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中玉( 闻名海内外名医 作家 诗人）

荒草里的诗痕：

论《贾烈从教记》中的知识异化、乡村伦理与救赎的限度

作者：陈中玉

辽北盐碱地上的荒草，从国营农场的土坯墙根一路蔓延到省城高档小区的地砖缝隙，最终又覆盖了废弃小学操场上那道被跑鞋磨亮的土径。尹玉峰的中篇小说《贾烈从教记》便是在这片荒草的注视下展开的——一个从修理棚走出来的青年，用三支钢笔（一支弯尖旧笔加两支空壳）作为道具，完成了一场持续三十年的“文化人”身份表演，却在人生暮年发现，自己早已被那片曾经拼命逃离的黑土地收回了全部的馈赠。

这部发表于当下语境中的教育题材小说，远非一个浪子回头的简单寓言。它以近乎残忍的诚实，剖开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知识分子”身份异化的病理切片，同时以审慎的叙事策略对“救赎”本身提出质询。当我们跟随贾烈从柴油味弥漫的修理棚走向村小杂物间里那张木板床时，目睹的不仅是个体命运的沉浮，更是一部关于知识与权力媾和、符号表演与土地真实、教育正义与代际修复的深层辩证录。

一、三支钢笔的符号政治：知识拟像与权力话语的同构

贾烈最初的身份是机耕队的修理工，一个双手裂口能塞进黄豆的体力劳动者。当他将工作服投入灶坑烧毁，转而将三支钢笔别在中山装左口袋时，一个关于“文化人”的拟像便已构建完成。这三支钢笔构成了一组精妙的符号装置——其中一支是“笔尖弯了的旧钢笔”，代表写作能力的残余能指；另外两支是“花三毛钱买来的空钢笔壳”，纯粹是装饰性的空洞所指。三支钢笔共同生产的是一个“有文化”的外观，而不承载任何实质性的书写功能或知识内涵。

在八十年代初的国营农场语境中，这种拟像的生产具有深刻的社会交换价值。贾烈的“诗”——那首被小李子讥为“比大喇叭喊的还土”的《机耕队员铁脊梁》——在美学维度上固然粗鄙不堪，但在权力维度上却精确命中了李守来这类基层干部的修辞需求。“李书记来指方向，亩产翻倍有保障”这样将个人表忠与政治口号缝合的诗句，构成了贾烈向上攀爬的语言通行证。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资本”在此得到最直观的呈现：贾烈并不需要真正拥有文化素养，他只需掌握一套符合权力话语生产规范的语言游戏。那两支空钢笔壳是他整个生命状态的隐喻：一生都在追求“文化人”的体面外观，内在却始终是空洞的。

而更深层的反讽在于，贾烈这套表演策略的成功，恰恰暴露了彼时基层教育系统与行政系统之间结构性的共谋。李守来“哈哈大笑”拍着肩膀说“有干劲”的那一刻，真正被认可的不是诗歌的艺术价值，而是那种可以被纳入“政治宣传”生产线的语言姿态。贾烈的上升通道，事实上是由体制对特定话语模式的渴求所打开的——他只是一个嗅觉灵敏的顺应者。

二、被放逐的专业主义：苏畅的目光与结构性困境

在贾烈身边，苏畅如同一面冰冷的镜子。这位从县城来的下乡知青，在农场小学教了五年书，学生的语文成绩全乡名列前茅。她代表的是另一种可能性——以学生为本位、以知识传授为旨归、拒绝将教育工具化的专业主义实践。她在教师会上公开批评贾烈“耽误学生”，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在同一空间中的正面碰撞。

贾烈的反击具有典型的“道德投机”特征：他连夜炮制《警惕教学中的歪风》，将苏畅的正当批评污名为“资产阶级教学路线”，并通过李守来的权力将其流放到“连电都不通”的水田分校。苏畅离去时“眼神里全是凉”——这份凉意是对一种结构性荒诞的清醒认知：在一个将“政治正确”置于教育本位之上的系统中，专业坚守本身就是最容易被牺牲的。多年后贾烈在荒草中忏悔时，“对不起”已无法传递到苏畅耳中。这种不可逆性构成了小说最硬的伦理内核——有些伤害可以被追悔，却无法被修复；有些损失可以被哀悼，却无法被补偿。苏畅被流放后的命运被刻意留白，这种沉默是对贾烈式救赎叙事的有力制衡：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个在偏远分校坚守了多久的女教师后来如何，正如我们无法计量被耽误的那一代儿童各自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三、荒草的时间性：废墟、入侵与轮回之间的地理诗学

“荒草”是统摄整部小说的核心意象，它以三种形态贯穿叙事：作为遗忘的废墟（废弃的农场小学操场上“比人还高”的野草），作为入侵的记忆（省城高档小区地砖缝里“绿得发亮”的荒草），以及作为轮回的希望（村小操场边“刚冒出针尖大的绿芽”的草尖）。三重形态对应着贾烈生命的三重状态——被遗弃的过去、无法摆脱的罪疚、以及极其微茫的更新可能。

辽河农场的物质空间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衰败弧线：从修理棚的繁忙到场部办公楼的荒芜，从三十七个孩子的读书声到只剩下“两堵断墙”的废墟。这种衰败与贾烈个人命运构成了复调式的对应——他的“成功”建立在脱离土地的基础之上，而当他终于获得职称和房产时，出发的那片土地已化为荒原。这种“赢了战斗、输了战争”的反讽暗示了一个残酷的交换逻辑：贾烈用他与黑土地的血肉联系，交换了一套虚浮的城市符号，而当他想要回头时，才发现故乡已不存在。

小说在处理“归乡”时呈现了一种非浪漫化的地理叙事。贾烈回到辽河农场后，迎接他的是“锁死的门锁”“凉透的灶灰”和妻子已逝的消息。黑土地没有张开怀抱等待浪子回头——它用荒草覆盖了一切。这种处理与五四以来“启蒙者归乡”模式形成了有意味的对话：鲁迅《故乡》中的“我”虽感隔膜，但闰土和豆腐西施仍在；而贾烈归来时，连见证他过往的人都不在了。土地的记忆比人的记忆更持久，也更冷漠。

城市空间同样耐人寻味。贾烈在阳台上俯瞰喷泉的陶醉，与他后来蹲在单元门口捡矿泉水瓶的窘迫，构成了同一空间中的剧烈反差。但小说更深刻的洞察在于：即便在最风光的时刻，贾烈在这个城市中也是漂浮的——他没有真实的社交关系，唯一建立的联系是建立在欺骗之上的“黄昏恋”。城市对他来说始终是一个景观，一个“看”的对象，而非可以扎根的土壤。

四、粘合的课本与教育的正义：王铁柱身上的伦理反转

王铁柱是小说道德结构中最具分量的角色。这个当年因为数学考零分而被贾烈当众撕碎课本、骂作“笨土豆”的学生，眉骨上留着一道永恒的疤——这道疤不仅是肉体的伤痕，更是教育暴力在个体生命中刻下的标记。但王铁柱对伤痕的处理方式构成了对贾烈式教育伦理的彻底否定：他将撕碎的课本碎片“粘了半个月”，用透明胶带一页页拼合。这个动作的象征意义远超个人韧性——它是对教育正义的执拗守护：课本可以被撕碎，但知识传承的权利不能被剥夺；尊严可以被践踏，但对学习的渴望不能被消灭。

王铁柱对贾烈说“以后我要是当老师，绝对不撕学生的课本”——这句朴素的话包含着替代性的伦理承诺：他所遭受的侮辱，将通过自身的教育实践被转化为不再重演的保护。多年后，当王铁柱以代课教师的身份重新出现时，他已然成为贾烈所不是的一切：踏实的、以学生为本位的真正教育者。车后座那摞崭新的小学课本“像一团跳动的光”，与当年被撕碎的旧课本形成强烈对照——从碎裂到崭新，从践踏到珍视，两代教育者之间完成了伦理上的交接。

王铁柱的设置还承担着重要功能：他证明了一个人可以在被侮辱后不走向恶性循环，而是以更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这种“创伤后成长”的可能性，与贾烈终其一生用新的错误覆盖旧的错误的模式形成对比。王铁柱的存在暗示：贾烈的悲剧不仅源于体制扭曲，更源于他个人道德勇气的匮乏——他本可以在任何一刻停下来，像王铁柱一样选择做“不撕学生课本”的人，但他从未如此选择。

