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三苏文化 | 苏东坡归葬郏县史证
萧根胜
(一)
2016年，我由汝州调回原籍郏县人大履职，恰逢郏县苏轼研究会换届，在众文友推举之下，我有幸出任郏县苏轼研究会第三任会长。生于郏、长于郏，自幼听闻“苏轼葬郏"的乡土传说，心中始终存着一重疑惑:眉山故土当是苏氏根脉，苏东坡终老江苏常州，为何千里迢迢落葬中原郏县？这份根植乡土的文化自豪感和责任感，驱使我开启为期四年比较系统的考证研究。
数年间，我遍览《宋史》《栾城集》《东坡全集》明清《郏县志》《汝州志》等可考文献，并通过编辑出版《三苏》杂志，汇集全国苏研专家研究成果，同时还追随东坡人生足迹实地走访四川眉山三苏祠、江苏常州舣舟亭、 海南儋州东坡书院、安徽霍山苏氏后裔聚居地，与郏县苏轼研究会王盘根、唐国颖、刘继增、乔建功、高春林等诸位深耕三苏文化数十年的本土学者反复研讨，梳理辨析历代民间传说、元明碑记、现代考古、出土墓志等，先后形成数篇探源文稿刊发于《河南日报》《平顶山日报》《时代报告》《平顶山学院学报》和《苏轼研究》《三苏》等专业期刊。
刘继增先生长期深耕东坡灵柩迁徙路线、苏坟历代沿革考证，《苏轼流寓人生的最后一次行程》一文，厘清常州至郏县水陆转运完整路径，以地方志、驿道史料还原苏轼迁葬全过程，同时网络 撰文《苏轼葬郏问答》30余篇，颇具引导作用。乔建功先生穷十余年之力完成《三苏葬郏考略》专著，继而发表《苏轼郏探因》之一、二、三，等学术论文数十篇，不仅对苏轼葬郏探因取得重大突破，而且对苏坟沧桑变迁的研究也取得可喜进展。县政协文史委“三苏文化研究小组"30多位苏学爱好者也有不少研究成果相继面世。凡此种种，足以表明三苏葬郏课题的研究成果喜人，方兴未艾，前景可观。
(二)
厘清东坡葬郏史因，必须依托一手原始文献，这也是刘继增、 乔建功、高春林等考证工作的核心根基。
多少年来，人们仅知道《东坡先生墓志铭》载“公始病，以书嘱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的东坡遗言，由此，人们一直认为是苏轼任汝州团练副使期间在此选中的墓地，即"练汝说"。 后来人们发现苏轼练汝根本就没有到任，于是又转而说是苏轼路过此地，看到形胜类似家乡峨眉，才遗言葬此的"形胜说”。在此基础还派生出中了“恋阙说”"祭祀方便说”“土厚水深说”等等，不一而足。
乔建功先生不唯上，不唯书，就苏轼葬郏探因先后撰写论文十余篇，在弄清苏轼葬郏前后过程的基础上，破解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初苏轼《致子由第八简》的写作背景。而《第八简》 开头云“子由弟。得黄师是遣人赉来二月二十二日书，喜知近日安胜。”接着大量篇幅讲述不能前往许昌弟弟苏辙与比邻而居的理由，其间却突然说道“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可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十缗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莫徇俗也。”对于这么一段前无因后无果的讲述，着实困惑苏学粉丝近千年，不得其解。而乔先生归纳各种因素，经过反复推敲创造性地推断: 其实这是回答苏辙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所提葬地问题的答复，同时又是七月苏轼病危“即死葬我嵩山下”遗言的前提条件，在这里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于是就形成了二月苏辙来信提出葬地问题＿＿五月苏轼复信《第八简》回答葬地问题＿＿七月苏轼遺言重申葬地问題的逻辑链条。很明显，苏轼之所以葬郏是他们兄弟二人在苏轼病逝前半年间来往三封书写商定的。虽然苏辙的二月来信业已散佚，但《苏轼年谱》《苏辙年谱》证实，这三封书信是铁的事实，而把它们置于时空的坐标上并纳入葬地的框架中 进行逻辑考量，这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可考的存世史据。因此，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四川大学资深教授邱俊鹏先生称赞说：你(乔先生)算是把三苏坟的事情说清楚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顾问、中华书局资深编审刘尚荣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乔先生的研究终于使苏轼葬郏探因跳出主观臆测的泥淖，迈向以文字史料为依据的健康大道。具有里程碑的价值！
