录，被马克思在《英中冲突》中大量引用，用以揭露帝国主义掠夺本质——这是中国地方文献参与构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罕见案例。
从篇幅上看，《英中冲突》全文译成中文约2350字，其中直接引自《触藩始末》的段落共三处，合计约420字，占全文近五分之一（约18%）；若计入马克思行文中转述、概括华廷杰记载的内容，比例更高。而《触藩始末》在文中扮演的角色更是远超字数占比——它是马克思论证“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这一核心论点的关键证人。马克思正是借助这位清朝地方官的一手记录，将英方的侵略本性暴露无遗。
2022年出版的《崇仁文库》100册已将《触藩始末》收录，与吴澄、吴与弼等崇仁先贤著作并列。当华庆锋率130人枪随起义军南下时，这不仅是军事上的奔赴，也可视为崇仁这一理学之乡“知行并重”文化基因在近现代的延续。
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真诚地给我提出修正意见，使我有了进一步学习的好机会，也让我得到今天有发表这些拙见和当面受教的机会。
以上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不当之处，恳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修改说明：——“马克思《英中冲突》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十二卷第112-117页”。
《崇仁烽火·红色丰碑》
纪实散文 陈学林
在赣东这片红色沃土上，崇仁大地曾燃起过最炽热的革命火焰。那是 1927 年的深秋，当白色恐怖笼罩抚州，黄凤池同志在家乡古塘建立了崇仁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从此，崇仁儿女的热血便与革命事业紧紧相连。他年仅 21 岁便为革命英勇就义，用生命诠释了对党的忠诚，为崇仁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抚州是一块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沃土。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傅大庆、傅烈、鲁易、赵醒侬等早期共产党员在苏联、法国和上海等地投身革命，到 1924 年省立第三师范学生成立“读书会”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三师”成为抚州革命的策源地。1926 年 10 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抚州，共产党员陈奇涵等开展建党工作，成立抚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临川支部干事会。此后，各县党组织相继建立，工农运动蓬勃发展。
崇仁儿女在革命战争年代可歌可泣，舍死忘生抛头颅洒热血。刘川金曾任崇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以铁面无私著称，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戴用章作为崇仁籍烈士，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第五中队中队长，1937 年在抗日空战中击落日机，为国捐躯，载入国家级抗战英烈名录。这些先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崇仁的红色篇章。
抚州是中央苏区北部门户，是五次反“围剿”战场。第一次反“围剿”，红军在龙冈活捉张辉瓒，粉碎敌军“长驱直入”进攻；第二次反“围剿”，红军在广昌攻克县城，取得战斗胜利；第四次反“围剿”中，乐安、宜黄、建黎泰、金资、黄陂、东陂等战役均在抚州进行，共歼敌 3 个师，俘敌万余人，创造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光辉范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也曾在此战斗过，并组织了登仙桥、黄陂、东山岭等战役。
崇仁县作为中央苏区的北方门户，在革命战争年代孕育了众多革命先驱和英雄烈士。抚州有姓名可查的革命烈士达 9070 人，崇仁儿女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崇仁的红色篇章，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典范。
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烽火岁月，崇仁的红色文化元素与抚州红色文化一脉相承。从早期党组织的创建，到苏区政权建设，再到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崇仁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这份光辉业绩永载史册，激励着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革命精神薪火永续。
崇仁的山河铭记着英雄的名字，崇仁的大地回荡着革命的歌声。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英雄的崇仁革命先辈
崇仁县作为中央苏区的北方门户和红色热土，孕育了众多革命先驱和英雄烈士。根据公开党史资料及地方红色文化记录，崇仁县的主要革命家及烈士包括：
4.聂开春
东山区苏维埃主席，在东山岭战斗中，因叛徒出卖，引敌三十一师袭击苏区，导致部分红军和群众伤亡。他的叛变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损失，但也从反面凸显了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
5.胡家涛
崇仁县独立营营长，在东山岭战斗中，他临危不惧，指挥部队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为掩护县、乡政府干部和群众突围，坚守哨口直至牺牲，展现了革命军人的英勇无畏精神。
此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周恩来、陈毅、聂荣臻等也曾在崇仁战斗过，并组织了登仙桥、黄陂、东山岭等战役。这些先辈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崇仁的红色篇章，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典范。
这些革命先驱和英雄烈士的事迹，是崇仁县红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精神激励着后人传承红色基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