五、刘荟的骗局：晚期反讽与双重镜像结构

贾烈晚年遭遇的“黄昏恋”骗局，是整部小说最具黑色幽默也最具哲学深度的段落。刘荟——这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农村老太太——以“文化爱好者”的面目出现，成功骗取贾烈二十万积蓄后消失。表层叙事是一个社会新闻，但在小说的象征结构中，这场骗局构成了对贾烈一生的精准镜像。

刘荟的欺骗手法与贾烈当年如出一辙：穿绣花广场舞服、烫卷发、用软话制造“灵魂知己”的幻象——这是一套完整的身份表演策略，与贾烈用三支钢笔装点门面、用歪诗讨好领导的方法论同构。贾烈对刘荟说“妹子有眼光，我是实力派诗人”，正如他当年对李守来说“我代表机耕队给您送诗来了”——两者都是将空洞的自我包装投喂给有特定需求的对象。刘荟需要的是退休金丰厚的老头作为提款机；李守来需要的是会写“鼓劲的话”的下属作为宣传工具。贾烈在这两套交换逻辑中分别扮演了猎物与猎手的双重角色。

更深层的反讽在于：贾烈一生渴望被“有文化的人”认可，最终却被一个彻底没有文化的人用最粗鄙的方式欺骗。他写给刘荟的情诗与他早年写给领导的颂诗在语言生产模式上毫无二致：都是格式化的、缺乏真实情感的文字填充。他一生都在生产这种“伪诗”，而最大损失恰恰是因为相信了有人真心消费这种“伪诗”。在这个意义上，刘荟骗走的二十万是对贾烈一生文化表演所获“符号利润”的最终清算——那些靠空心诗句换来的退休金、职称、房产，最终被另一个同样精通符号游戏的人以更直接的方式收割。

刘荟消失后贾烈“从头顶凉到脚后跟”的感觉，与他当年目送苏畅离开时的“凉”形成对照。两种“凉”的性质不同——前者是受害者的寒意，后者是加害者的心虚——但它们的交汇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伦理循环：当一个人习惯于将他人工具化时，他也将自己置于被工具化的风险之中。

六、李守来的权力逻辑：基层治理中的话语生产与个人依附

李守来是小说中被很多人忽略却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位“从部队转业的老干部”，在文本中并非一个丰满的圆形人物，但他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的载体，其功能远超过情节推动的层面。他对贾烈“有干劲”的认可，本质上是基层权力运作中对特定话语生产者的识别与征用。在彼时国营农场的治理逻辑中，“政治宣传”构成了一种刚需——上级需要看见下级在“鼓劲”，而贾烈恰好提供了这种看得见的修辞服务。李守来对贾烈的庇护轨迹贯穿全文：提拔他为教学主任、默许他排挤苏畅、最终帮助他将编制从农场体制转为公办教师编制。这种庇护与其说是对贾烈个人的赏识，不如说是对一种可操控的话语生产机制的维护。

贾烈的依附策略在李守来身上找到了最合适的寄主。他给李守来家“码煤堆”、提前“写会场标语”，甚至为供销科长家的母猪下崽写《猪崽壮，农场旺》——这些行为表面上荒诞，但在权力逻辑中却高度有效：它们将贾烈建构为一个“随时可用”的工具，而这种工具性恰恰是他在体制内获得上升的核心竞争力。贾烈对李守来的依附不是简单的溜须拍马，而是一种对权力话语供求关系的精准把握。李守来死后（小说暗示农场破产前后他的失势），贾烈迅速完成了编制转换，这进一步证明他的依附从来不是对某个人的忠诚，而是对权力本身运作方式的熟练运用。

七、倒叙的时间褶皱：叙事结构中的忏悔与遮掩

《贾烈从教记》的叙事时间采用了从晚年倒叙切入的策略。开篇直接呈现贾烈在修理棚敲变速箱的场景，但在此之前，小说的叙述语调已暗示了一个“后来”的视角——那种带着荒凉感的审视从一开始就笼罩着整个故事。这种时间褶皱的叙事手法具有多重功能。

首先，它为贾烈的所有行为设置了一个“已知结局”的阴影——读者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人最终将面临荒芜，因此他的每一次“成功”（当上主任、评上职称、在省城买房）都伴随着宿命性的反讽。其次，倒叙制造了一个“忏悔叙述”的框架：整个故事可以被读作贾烈在晚年对自己一生的回顾，而这种回顾本身就是救赎行为的一部分——通过叙述来面对、通过语言来承担。但小说的精妙之处在于，这个“忏悔叙述”的框架并不稳固。在绝大部分篇幅中，叙述者保持冷静的外部视角，并未采用贾烈的第一人称忏悔口吻。这意味着读者所获得的“忏悔感”更多来自情节本身的道德重量，而非来自人物的主动坦白。这种叙事策略避免了救赎叙事的廉价化——贾烈的“悔”不是通过语言宣告的，而是通过行为后果逐步呈现的。

闪回手法同样频繁使用，尤其在贾烈晚年回到辽河农场后，往事不断通过触觉（烤地瓜的温度）、嗅觉（柴油味、碱土味）、视觉（荒草、旧课本）等感官渠道被激活。这些闪回不是线性“回忆”，而是碎片化的“记忆涌现”。过去不是被完整“讲述”出来的，而是被“渗漏”出来的——那些他试图遗忘的罪过恰恰通过物质的残留物一次次返回。透明胶带粘合的旧课本、灶台里凉透的灰烬、断墙上长满的木耳——这些物证构成了比人的记忆更诚实的见证。

八、代际伦理的裂缝与脆弱修复：贾小军的南方来信 

贾小军在小说中的篇幅极为有限，但他的存在串联着贾烈生命中最重要的两段关系：与王桂珠的婚姻伦理和与下一代的教育传承。当年贾烈以“追求精神生活”为由推开跪地哀求的儿子时，那种将“文化追求”与“家庭责任”对立起来的话语模式，暴露了他“文化人”身份的内在裂痕——他的“精神生活”无法容纳最基本的亲情伦理。贾小军的形象在小说前半段模糊——“在南方打工”是贾烈对儿子仅能提供的信息，他甚至记不住电话号码。这种“遗忘”绝非偶然，它揭示了一个将全部精力投入自我形象打造的个体，对真实人际关系的天然忽视。

正因如此，小说结尾贾小军从南方寄来的羽绒服和那封“以前的事我不怪你了”的信，承载了远超情节功能的伦理重量。贾小军说要在镇上开文具店，“给村里的孩子卖便宜的作业本”——这个细节是对父亲事业的一种修正性接续。文具店不生产“诗”，但它让写诗的纸笔能够以低廉价格到达乡村孩子手中；它不参与任何“教育理念”的宏大叙事，但提供了教育最基础的物质条件。贾小军的选择与王铁柱“不撕学生课本”的承诺在精神上同频——他们都拒绝了贾烈式的“文化表演”，而选择了更接近真实需求的辅助。

但这种修复被叙事保持了一种审慎的脆弱性。原谅是以“在外打工攒了点钱”为物质前提的，而“以前的事”究竟能被原谅到什么程度，小说并未给出确定回答。信件媒介本身的间接性也为和解留下了微妙间隙。代际伦理的伤口可以开始愈合，但疤痕会像王铁柱眉骨上的那道一样持久存在。

九、救赎的限度：种向日葵的老人与未被回答的问题

小说以贾烈在村小种向日葵、收到儿子来信、在雪中“笑出了眼泪”作为尾声，看似闭合的救赎叙事之下潜藏着多处制衡。

首先，王桂珠的死亡不可逆。无论贾烈在坟头放多少个玉米面饼子，王桂珠那句“这是坏了心眼子的贾烈呀”都已成无法撤回的判决。丧偶之痛不会因为忏悔者的真诚而自动消弭——逝者的生命最后时刻的孤独与绝望已无法改写。其次，苏畅的命运被刻意留白。我们不知道她在水田分校待了多久，不知道她后来是否离开了农场教育系统——这种沉默是对贾烈式救赎的边界确认：有些伤害的影响范围超出了悔悟者的认知半径，历史的总账不可能通过单方面忏悔来轧平。第三，贾烈最终的身份是“不要工资”的辅助者，而非回归教师正轨。他“站不动讲台”的自我认知包含诚实的谦卑：知道自己不配再站在那个位置，所以选择扫地、生炉子、改作业——这是赎罪而非复职，是补偿而非重来。身份降级恰恰构成救赎真实性的保障。

