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本报告文学集《此身安处：黔山可栖—贵州康养企业家的生命转场》一书的缘起，要追溯到今年3月在贵州恵水的一次作品分享会。
贵州省康养产业商会的几位朋友坐在我对面，说起贵州康养产业这些年“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种种。他们不缺资源——好山好水好气候，缺的是被看见、被记录。有人提议：“你是财经作家，不如来写写我们的企业家？”我起初是犹豫的。财经写作这些年，我更习惯盯着数字、模式、赛道，而“康养”这个词，在当时的我看来，多少有些面目模糊——它似乎什么都装得下，又似乎什么都抓不住。
改变我念头的是几个月后的一次随意走访。在黔西南万峰林脚下，我见到了莫海媚。这位来自广东的女企业家，九年前被万峰林“磅礴数千里”的天地大美所震撼，就此扎根。她带我参观正在建设的万昌·山边温泉项目，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做一个项目，是为了安一个家。”
“安家”。这个词忽然击中了我。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走了贵州几个市州，采访了多位在康养领域深耕的企业家。他们身份各异——有返乡创业的本地人，有被贵州山水吸引而来的外省投资者，有从房地产、矿业、制造业转型而来的跨界者，还有带着侨资侨智归来的海外黔人。他们的年龄、背景、起点各不相同，但我在整理采访录音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共性：几乎每一个人，都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一个意思——我在贵州找到了“安放自己”的方式。
这是这本书书名的来源，也是我想讲的核心故事。不是“康养产业报告”，而是“生命转场记录”。
贵州这片土地，有一种奇特的禀赋。它不张扬，甚至有些边缘，但正是这种“边缘感”，让很多人在此获得了某种松弛和自由。福建籍侨商吴剑平告诉我，2018年他第一次到黔东南，看到连绵的山峦、陡峭的崖壁、清澈的流水和纯朴的民风，一下子就被“迷住”了。他说自己是农民的孩子，在贵州感受到了“被需要”，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从万户寨康养旅居酒店，到麻江的乡村振兴实验区，他把教、农、文、旅、康揉在了一起，做出了一个远超传统康养概念的“综合体”。
我问他图什么。他答：“不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乡村就振兴不起来。”
这话听起来像口号，但在他的语境里，是真实的日常。他投资的麻江乌羊麻苗寨民宿群，采用“一栋对口一农户”的模式，让农户参与管理，农副产品直供民宿客人。他掰着手指给我算农户一年的收入——六万多——表情里有种朴素的得意。那一刻我意识到，他说的“被需要”不是矫情，是他在苗寨的炊烟里、在农户的笑脸上，确确实实感受到了自己的位置。
这让我重新理解了“康养”两个字。它不只是关乎个人的健康、养老、旅居，它还关乎一种更宏大的“养”——对乡村的养护，对土地的养护，对人与土地关系的修复。
贵州发展康养产业，有它的底牌。省民政厅的一份材料显示，贵州森林覆盖率超过63%，夏季平均气温不超过24℃，负氧离子浓度高，是天然的“大空调”“大氧吧”。全省药用植物资源六千多种，是全国四大药材产区之一。这些数字在纸面上是冷冰冰的，但当你站在万峰林下深呼吸，或者在三伏天走进六盘水感受到那股凉意时，你就会明白：这不是数据，这是身体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真实。
更关键的是政策层面正在发生的“一字之变”。贵州省政协的一份提案提出，将“康养到贵州”升级为“康养在贵州”。“到”是路过，“在”是停留。一字之差，折射的是整个产业逻辑的转向——从追求流量到追求留量，从观光打卡到深度栖居。贵阳花溪的中铁青岩健康小镇，已经有人在里面一住就是几个月甚至常年定居，体检、理疗、调理，把这里当成了真正的“家”。六盘水的避暑旅居甚至形成了“气候引客、地产留客、产业兴村”的良性循环。
这些变化，是这本书的大背景。但我没有把它写成产业报告，因为我想写的不是“事”，而是“人”。
计划采写三十位企业家，三十条路径，三十种“转场”的方式。有人从建筑商转型为康养社区运营商，把“适老化设计”做到了每一个插座的高度和每一个扶手的弧度里；有人从医生变成苗医药文化的推广者，在古寨里建起了民族医养中心；有人把闲置的校舍、厂房改造成康养基地，用最低的成本唤醒沉睡的资产；有人把“森林康养”做成了处方——医生开的不再只是药，还有“去某某森林待两周”的建议。
他们的故事各有精彩，但有一条共同的暗线贯穿始终：他们都在贵州找到了某种“安放”——安放事业、安放理想、安放后半生。
这种“安放”，让“此身安处”有了双重含义。从空间上讲，是贵州这片土地；从生命上讲，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活法。苏轼说“此心安处是吾乡”，他们把“心”换成了“身”——不只是心灵的归属，更是身体的安顿，是事业、生活、健康、价值的整体扎根。
我曾担心，这种写法会不会太“软”？财经作家写东西，习惯有数据、有模型、有判断。但采完三十个人之后，我将放下了这种执念。因为你会发现，真正驱动一个人去贵州山里做康养的，从来不是精算出来的投资回报率，而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召唤”。就像莫海媚在万峰林前感受到的那种震撼，就像吴剑平在苗寨里体会到的“被需要”——这些东西，没法量化，只能讲述。
所以，这本书选择了一种笨办法：老老实实讲故事。不讲大道理，不堆砌术语，不居高临下地“分析”，而是让每一个企业家用自己的声音、自己的细节、自己的喜怒哀乐，来呈现这场“生命转场”的来龙去脉。
贵州省康养产业商会为这本书的采访和写作提供了大量的支持，我深表感激。但我要特别说明：书中的所有判断和表达，只对我自己负责。商会没有要求我美化什么，也没有干涉我写什么。这是写作最基本的尊严，也是我对三十位采访对象最大的尊重。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
这本书计划写半年，我自己也将在这半年里，从一个“观察者”慢慢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参与者”。每一次去贵州，我都会多待几天，不是在采访，就是单纯地住着。住久了你会发现，贵州的山水是会“养人”的——这话听起来玄，但如果你在贵阳的夏天不需要开空调，在黔东南的清晨被鸟叫而不是闹钟吵醒，在某个不知名的苗寨里喝一碗用山泉水煮的粥，你就会懂我在说什么。
这本书叫《此身安处：黔山可栖》。取这个名字，是想说：贵州不只是一个目的地，更是一种可能性——一种重新定义“生活”和“事业”的可能性。对那些正在寻找人生下半场方向的人来说，或许这片山水，可以成为答案的一部分。
是为序。
2026年7月29日 于贵阳清镇市水岸尚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