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堪称“心比天高”与“命比纸薄”最惨烈的碰撞。他二十岁名动京师,三十岁已是文坛领袖,本该扶摇直上,却因一场“乌台诗案”坠入死牢,几近丧命。
此后四十余年,他辗转黄州、惠州、儋州——一个比一个偏远,一次比一次荒凉。
在黄州,他无俸禄、无官舍,只能躬耕于城东的坡地,自号“东坡”;
在惠州,他“日啖荔枝三百颗”,看似逍遥,实则瘴疠横行,爱妾朝云染病而亡;
在儋州,他孤悬海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甚至要借书抄读。
若以世俗的“山峰”论,苏轼早已跌入谷底,被同时代的权贵远远抛在身后。
可正是在这“桥下”的泥泞中,他写下了“大江东去”的豪迈,吟出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通透,道出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达观。他并非没有怨怼,亦非不知痛楚,但他硬是将那一张薄如蝉翼的“命纸”,折成了载渡苦难的舟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