还有那些散布在文本中未被回答的问题：贾烈的房贷“还差五年”，这五年如何维持双重生活？向日葵来年是否真的会开得“比今年更艳”？新笔记本上的“正经东西”最终能否成书？这些悬置本身就是诚实的叙事伦理——真实人生不提供圆满句号，只在省略号中继续。

十、结语：在荒草与讲台之间

《贾烈从教记》最终提供的不是一场酣畅淋漓的道德审判，也不是一次温情脉脉的灵魂拯救，而是对“知识分子”身份及其救赎可能性的冷峻勘察。贾烈一生追逐“文化”，却始终不谙文化的真义——文化不是可穿戴的符号，不是可交换的资本，不是可改造以适应权力需求的橡皮泥；文化是在具体历史境遇中，对知识的敬畏、对教育的忠诚、对土地的归属、对他者的责任。

当贾烈撕掉那些歪诗、在村小杂物间扫操场、用小石子教丫丫算数时，他正以最低的姿态接近教育者最朴素的形态。他不再“写诗”，但教孩子们在黑土地上凑出的那首“春风吹过黑土坡”的小歌谣，比他从前任何一首“诗”都更接近诗的本源——因为它诞生于具体生活，诞生于他者笑容，诞生于对一片土地真正的归属。张德校长那句“这三十七个孩子是咱农场的根”在结尾获得回响。真正“桃李满门”的不是贾烈——他那些纸上谈兵已被荒草吞没——而是王铁柱班上的二十三个孩子，是那些后来补了文化课、开了超市、当了工人、考了师范的农场子弟。教育正义的实现，往往绕开那些汲汲于“文化人”头衔的表演者，降临在沉默的坚守者手中。

风从黑土地吹过，裹着碱土味和读书声。虚假的诗已被荒草埋葬，真实的教育正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重新生长。贾烈最终明白了那个花了三十年才想通的事：知识的尊严不在于它被如何展示，而在于它被如何传递；所有关于“文化”的表演，终将在土地的审判面前褪去光泽。那些埋在荒草下的旧诗痕，终将被新绿覆盖——这不是遗忘，而是更深层的铭记。雪还在下，操场边的向日葵种子埋在冻土之下。来年春天它们是否发芽，我们尚不知道。但荒草之下，总有什么在等待着阳光——这或许就是这部小说最终留下的，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只是忠实于土地本身的承诺。

2026年7 月29日中玉写于雷州鹏庐书苑 

尹玉峰，自1991年在《沈阳日报》公开发表纯文学小说《环城赛跑》及抒情诗《扭秧歌的婆婆们》，笔耕不辍。遂步入传统纸媒、影视广告传媒、文化创意产业。2003年进京后，主编《三希堂石渠宝笈集萃》(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现任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

【中篇小说】

贾烈从教记

尹玉峰

第一章 三支钢笔

辽北的春风总裹着盐碱地的涩味，刮过国营辽河农场的白杨树时，能把每片叶子揉得发脆。八十年代四月的一个下午，机耕队的修理棚里飘着柴油味，贾烈蹲在地上，正用扳手敲一台东方红拖拉机的变速箱——他刚把三颗螺丝掉进齿轮缝里，敲得整个棚子嗡嗡响，旁边的老队长王贵叼着旱烟袋，脸黑得像锅底。

“贾烈！你他妈再把扳手往变速箱里丢，我把你塞烟囱里去！”王贵的吼声震得棚顶掉灰。贾烈直起腰，蓝布工作服上蹭满油泥，却从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塑料皮笔记本，指尖在封面上蹭了蹭，露出点刻意的文雅：“首长，别急，我刚写了首新诗，给你念念？《机耕队员铁脊梁》——机耕队员铁脊梁，犁开黑土万担粮，拖拉机冒黑烟，咱的干劲冲破天！”

周围几个修理工哄然大笑，年轻的小李子笑得直拍大腿：“贾哥，你这诗比生产队的大喇叭喊的还土，驴听了都得撂蹶子！”贾烈不恼，把笔记本往怀里一揣，用袖口擦了擦鼻尖的油泥，眼神瞟向棚外那条通往场部的砂石路。他早就不想在修理棚待了，天天和柴油扳手打交道，手上的裂口能塞进黄豆，哪有当“文化人”风光？

他的机会来得比预想的快。三天后，场部的通讯员骑着自行车来通知，全场要办“春耕文艺汇演”，每个部门必须出节目。贾烈连夜熬了半宿，用掉半瓶蓝墨水，把那首《机耕队员铁脊梁》改了七遍，又添了三句“李书记来指方向，亩产翻倍有保障”，第二天一早就抄在大红纸上，蹲在场部门口等。

辽河农场的李书记李守来，是个从部队转业的老干部，平生最看重“政治宣传”，走到哪都要听两句“鼓劲的话”。他刚跨进场部大门，就看见贾烈举着红纸，像举着一面锦旗，大步迎上来，声音洪亮得能盖过院里的大喇叭：“李书记！我代表机耕队，给您送春耕诗来了！”

李守来接过红纸，扫了两眼，那歪歪扭扭的毛笔字里，“干劲冲破天”几个字写得格外用力，墨迹都洇透了纸。他哈哈大笑，拍着贾烈的肩膀：“好！有干劲！机耕队就缺你这样的文艺苗子！”

没过半个月，场部的调令就下了——贾烈从机耕队，调到辽河农场中心小学当民办教师。接到通知那天，贾烈把工作服扔进灶坑烧了，翻出压箱底的蓝布中山装，又跑到供销社，花三毛钱买了两支空钢笔壳，别在中山装的左口袋里，加上原来那支笔尖弯了的旧钢笔，凑成“三支钢笔”，逢人就露半拉，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文化人”。

辽河农场中心小学坐落在场部最东边，是两栋土坯房，围墙用荆条编的，操场的跑道上全是碱土，跑两圈鞋里能灌半斤泥。全校一共三十七个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挤在三个教室里上课。老校长张德是个教了三十年书的老秀才，头发全白了，戴着个断了腿用胶布粘的眼镜，看见贾烈来报到，握着他的手反复念叨：“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咱学校缺年轻老师。”

贾烈表面上恭恭敬敬，一口一个“张校长您多指教”，心里却在打别的算盘。他才不想站在讲台上吃粉笔灰，当老师只是跳板，他要顺着李守来的路子，往场部的宣传口爬。第一周上课，他给三年级讲语文课，把李白的《静夜思》念成“床前明月光，李白打开窗，看见X光，头发掉光光”，底下的学生笑成一团，有个扎羊角辫的小丫头站起来举手：“贾老师，我妈说这首诗不是这么念的！”

贾烈脸一红，拍着讲台吼：“小孩子懂什么！这是现代改编版，更有教育意义！”下课铃一响，他夹着笔记本就往场部跑，根本不管教室里的学生还在闹。张德找他谈过两次，说“贾老师你得把心思放在教学上，上次全乡统考，咱校的数学及格率才百分之二十八”，贾烈嘴上答应得好好的，转头就写了首《张校长办学有功》，送到张德家里，顺便把自己带的两瓶散装白酒往桌底下塞。张德气得直摆手，却又抹不开面子，最后只能叹口气，由着他去了。

那时候学校里还有个女老师，叫苏畅，是从县城来的下乡知青，教了五年书，课讲得特别好，班里的学生语文成绩在全乡都排前几名。她看不惯贾烈天天往场部溜，上课糊弄学生，某次在教师会上直接说：“贾老师，你这样耽误学生，对不起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来。”

贾烈当时没说话，散会后转头就写了首《警惕教学中的歪风》，连夜贴在场部的宣传栏里，暗戳戳说“有人搞资产阶级教学路线，不配合集体工作”。第二天李守来到学校视察，特意找苏畅谈了话，没说两句就把她调到了偏远的水田分校——那地方离场部二十里地，连电都不通。苏畅走的那天，天下着小雨，她背着行李站在学校门口，看着贾烈站在屋檐下冲她笑，眼神里全是凉。

