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说自己的身世，只说要找一个叫何衡瑄的红军。秀英愣了愣，笑着摇头：“咱们队伍上万人，找人哪那么容易？你先跟着我们走，等休整了帮你打听。”

就这样，吴唯依跟着妇女独立团踏上了征途。她还穿着自己的半旧布衫，留着一头乌黑长发，在清一色短发女兵的队伍里格外扎眼。行军苦，天不亮就出发，深夜才能歇脚，可她咬着牙一声不吭。她读过书、认得字，见很多战士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就找碎布片用炭笔写上“革命”“北上”“红军”，贴在前面战士的背上。走路时后面的人盯着布片认字，一天能学三五个。指导员苏凤知道了，直夸她是队伍里的“流动先生”。

日子一天天过，吴唯依心里的恨意没消，眼里的疑惑却越来越多。她见过红军帮老乡挑水劈柴，见过首长和士兵吃一样的野菜窝头，见过打了胜仗不抢粮食，反而把缴获的米分给穷人。这和官府口中的“赤匪”，半点都对不上。

真正撞碎她成见的，是彝区寻人的事。

那天队伍刚打完一场遭遇战，清点物资时发现雇的彝族民夫不见了，还偷走了苏凤的钱包。钱包里没几个钱，可夹着最新的作战计划，一旦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苏凤派秀英和吴唯依去追，反复叮嘱：“彝区情况复杂，尽量好言相劝，不许轻易动枪。”

两人翻了两座山才找到民夫的寨子，刚进村就被几个持猎枪的彝族汉子围住，眼神满是警惕。吴唯依上学时有彝族同学，能说几句日常彝语，连忙开口解释，只取东西，绝不伤人。

民夫躲在屋里不肯出来。秀英急了，拔枪顶在木门上：“你出来！把东西交出来，不然我们冲进去了！”

屋里突然传来女人痛苦的呻吟，紧接着是婴儿微弱的啼哭。民夫慌了，拉开门就往外冲：“我婆娘要生了！要杀要剐冲我来！”

秀英立刻收了枪，二话不说往里走。草席上的女人脸色惨白，血浸透了身下的粗布。秀英跟着卫生队学过接生，让吴唯依烧热水、找干净布，折腾了大半个时辰，终于听见了婴儿响亮的哭声。

民夫蹲在门口抱头痛哭。他说不是故意偷东西，是听说婆娘难产，心里急得慌，拿了钱包当盘缠往回赶，哪知道里面有这么要紧的物件。他把钱包原封不动递回来，跪在地上给两人磕头。

临走时，秀英偷偷把三个大洋压在了草席底下。吴唯依看见了，惊讶地问：“咱们自己都缺吃少穿，还给他们钱？”

秀英擦了擦手上的灰，笑得朴实：“老百姓不容易。咱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哪能拿老百姓的东西？孩子刚出生，总得买点米熬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