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那些从回龙场来的，从滩头场来的，从盐津的峡谷里来的，从大关的山梁上来的。他们有一万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们只是"一万多人"中的一个。一个数字。一个模糊的、没有面孔的、没有名字的存在。

他们死了。在起义之后的三十五年里，陆续地死了。有的死在护国战争的四川战场上，一颗炮弹落下来，人就没了，连个全尸都留不下。有的死在军阀混战的乱局中，一颗流弹，就能要了一个人的命，死得莫名其妙，死得毫无价值。有的死在土匪的劫掠中——乌蒙山的土匪，从古到今，像山上的野草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他们不问你是什么人，不问你扛过什么枪，他们只要你的粮食和你的命。有的死在贫穷和疾病中——他们回到村寨，回到坡地，弯下腰，把脸埋进泥土里，然后，在某一个冬天，在某一个夜晚，安安静静地，不再醒来。

他们死的时候，没有人记得他们曾经在一九一一年的秋天，扛着土枪和梭镖，站在横江渡口，喊过那个词——"共和"。

他们死的时候，他们的妻子不知道，他们的孩子不知道，他们的邻居不知道。他们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普通的山里人，一个普通的、在坡地上种苞谷和土豆的人。他们死的时候，和这片土地上所有其他的农民一样，悄无声息。像一盏灯，油尽了，灭了。没有人看见它灭。

赵端得知这些消息的时候，往往是在某个深夜，某个辗转难眠的夜晚。他已不在成都了。四川的政务料理完毕之后，他奉调南下，赴广东任职。从成都到广州，从长江到珠江，从盆地到海滨，他走了很远的路。可是无论他走到哪里，那些消息都会追上来。一封来信，一个口信，一个辗转传来的消息，告诉他：某某死了。某某也死了。某某去年冬天没了。某某前年被土匪杀了。

他坐在灯下，听着这些消息，一言不发。灯花噼啪作响，影子在墙上摇晃。窗外是广州的夜色，珠江的水汽氤氲在空气中，带着咸腥的味道。他拿起笔，想在纸上写点什么，笔尖悬在半空中，迟迟落不下去。写什么呢？写悼词吗？写给谁看？写祭文吗？祭给谁听？那些死去的人，大多不识字。他们活着的时候，没有人为他们写过一行字。他们死了，难道就能得到一行字吗？

他放下笔。走到窗前。窗外是珠江。江水在月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浩浩荡荡，向东流去。这座城市正在经历着另一场革命，另一场风暴。没有人知道，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里，有一个来自云南大关的中年人，正在为那些死去的人，默默地流泪。

"我欠你们的，"赵端在心中说，声音低沉而沉痛，"我欠你们一个名字。我欠你们一块碑。我欠你们一个交代。我拿什么来还？"

他答不上来。

他只能活着。活着，记住。记住那些名字，记住那些面孔，记住那些草鞋踩在卵石上的声响。记住，就是他唯一能做的事。

然而记忆是脆弱的。时间是最残忍的刽子手。它不杀人，它杀记忆。它让活着的记忆变成死去的记忆，让清晰的记忆变成模糊的记忆，让深刻的记忆变成浅薄的记忆，让有形的记忆变成无形的记忆。

赵端在日记中写道："吾恐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无人再记得关河起义。无人再记得横江渡口。无人再记得那些名字。那些名字，将随那些死去的人一起，沉入历史的深渊，永无出头之日。此乃吾之大恸，亦乃吾之大惧。"

他的恐惧，后来一一应验了。

三、庙堂之高，无我之名

民国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南京。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青天白日旗飘扬在总统府上空。北伐战争胜利了，军阀被打倒了，形式上的统一实现了。一个新的时代似乎到来了。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叙事。

在这个新的叙事里，谁是主角？是孙中山，是蒋介石，是那些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是那些北伐战争的将领。谁是配角？是那些各省的起义领袖，是那些同盟会的老会员，是那些在辛亥革命中流过血的人。

关河起义的那些人呢？

他们连配角都不是。他们是背景。是幕布。是舞台下面那些看不见的螺丝钉。

赵端在广东的那些年，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参加了国民政府的几次纪念活动，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周年庆典。每一次，他站在人群中，听着台上的人慷慨激昂地讲述辛亥革命的"光辉历程"，心中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

他们讲武昌起义，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讲重九起义，讲腾越起义。他们不讲关河起义。他们不提横江渡口。他们不说赵端的名字。他们不说那一万多条汉子的名字。

不是他们故意不说。是他们不知道。

关河起义，在辛亥革命的宏大叙事中，太小了，太偏了，太不起眼了。它发生在云南和四川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间，发生在一个连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地方。  它没有惊天动地的大战，没有名垂青史的将领，没有改变历史走向的壮举。它只是一万多个农民，扛着土枪和梭镖，在一个秋天的夜晚，喊了几声"共和"。

这样的故事，不值得写。不值得讲。不值得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