解决了苏畅，贾烈在学校里更没人管了。他把所有的课都推给张德和另一个快退休的老教师，自己天天揣着那“三支钢笔”，往场部各个办公室钻。李守来家的煤堆，他主动去码得整整齐齐；场部开大会，他提前三天把会场的标语写好；就连供销科科长家的母猪下崽，他都连夜写首《猪崽壮，农场旺》，用红纸抄好送过去。

第二年秋天，原来的教学主任退休了。贾烈凭着在场部攒下的人情，在李守来的亲自提名下，当上了辽河农场中心小学的教学主任。宣布任命那天，他站在学校的土操场上，给全校师生念自己写的就职诗：“今日我当教学主，全校师生猛如虎，来年统考拿第一，场部领导都夸咱牛！”底下的学生听不懂，拍着手瞎乐，张德站在队伍最后，扶了扶滑下来的眼镜，轻轻叹了口气。

没人想到，这声叹气，只是这所荒校崩塌的第一声前奏。

第二章 校墙下的蘑菇棚

贾烈当上教学主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学校闲置的那半间库房收拾出来，租给了场部的个体户刘二混种蘑菇。那库房原来堆着旧课桌和冬天烧的煤，贾烈以“盘活闲置资产”的名义，一年收刘二混五百块租金，这笔钱没走学校的公账，直接塞进了自己的腰包。

张德知道后，找他拍了桌子：“贾烈！那库房冬天要放煤！你租出去种蘑菇，孩子们冬天取暖用什么？”贾烈掏出自己的笔记本，翻到写着“李书记指示”的那一页，笑着说：“张校长，李书记说了，咱学校要搞副业创收，这是响应号召。煤的事我已经跟场部申请了，下个月就批下来。”

煤从来没批下来。那年冬天特别冷，辽北的气温降到零下三十度，教室里的炉子天天灭，孩子们的手冻得长满冻疮，写字的时候笔都握不住。贾烈却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生着个小煤炉，就着花生米喝散装白酒，写《我校副业谱新篇》，写完就往场部送。有家长来学校闹，说孩子冻得没法上课，贾烈站在校门口，拿着大喇叭喊：“这是锻炼孩子们的吃苦耐劳精神！以前红军长征比这冷多了，不照样能打仗？”

家长们都是老实的农工，不敢得罪场部任命的领导，最后只能自己从家里抱煤来学校，给教室的炉子添火。贾烈看着家长们往学校搬煤，乐得合不拢嘴，转头就把刘二混第二年的租金涨到了八百块。

没几年，张德到了退休年龄。临走前，他把学校的公章用红布包好，放在贾烈的办公桌上，反复叮嘱：“贾烈，这学校三十七个孩子，是咱农场的根，你得把他们教好。”贾烈接过公章，连连点头，转头就写了首《欢送张校长退休》，贴在学校的大门上，诗里写“张校长是老英雄，办学三十年立大功”，转头就把张德原来种在操场边上的两排白杨树，砍了卖钱。

老校长走了，贾烈顺理成章当上了辽河农场中心小学的校长。他上任的第一天，就把学校的荆条围墙拆了一段，在缺口处开了个小卖部，让自己的远房亲戚看着，卖糖果、瓜子和劣质的汽水。小卖部的生意特别好，孩子们下课就围着买，贾烈站在办公室窗口看着，数着手里的毛票，觉得这校长当得实在太舒服了。

那几年农场的效益开始下滑，地里的玉米连年减产，机耕队的拖拉机停在院里，轮胎都瘪了。场部的工资开始拖，有时候两三个月发不下来，贾烈却一点不慌——他的小卖部、蘑菇棚的租金，再加上偶尔帮场部写材料拿的稿费，口袋里的钱比谁都多。他还把学校里仅有的二十套新桌椅，偷偷拉到邻村的小学卖了，换了辆崭新的二八自行车，天天骑着在农场的砂石路上晃，车把上挂着个搪瓷缸，上面印着“先进工作者”五个字——那是他去年靠一首《农场丰收歌》，从场部领的奖状换的。

学校的教学质量烂到了根里。四年级的学生，能把“3+5”写成“35”，五年级的学生，念不出自己课本上的生字。有次县教育局来抽查，抽了十个学生考数学，九个考了零分，剩下那个考了两分，还是蒙对了一道选择题。教育局的领导气得拍桌子，贾烈却不慌，连夜写了份《我校素质教育改革报告》，里面把“培养学生发散思维”写得天花乱坠，还附了自己写的二十首“校园诗歌”，送到李守来那里。李守来跟教育局的领导打了招呼，最后这事不仅没追责，还给贾烈评了个“县教育改革先进个人”。

消息传到水田分校的苏畅耳朵里，她气得哭了半宿。她在水田分校教了五年书，把二十个孩子的成绩从倒数教到全乡前几名，却连个“优秀教师”的奖状都没拿到，贾烈把全校教成零蛋，反倒成了先进。她连夜骑着自行车，走了二十里地回场部，想找教育局的领导告状。刚到场部门口，就被贾烈拦住了。

贾烈脸上堆着笑，把苏畅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苏老师，你要是去告状，我就写你当年在知青点搞小团体的材料，送到县档案馆去。你一个女同志，闹得身败名裂不好看。再说了，你在水田分校教的那些孩子，我都记在心里，以后有机会，我给你调回县城。”

苏畅看着贾烈眼里的阴狠，浑身发冷。她知道贾烈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最后只能咬着牙，转身骑着自行车，回了水田分校。那天的风特别大，把她的围巾吹掉在地上，她没回头捡，眼泪砸在自行车的车把上，冻成了小冰珠。

九十年代，场部的效益彻底垮了。地里的庄稼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机耕队的工人半年没拿到工资，连李守来都因为经济问题，被调到了县政协当闲职。新上任的场长想整顿学校，派人来查贾烈的账，贾烈提前得到消息，把小卖部的收入、蘑菇棚的租金，全换成了烟酒，送到新场长家里，还连夜写了首《新场长上任》，贴在场部的大门口。最后查账的人走了，什么问题都没查出来，贾烈的校长位置，坐得比以前更稳了。

他甚至趁着这次整顿，给自己评上了“高级教师”职称。那本职称证书上的论文，是他花五十块钱，从县城的打字社抄来的，标题叫《农村小学诗歌教育的实践探索》，里面的字他自己都认不全。拿到证书那天，贾烈在农场的饭店摆了三桌酒，把场部大大小小的领导都请来了，酒桌上他举着酒杯，大声念自己写的诗：“高级教师就是我，教书育人结硕果，农场教育我领头，千秋万代美名留！”

饭店里的人哄笑着鼓掌，没人注意到，窗外的老杨树，叶子落得一片都不剩。辽河农场的冬天，比往年任何一年，都要冷。

第三章 离婚进行曲

贾烈的老婆王桂珠，是农场菜园子的菜农，种了一辈子白菜萝卜，手上的裂口常年渗着血，说话一口辽北土腔，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她跟贾烈结婚二十年，生了个儿子贾小军，从小在农场的野地里跑，高中没读完，就去外地打工了。

以前贾烈在机耕队当修理工的时候，跟王桂珠过得还算踏实。那时候贾烈天天一身油泥回家，王桂珠总能把热乎的玉米面饼子端到桌上，给他缝工作服上的破洞。可自从贾烈当上校长，口袋里有了钱，又评上了高级教师，他看王桂珠就越来越不顺眼。

他嫌王桂珠做饭太咸，说“高级教师不能吃这么重口的东西”；嫌王桂珠穿的布衣服太土，说“跟我出去参加会议，丢我的人”；最让他生气的是，王桂珠连他写的诗都听不懂。有次他把自己写的《校园新貌》念给王桂珠听，王桂珠正在择白菜，头都没抬：“啥新貌，我看你写的还不如村头大喇叭喊的好听。”

贾烈当时就把笔记本摔在桌上，骂道：“你个老娘们懂个屁！这是现代诗！高雅艺术！”从那天起，他就不愿意再跟王桂珠说话，天天泡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就着酒写诗，半夜才回家。

两千年的时候，农场开始搞破产清算。地里的庄稼全荒了，场部的办公楼锁上了大半，连大喇叭都好久没响过。农场的职工们人心惶惶，天天围着场部要安置费，只有贾烈一点不慌——他早就托了关系，把自己的编制从农场的集体编制，转成了县里的公办教师编制，连社保都按事业单位的标准，一次性补缴满了。

他算过，等农场彻底破产，他退休之后，每个月能拿到的退休金，比当地普通工人的工资，高出三至五倍。看着周围的老同事天天为了安置费跑断腿，贾烈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喝着小酒，觉得自己这辈子，简直太聪明了。

二〇〇三年秋天，辽河农场正式宣告破产。中心小学的学生，被分到了附近的村镇小学，剩下的两个老教师，按提前退休处理。锁学校大门那天，贾烈看着操场上长出来的半人高的荒草，一点伤感都没有。他把学校里剩下的旧门窗拆下来，卖了两百块钱，揣进兜里，骑着自己的二八自行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回到家，他看着正在灶台前烧火的王桂珠，突然觉得这个家，再也容不下自己这个“大诗人”了。他要去城里生活，要找个有文化的老伴，两个人一起吟诗作对，安度晚年，王桂珠这个土得掉渣的老娘们，根本配不上他。

当天晚上，他就跟王桂珠提了离婚。王桂珠正在揉面，听见这话，手顿在面盆里，面沾了一手，她以为贾烈是喝多了说胡话：“你疯了？咱俩过了二十年，小军都快娶媳妇了，离啥婚？”

“我没疯，”贾烈坐在炕沿上，掏出自己的高级教师证书，往桌上一拍，“我现在是退休高级教师，有高额退休金，有文化，跟你过不到一块去。你一个种菜的，连诗都听不懂，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王桂珠气得浑身发抖，把面盆往地上一摔，面糊溅了一地：“贾烈！你当年在机耕队修拖拉机，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是谁给你缝衣服做饭？你当上校长，天天往家里拿酒，是谁给你收拾烂摊子？你现在翅膀硬了，就想把我甩了？”

贾烈不跟她吵，第二天就收拾了自己的行李，搬到了县城的小旅馆里住。他放话出来，不离婚就绝不回家，还找了县城的律师，要跟王桂珠分家产。儿子贾小军从外地赶回来，跪在他面前哭，求他别离婚：“爸，我妈跟你过了一辈子，你不能这么对她！你要是缺钱，我给你，你别闹了行不行？”

贾烈一脚把儿子踹开：“你懂个屁！我这是追求精神生活！你个打工的，懂什么叫艺术？你要是拦着我，以后我一分钱遗产都不给你！”

贾小军看着自己的爹，眼神里的光一点点灭了。他知道贾烈的脾气，认定的事，八头牛都拉不回来。最后他只能叹口气，去劝自己妈，“妈，我养活你！”王桂珠坐在炕头上，哭了三天三夜，眼睛肿得像核桃。她知道贾烈的心早就不在这个家了，耗下去也没用，最后只能同意离婚。

贾烈很大方地给了王桂珠八万块钱，把农场的老房子留给了她，自己揣着剩下的十几万积蓄，在县城买了个小房子。离婚手续办下来那天，他在县城的饭店摆了一桌酒，给自己庆祝“重获自由”，酒桌上他念自己刚写的《自由之歌》：“摆脱俗事一身轻，城里作诗度余生，红颜知己来相伴，神仙日子我最行！”

旁边一起喝酒的老哥们，听得直摇头。有人劝他：“老贾，你都退休了，瞎折腾啥？老两口搭伴过日子，比啥都强。”贾烈把酒杯一摔：“你们懂什么！你们都是俗人，我是诗人，我的精神世界，你们根本理解不了！”

没过半年，贾烈就把县城的小房子卖了。他听别人说，省城沈阳的生活好，有公园，有老年大学，到处都是有文化的老太太，最适合他这种“诗人”去安度晚年。他揣着全部的三十多万积蓄，坐上去沈阳的火车，看着窗外越来越高的楼房，觉得自己的第二春，马上就要来了。

他在浑南的一个新建的高档小区，付了首付，买了一百二十平的房子。小区里有花园，有喷泉，还有专门的老年活动中心，贾烈站在自己家的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豪车进进出出，觉得自己终于成了“人上人”。他把家里的墙刷得雪白雪白，专门腾出一个书架，把自己这么多年写的诗，打印装订成厚厚的三本，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每天早上，他穿着从早市买的太极服，揣着自己的诗集，去小区的花园里晃。看见年纪差不多的老太太，他就凑上去，掏出自己的诗集递过去：“你好，我是原辽河农场中心小学的校长，高级教师，实力派诗人，这是我的诗集，你看看？”

小区里的老太太们，一开始还以为他是个文化人，接过诗集翻两页，看见里面写的“我家诗花遍地开”“老伴不如知己乖”之类的句子，都憋着笑，赶紧把诗集还给他，转身就走。贾烈却一点不觉得尴尬，他觉得这些老太太都是不懂艺术，自己的“红颜知己”，肯定在后面等着他。

没过多久，他在小区的广场舞队伍里，遇见了刘曼。

第四章 广场舞里的“红颜知己”

刘曼五十来岁，穿一身绣着花的广场舞服，烫着大波浪卷发，说话声音软乎乎的，一笑眼睛就弯成月牙。她看见贾烈在广场舞队伍旁边晃，手里攥着诗集，主动走过去搭话：“大哥，你是新来的吧？我看你天天拿着个本子，是作家啊？”

贾烈听见这话，浑身的骨头都轻了二两，赶紧把自己的诗集递过去：“是啊，妹子有眼光！我是实力派诗人，以前是辽河农场中心小学的校长，高级教师，退休之后来省城养老。”

刘曼接过诗集，翻了两页，眼睛亮了起来：“哎呀，贾校长，你写的诗真好！我以前在县文化馆工作，就喜欢诗歌，可惜退休之后，身边都没人懂这些，没想到在这遇见同好了！”

贾烈瞬间觉得，自己找了半辈子的灵魂知己，终于出现了。他激动得手都抖了，拉着刘曼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那天之后，他天天跟着刘曼去跳广场舞，虽然他手脚不协调，踩错节拍踩得旁边的老太太直皱眉，他也不在乎。

跳完舞，他就拉着刘曼去小区门口的水果店，买最贵的草莓和车厘子，以前他自己连五块钱的烟都舍不得买，现在给刘曼花钱，眼睛都不眨。他还给刘曼买了金耳环，买了真丝的围巾，把自己的退休金存折，都掏出来给刘曼看：“小曼，你看，我每个月退休金海海的、王中王！房子全款就差一点贷款，以后咱俩搭伴过日子，工资全交给你管，我写的诗，全给你一个人看。”

刘曼捂着嘴笑，轻轻拍他的胳膊：“贾哥，你真好，我就喜欢你这种有文化的人。不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些老头，天天就知道下棋打牌，一点情趣都没有。”

贾烈听得魂都飘了。他连夜熬了三个通宵，写了三十首情诗，标题就叫《小曼之恋》，里面写“小曼是我心中花，芬芳美丽满我家，携手相伴走天涯，下辈子还要你陪我”。他花了两百块钱，把这些诗打印成精美的小册子，封面用铜版纸印上“献给我的灵魂伴侣刘曼”，跑到小区的老年活动中心，给所有来玩的老人分发。

那天老年活动中心里坐满了老头老太太，贾烈站在中间的空地上，拿着小册子，大声朗诵自己的情诗。周围的人一开始还安静听着，听见“下辈子还要你陪我”的时候，哄然大笑，有个老头笑得直拍桌子：“老贾，你这诗比我孙子写的幼儿园作业还逗！”

贾烈一点不生气，他觉得这些人都是嫉妒他，嫉妒他找到了红颜知己。他看向坐在旁边的刘曼，刘曼也在笑，只是那笑意没到眼睛里——她根本不是什么文化馆的退休干部，就是从沈阳郊区来城里给儿子带孩子的农村老太太，以前在村里的小卖部卖货，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她跳广场舞的时候，就专门盯着那些有钱的退休老头，哄他们给她花钱，给她的孙子交学费，买玩具。

刘曼拿着贾烈给她的金耳环，转头就去金店卖了，换了钱给孙子报了英语补习班。贾烈给她买的真丝围巾，她转手就送给了自己的老姐妹。她跟小区里的其他老太太说：“那个姓贾的老头，脑子有毛病，写的诗比驴叫还难听，兜里那点钱，不骗白不骗。”

贾烈完全被爱情冲昏了头，这些话他一句都没听见。他天天给刘曼写诗，给刘曼买东西，连家里的米面油，都全给刘曼往她儿子家搬。有次刘曼说自己的孙子想吃进口的奶粉，贾烈坐了一个小时的公交车，跑到市中心的大超市，花了两千多块钱，扛了两罐进口奶粉回来，累得满头大汗，却笑得像个傻子。

相处了三个多月，刘曼看贾烈的积蓄还有二十万，就开始下套。那天她跟贾烈在小区的花园里散步，突然叹了口气，抹起了眼泪。贾烈赶紧问她怎么了，刘曼说：“我儿子最近要换豪车，差二十万块钱首付，豪车换不成，媳妇就离婚，天天在家愁得睡不着觉，我这个当妈的，实在是帮不上忙，心里难受。”

贾烈愣了一下，他剩下的积蓄，刚好就剩二十万块了。那是他留着还房贷的钱，本来不想动。可看着刘曼哭红的眼睛，他心一软，立马拍胸脯：“小曼，你别愁，这二十万块钱，我给你出！咱俩以后都是一家人，你儿子的事，就是我的事！”

刘曼破涕为笑，“不过，我儿子买了豪车，每个月会替你还一部分房贷的，有个五年八年，连本带利都能还清！”她抱着贾烈的胳膊，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贾烈浑身都麻了，“说啥呢，咱们是一家人了，有难同担，有福同享！”第二天一早就去银行，把自己卡里的二十万块钱，全部转到了刘曼的账户上。转完账，他看着手机里的转账记录，觉得自己简直太伟大了，为了爱情，付出一切都值得。

他甚至已经开始规划以后的生活了：等刘曼儿子的车买好，他就跟刘曼去领结婚证，把家里的书架摆满两个人的诗集，每天早上一起去跳广场舞，晚上一起在阳台上看星星，他写的诗，以后还能出一本合集，流传后世。

可他万万没想到，转完账的第二天，他再去广场舞场地，就找不到刘曼了。他问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太太，人家都摇摇头，说不知道刘曼去哪了。贾烈慌了，掏出手机给刘曼打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冰冷的提示音——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他疯了一样，跑到刘曼以前跟他说的住址，敲开门，里面出来个陌生的小伙子，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你谁啊？这房子我刚租下来，根本不认识什么刘曼。”

贾烈站在楼道里，浑身发冷，从头顶凉到脚后跟。他的二十万块钱，他的“红颜知己”，他的爱情，全没了。他失魂落魄地走回自己家，翻出那本印着《小曼之恋》的诗集，看着上面“携手相伴走天涯”的句子，突然觉得一阵恶心，胃里翻江倒海，蹲在地上吐了半天。

二十万块钱没了，他的退休金，每个月要还房贷，剩下的钱连吃饭都不够。小区的物业费，他已经拖了三个月没交，物业天天给他打电话催，说再不交，就停水停电。他想给儿子贾小军打电话，号码拨出去，才发现自己早就把儿子的手机号弄丢了——以前他觉得儿子是累赘，从来没存过。

他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看着墙上自己挂的“高级教师”证书，看着书架上那三本厚厚的诗集，突然觉得这些东西，全是笑话。他当了一辈子“文化人”，吹了一辈子牛，最后被一个广场舞老太太，骗得精光。

第五章 荒草漫归途

贾烈被骗的事，很快就在小区里传开了。以前那些跟他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头老太太，看见他就指指点点，有人当面笑他：“贾大诗人，你的红颜知己呢？怎么没跟你一起出来散步啊？你的情诗，怎么不接着念了？”

贾烈低着头，不敢说话，赶紧绕着路走。他再也不去老年活动中心了，也不去花园里晃了，天天把自己关在家里，连门都不敢出。六百块钱的生活费，他省了又省，每天只买两个馒头，就着咸菜吃，有时候连盐都舍不得放。

有次他实在饿得不行，下楼去小区门口的菜市场捡菜叶子，被以前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头撞见了。那老头回去跟其他人一说，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了，贾大诗人现在靠捡菜叶子过日子。

他在省城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冬天的时候，家里舍不得交暖气费，冻得他裹着两床被子，还是浑身发抖。他看着窗外的高楼大厦，看着别人家亮着的暖黄的灯，突然开始想念辽北的老家，想念以前农场的老房子，想念王桂珠给他做的玉米面饼子。

他想回去。他攒了半个月的钱，买了一张回辽河农场的汽车票，坐了三个小时的大巴，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地方。

可眼前的辽河农场，早就不是以前的样子了。以前热闹的场部办公楼，锁着大门，窗户上的玻璃全碎了，院子里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以前的机耕队修理棚，早就塌了，只剩下一堆破砖头，拖拉机的残骸，在荒草里锈成了废铁。

他顺着以前的路，往自己家的老房子走。走到菜园子边上，才发现王桂珠不在了。邻居告诉他，王桂珠去年冬天得了肺病，儿子花光了钱，还是没有把人救回来，走了。走之前，还天天坐在家门口的门槛上叨咕着，“这是坏了心眼子的贾烈呀，吃不出我给他热玉米面饼子的香。”

贾烈浑身一软，差点瘫在地上。他走到老房子门口，门锁早就锈死了，从门缝往里看，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以前王桂珠种的白菜地，现在全是杂草。他推开门，屋里的炕上落满了灰，灶台里的灰，早就凉透了。

他在老房子里坐了一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才起身往以前的中心小学走。那所他当了一辈子校长的学校，现在只剩下两堵断墙，操场的跑道上，荒草长得比人还高。他以前种在办公室门口的那棵杨树，早就被砍了，只剩下一个树桩，上面长满了木耳。

他在断墙边上，找到了半本自己以前写的诗。那本诗被雨淋得发皱，字都模糊了，只剩下几句“我校教育结硕果”，还能勉强看清。贾烈坐在荒草里，翻着那半本破诗，眼泪砸在纸页上，把模糊的字，晕得更看不清了。

他想起以前在机耕队当修理工的时候，王桂珠给他送午饭，玉米面饼子还热乎着；想起张德老校长退休的时候，握着他的手，叮嘱他要好好教孩子；想起苏畅被他逼去水田分校的时候，回头看他的眼神，凉得像冬天的冰。他这一辈子，坑了同事，甩了老婆，骗了学生，最后把自己的家，把自己的根，全作没了。

他在农场待了三天，把王桂珠的坟扫了，在坟头放了一个热乎的玉米面饼子。然后他坐上回省城的大巴，回到了那个高档小区的房子里。

从那天起，小区里的人经常看见，那个以前天天揣着诗集晃的老头，天天蹲在单元门口捡矿泉水瓶。他再也不跟人提“诗人”两个字了，也再也不掏自己的诗集给别人看了。有人跟他搭话，他就低着头，嘿嘿笑两声，手里攥着空矿泉水瓶。

他的房贷，还差五年才能还完。他每个月的退休金，还完房贷，剩下的钱，勉强够吃饭。他的书架上，那三本厚厚的诗集，落满了灰，再也没人翻过。

辽北的风刮到了省城，吹进了小区的窗户里。贾烈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喷泉，风把他的白头发吹得乱飘。他口袋里，还揣着那支笔尖弯了的旧钢笔，那两支空钢笔壳，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远处的天边，夕阳落下去，把整个城市染成了暗红色。他手里攥着那支旧钢笔，想在一张纸上写点什么，可笔尖落在纸上，半天写不出一个字。风从窗户里吹进来，把他手里的白纸吹走，飘到楼下的花园里，落在荒草边上。

那片荒草，从小区的地砖缝里长出来，绿得发亮，就像辽河农场操场上，那些从来没人管，却年年都能长出来的野草。没人知道，那张白纸上，贾烈到底想写什么。也没人知道，他剩下的日子，会不会再踏上那片满是盐碱味的黑土地。

城市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空荡荡的墙上，像一个被抽走了灵魂的空壳。风还在吹，远处传来广场舞的音乐声，他站在阳台上，一动不动，像一尊被遗忘的雕像。

第六章 荒草里的旧课本

第二天，他又回到辽北自己家的老房子。深秋的辽北大风卷着碱土，把半人高的狗尾草吹得一浪接一浪。贾烈蹲在断墙根下，指尖蹭着那本泡得发皱的旧诗集，纸页上的墨迹早被雨水晕开，只剩“桃李满门”四个字还勉强能辨出轮廓。他正想把那页撕下来揣进兜里，身后忽然传来一声自行车铃响。

“您是……贾校长？”

声音带着点迟疑，又裹着辽北人特有的厚重。贾烈猛地回头，看见一个穿藏蓝色工装的中年男人，推着辆掉漆的二八自行车，车后座绑着一摞崭新的小学课本，裤腿上沾着田埂的泥点。男人脸上有一道浅浅的疤，从眉骨划到颧骨，是小时候摔的，贾烈盯着那道疤看了三秒，忽然认出来——这是当年他带的第一届学生里，最老实的那个，叫王铁柱。

当年王铁柱在班里最笨，数学题算十道错九道，贾烈上课从来不管他，天天往场部跑。有次期末考试，王铁柱考了零分，贾烈当着全班的面，把他的课本撕了，扔在地上踩，骂他“笨得像地里的土豆，白占学校的课桌”。王铁柱蹲在地上捡碎纸片，眼泪砸在泥里，眉骨磕在桌角上，划了那道疤。后来他小学没毕业，就回家种地了，贾烈早就把这个人忘得一干二净。

“铁柱……是铁柱啊。”贾烈的手下意识往身后藏那本破诗集，脸上挤出点僵硬的笑，“你这是……干啥去？”

“我在邻村的小学当代课老师，刚去县里领新课本，绕路过来看看老学校。”王铁柱把自行车停在断墙边，目光扫过满地的荒草，叹了口气，“当年您带我们的时候，这操场还平平整整的，现在都长荒了。”

贾烈的脸瞬间发烫，脚在泥里蹭了蹭，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以为王铁柱会骂他，会翻当年的旧账，可王铁柱从车筐里掏出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居然是当年贾烈撕烂的那本旧数学课本——碎纸片被人用透明胶带粘得整整齐齐，封面上用铅笔写着“王铁柱”三个字，歪歪扭扭的。

“当年您把我课本撕了，我捡回家粘了半个月。”王铁柱摸着课本上的胶带印，声音很轻，“那时候我就想，我要换个环境好好读书，考师范，以后我要是当老师，绝对不撕学生的课本，绝对不骂他们笨。我的愿望实现了，现在我教的班里，二十三个孩子，数学及格率能到百分之九十，上次乡里统考，还拿了第三名。”

贾烈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说不出话。他当了一辈子校长，吹了一辈子“桃李满门”，最后真正留在这片土地上教书的，居然是当年被他骂成“笨土豆”的学生。他忽然想起当年自己写的那些诗，那些“我校教学结硕果”的句子，此刻像巴掌一样，一下下抽在他脸上。

“贾校长，我听说您后来去省城了，现在回来看看？”王铁柱从车筐里掏出两个热乎的烤地瓜，递给他一个，“我妈以前在菜园子帮王桂珠阿姨种白菜，去年冬天王阿姨走之前，还总念叨您，心里有恨有不甘啊。”

烤地瓜的热气熏得贾烈眼睛发涩，他接过地瓜，烫手的温度从指尖传到心口。他咬了一口，甜得发腻，像当年王桂珠在炉边烤给他的味道。他忽然想起三十年前，他刚到学校当老师，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三十七个睁着大眼睛的孩子，那时候他其实也动过一秒念头，想好好教他们认字，想让这些农场的孩子能走出这片黑土地。可那点念头，后来全被他写的歪诗、跑的关系、捞的油水，冲得一干二净。

“铁柱，对不住……当年是我对不起你们。”贾烈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眼泪砸在烤地瓜上，晕开一小片湿痕，“我不是个好老师，我不配当校长。”

王铁柱没接话，只是从车后座的课本里抽出一本崭新的语文书，翻开第一页，指着上面的古诗给他看：“贾校长，您以前爱写诗，您看现在的课本里，都是正经的古诗，孩子们都能背下来。上次我带学生来这里踏青，他们还问我，以前的学校是什么样的，我跟他们说，以前这里有个操场，有两排教室，还有老师教他们认字。”

风卷着荒草的叶子吹过来，落在那本崭新的语文书上。贾烈看着课本上印着的“床前明月光”，忽然想起当年他把这首诗改成“李白打开窗”，教给底下的孩子，那些孩子跟着他念，笑得东倒西歪，却连正经的诗都没学会。他忽然站起来，把自己藏在身后的那本破诗集拿出来，一页页撕下来，扔在风里。那些他写了一辈子的歪诗，那些他吹了一辈子的牛皮，顺着风飘在荒草里，很快就被狗尾草的叶子缠住，再也找不到了。

王铁柱看着他撕诗集，没拦他，只是从车筐里掏出个新的笔记本，递给他：“贾校长，要是您以后想写点啥，就写点正经的，写点这片黑土地的事，写点孩子们的事，别再写那些没用的了。”

贾烈接过那个新笔记本，封面上印着“人民教师”四个红字，摸上去厚实得很。他站在断墙下，看着王铁柱骑着自行车，沿着田埂往邻村的方向走，车后座的新课本在风里晃，像一团跳动的光。远处的田地里，有几个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在追跑，笑声顺着风飘过来，落在他的耳朵里。

那天晚上，贾烈没有立刻回省城。他在王桂珠的老房子里住了一夜，把破窗户用塑料布钉好，在灶坑里点了一把火，烧了点玉米棒，暖烘烘的火光映在墙上。他坐在炕沿上，翻开那个新笔记本，握着那支笔尖弯了的旧钢笔，第一次认认真真，一笔一划地写了一行字：“对不起，孩子们。”

第二天他坐大巴回省城的时候，包里揣着那个新笔记本，还有王铁柱给他的那本旧数学课本。大巴沿着辽北的公路开，窗外的黑土地一望无际，荒草在田边连成一片，风从车窗吹进来，带着熟悉的碱土味。他靠在座位上，看着窗外的景色，忽然觉得压在他心里几十年的那块石头，好像轻了一点。

第七章 单元门口的诗

回到省城的高档小区，物业又在单元门口贴了催缴物业费的通知，贾烈路过的时候，没像以前那样绕着走，反而停下来，掏出兜里仅剩的几十块钱，先交了半个月的物业费。他把家里的旧东西收拾了一遍，那些印着“先进工作者”的搪瓷缸，那些以前打印的歪诗小册子，他全整理出来，卖给了楼下收废品的大爷，换了二十块钱，买了大米。

他不再天天蹲在单元门口捡矿泉水瓶了。每天早上，他拿着那个新笔记本，去小区旁边的早市转，帮卖菜的大爷看摊子，帮拎不动东西的老太太送菜，人家给他塞点青菜塞点馒头，他都乐呵呵地接着。闲下来的时候，他就坐在小区花园的长椅上，握着那支旧钢笔，在笔记本上写东西。

他不再写那些“我是诗人”的歪诗了。他写早市上卖白菜的辽北老乡，写小区里帮人看孩子的阿姨，写王铁柱车后座的新课本，写王桂珠坟头的荒草。他写的句子很朴素，没有华丽的词，也没有吹牛皮的话，就是把他看见的、经历的事，一笔一划记下来。

有天他坐在长椅上写东西，以前一起跳广场舞的张阿姨路过，凑过来看看他的笔记本，惊讶地说：“老贾，你现在写的东西，比以前那些诗好看多了啊。”

贾烈抬头笑了笑，没说话。他把笔记本递给张阿姨，上面写着他昨天刚写的一段：“荒地里的孩子，要走正道，别像我，走了一辈子歪路，回头的时候，头发都白了。”

后来小区里的人慢慢发现，那个以前爱吹牛皮的贾老头，变了。他不再到处炫耀自己是校长、是诗人，每天安安静静地帮人搭把手，坐在长椅上写东西。有小区里的小学生放学，围着他看他写字，他就一笔一划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再也没教过他们瞎改古诗。

冬天来的时候，下了场大雪，把小区的花园盖得白茫茫的。贾烈攒了点钱，买了张回辽北的车票，他打算过完年，就回辽河农场去。王桂珠的老房子修一修就能住，他想去王铁柱的小学当代课老师，哪怕不给钱，帮着孩子们改改作业，扫扫教室，也比在省城的高楼里飘着踏实。

他收拾行李的时候，把那个新笔记本塞进包里，又把王铁柱给他的旧数学课本放进去。他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雪，远处的浑南新区，高楼一栋栋亮起来，雪落在玻璃上，融化成小小的水珠。他忽然想起当年他从农场来省城的时候，以为这里是他的天堂，现在才明白，他的根，从来都在那片长着荒草的黑土地里。

大年三十的晚上，小区里家家户户都亮着灯，飘出饺子的香味。贾烈一个人坐在家里，煮了点速冻饺子，翻开笔记本，在最后一页，认认真真写了一首短诗。没有华丽的句子，也没有吹牛皮的话，只有短短四句：

黑土生我养我人，荒草埋过旧诗痕。

回头走回正道上，不负年少教书身。

他把这页纸撕下来，贴在自家的门上。窗外的烟花升起来，在天上炸开，把整个夜空染得五颜六色。他站在窗边，看着远处的烟花，手里握着那支笔尖弯了的旧钢笔，脸上露出了这辈子第一次，踏踏实实的笑。

雪还在下，落在小区的地砖缝里，那几株从缝里长出来的荒草，埋在雪下面，正等着来年开春，再冒出嫩绿的芽。

第八章 讲台边的荒草

正月十七，辽北的冻土还没完全化开，风里裹着残雪的碎粒，刮在脸上像细砂纸蹭。贾烈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站在王铁柱所在的村小门口，棉鞋上沾了厚厚的泥，是从二十里外的乡道上一步步走过来的。

这所村小比当年的农场中心小学规整得多，红砖围墙刷着明黄色的标语，三排塑钢窗的教室亮着灯，操场边缘的荒草刚冒出针尖大的绿芽，被几个追跑的孩子踩得东倒西歪。王铁柱早就在校门口等他，手里攥着一串教室的钥匙，看见他冻得通红的耳朵，赶紧把他往屋里拉：“贾叔，快进来，办公室的炉子刚烧上，暖乎。”

贾烈没立刻进办公室，站在教室窗外往里面看。靠窗的第一排，扎羊角辫的小丫头正攥着铅笔，一笔一划在田字格上写“春”字，笔尖顿了三下，把“日”字旁的横画写得歪歪扭扭。他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自己站在农场小学的讲台上，把“床前明月光”瞎编成段子哄孩子笑，那些孩子的眼睛也像这样亮，却连一句正经的古诗都没学会。

“我来不是当老师的。”贾烈把帆布包往办公室的桌上一放，从里面掏出那本粘满胶带的旧数学课本，“我年纪大了，站不动讲台，就给你打打下手——扫扫操场，给教室生炉子，放学送路远的孩子回家，闲下来帮你改改作业，管饭就行，一分钱工资我都不要。”

王铁柱知道他心里揣着的那份愧疚，没跟他推让，当天就把操场角落的杂物间收拾出来，搭了张木板床，给贾烈安了住处。杂物间的窗户外正对着操场，推开门就能看见孩子们跑跳的身影，贾烈把那支弯尖的旧钢笔放在窗台上，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扛着扫帚扫操场的积雪，把三个教室的炉子烧得旺旺的，等孩子们背着书包进校园的时候，教室里的温度已经升到二十度，窗玻璃上蒙着薄薄的水汽。

有次三年级的孩子上体育课，在操场边的荒草里捡到半块刻着“农场小学”四个字的旧水泥牌，呼啦啦围过来，举到贾烈面前问他这是什么。贾烈蹲下来，用袖口擦干净水泥牌上的泥，给孩子们讲当年的老学校，讲那些在土坯房里上课的哥哥姐姐，讲自己以前瞎教古诗的糗事，孩子们听得眼睛瞪得圆圆的，围着他笑，没人知道眼前这个扫操场的老头，曾经是个把“当诗人”挂在嘴边的荒唐校长。

他改作业改得格外仔细。以前当校长的时候，他连学生的作业本都懒得翻，现在他戴着老花镜，把每个孩子的田字格都用红笔圈出写得好的笔画，数学题的步骤错了，他就在旁边用铅笔一步步写清楚，连草稿纸都给孩子留出来。有个叫丫丫的小丫头，数学基础差，十以内的加减法算得慢，贾烈每天放了学，就把她留在办公室，用小石子摆着教，摆到第三十二天的时候，丫丫举着满分的试卷冲进他的杂物间，把试卷贴在他的木板墙上，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开春的时候，王铁柱要去县里参加教师培训，把整个学校二十三个孩子的语文课，全托付给贾烈代一周。贾烈站在久违的讲台上，手攥着粉笔，紧张得指尖都出汗。他没敢讲复杂的内容，第一节课就讲李白的《静夜思》，一字一句念得格外慢，把每个字的意思都掰碎了讲，讲李白站在窗边看着月亮想家的心情，讲自己年轻的时候瞎改这首诗，耽误了好多孩子。

底下的孩子安安静静听着，没人笑他。坐在第一排的丫丫站起来，举着小手说：“贾爷爷，你现在讲的诗，比以前的段子好听多了。”

那天的语文课下了之后，孩子们围着他，让他教他们写“正经的诗”。贾烈坐在操场边的荒草堆上，看着远处的黑土地，看着田埂上飞过去的燕子，带着孩子们一句句凑：“春风吹过黑土坡，小草冒出尖尖角；我在校园跑呀跑，书包里小歌谣。”

这首歪歪扭扭的小诗，后来被孩子们用彩笔写在彩纸上，贴在教室的后墙上，风从窗户吹进来，彩纸晃呀晃，像一群扑棱翅膀的小蝴蝶。

六月的辽北，黑土地上的玉米苗长到半人高，贾烈在操场的荒草边缘，种了两排向日葵。他从家里带来的葵花籽，是当年王桂珠在菜园里种的老品种，花瓣黄得透亮，花盘能长到脸盆大。向日葵出苗的时候，他蹲在田埂边拔草，指尖被草叶划了个小口子，渗出来的血滴在黑土里，瞬间就被肥沃的泥土吸进去。

有天下午，他正在杂物间给孩子们改作业，村支书走过来，递给他一张皱巴巴的纸，是从乡档案室翻出来的旧通知——当年的辽河农场中心小学，三十七个学生的学籍档案，有二十一个人后来都补了文化课，有的去镇上开了超市，有的在县城当工人，还有两个考上了师范，现在也在乡村当老师。村支书笑着拍他的肩膀：“老贾，你当年虽然荒唐，可到底没让这些孩子彻底失学，根还在这儿呢。”

贾烈拿着那张旧通知，指尖抖得厉害。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全是错的，全是欠的，没想到在他看不见的地方，那些被他耽误过的孩子，靠着自己的力气，从荒草里钻出来，还是长出了像样的模样，王铁柱就是典型的例子。他走到操场边，看着开得越来越旺的向日葵，看着孩子们在向日葵旁边追着蝴蝶跑，忽然想起三十多年前，张德老校长攥着他的手说的那句话：“这三十七个孩子，是咱农场的根。”

深秋来的时候，向日葵的花盘沉得低下了头，结满了饱满的葵花籽。贾烈把葵花籽摘下来，炒熟了分给每个孩子，自己留了一小罐，放在窗台上。他的木板床上，贴着丫丫的满分试卷，贴着孩子们一起写的那首小诗，贴着当年王铁柱粘好的旧数学课本。他再也没提过“诗人”两个字，再也没掏出过那些印着“先进工作者”的旧证书，每天扫操场、生炉子、改作业，日子过得像脚下的黑土地，扎实得能踩出脚印。

入冬的第一场雪落下来的时候，贾烈收到了一个从南方寄来的包裹。拆开一看，是件厚羽绒服，还有一封皱巴巴的信，是他儿子贾小军寄来的。信上写：“爸，我听老家的人说你在村小帮忙，以前的事我不怪你了。我在南方打工攒了点钱，明年打算回来，在镇上开个文具店，给村里的孩子卖便宜的作业本。”

贾烈拿着信，站在雪地里，雪落在他的白头发上，他笑出了眼泪。远处的田埂上，王铁柱带着孩子们扫完雪，正往教室走，孩子们的笑声顺着风飘过来，裹着葵花籽的香气。

没人知道贾烈的晚年会不会一直留在这所村小，没人知道他攒的那些故事最后会不会写成一本正经的书，也没人知道来年春天，他在操场边种的向日葵，会不会开出比今年更艳的花。雪还在下，把操场的荒草盖得严严实实，那些埋在雪底下的草芽，正攒着劲儿，等着来年的春风吹过，再从黑土里钻出来，绿得漫山遍野。

风从远处的黑土地上吹过来，带着辽北独有的碱土味，裹着孩子们的读书声，飘向没有尽头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