刘继增先生重点梳理该墓志史料价值:“先茔”二字足以证明，早在宣和五年(1123)之前，郏县上瑞里已是苏氏家族祖坟，苏轼、苏辙墓居于茔地核心位置。苏仲南墓志拓片公之于众后(墓志铭碑存于河南省博物院)，彻底终结上世纪学界“三苏坟为衣冠冢” 的长期争议， 成为东坡归葬郏县无可辩驳的考古实证。 而他《苏流寓人生的最后一次行程》一文细致梳理建中靖国元年七月至次年闰六月苏轼迁葬完整路线:苏轼七月卒于常州，停灵近一年后，苏过、苏迈兄弟沿运河、汴河西行，经扬州、开封，抵达颍昌(今许昌)与苏辙会合，后沿汝洛古道西进至汝州郏城，闰六月正式落葬小峨眉山之阳上瑞里。
北宋末年，江南常州至四川眉州道途险阻、盗匪横行，千里运柩回眉山完全不具备现实条件，而中原郏县成为唯一可行的归焉之地则应是决定性的动因。
(三)
结合刘继增、乔建功等人的研究成果，摒弃元代以来单一“爱峨眉山水”的片面说法，可以形成以下五大核心成因:
一是政治险恶，势不能返。轼、辙弟兄的晚年虽本意渴望回归故里，归葬父母身旁，但正处其人生最低谷，经过岭南的七年流放生涯，早已使他们身心疲惫，万念俱灰，犹如惊弓之鸟，噤若寒蝉。建中靖国元年(1101)三月，族侄苏千之西归，苏辙有《北归祭东茔文》言:“兄轼来自海南道远未归，皆以困踬之余，思归未获，如人病躄，心不忘起。”五月，苏轼北归行至金陵，闻听朝廷局势有变，迅即致信弟弟苏辙(即第八简)决计不再前往许昌定居。深怕重陷政治旋涡。七月，苏轼病故，还没有下葬，更有下诏“ 其原追复旧官告交纳”，被一撸到底。苏辙也"自太中大夫降复朝奉大夫”。接下来就是蔡京当政，大肆迫害元祐党人，毁书绝版，树党禁碑。正如苏辙在《再祭亡兄端明文》说的那样“先垄在西，老泉之山。归骨其旁，自昔有言。势不克从，夫岂不怀！”
遥想治平二年(1065),兄弟二人置办父亲与苏轼夫人王弗的丧事，奉皇命官船直抵眉山故里，送丧车辆多达千辆，朝廷诏赐银绢，达官纷致厚赙，沸沸扬扬，风光无比。反观今日，弟兄二人双双遍体鳞伤，成了为人不齿的朝廷犯官。天壤之别，今非昔比。历来国人重视叶落归根，但更讲究衣锦还乡。“愧见江东父老”之情， 尽在不言之中。
二是经济拮据，力不能支。北宋朝廷规定贬谪官员，薪俸减半，且往往以谷米实物发放。再说轼、辙兄弟均以九品僚属被贬蛮荒岭南长达七年，经济之拮据可想而知。其上述仅为区区十缗钱购买葬地事宜致使兄弟二人来往三封书信反复商榷，经济之拮据可见一斑。
北宋末年，经济恶性通胀，土地兼并加剧，导致社会动荡，民变四起。在此社会混乱形势下，长途迁葬不仅耗费惊人，而且困难重重。从常州水路转运灵柩至四川眉山，往返数千里，耗时至少两年，人力、船运、祭品开销等远远超过苏家当时的承受能力。
三是兄弟情深，义薄云天。《宋史》评述其兄弟情谊曰"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也有“千古第一兄弟”之称，少年同登科、仕途共沉浮，乌台诗案、新旧党争中始终彼此扶持，晚年一同被贬岭南、海南，离多聚少，患难相依。“夜雨对床”是兄弟二人的终生夙愿，生前不能实现，死后归葬一处也不失为幸事。只要不使兄弟一人独处，埋葬在哪里都可以。正所谓"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身。”尤其" 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寥寥数字，血浓于水之情溢于言表。苏辙晚年定居颍昌，距郏县上瑞里不足百公里，购地嵩麓本是为兄弟二人共享终老之地。苏轼晚年历经儋州绝境，深知此生再难归蜀，苏轼葬郏10年后，政和二年(1112)苏辙病逝，子孙遵其遗愿，将其归葬苏轼墓侧，二苏同眠小峨眉，兑现兄弟相守一生的约定。
四是父祖夙愿，耿耿于怀。刘继增、高春林梳理苏洵诗文发现，早在嘉祐元年(1056),苏洵携二子赴京赶考，途经嵩山时便有诗句:“经行天下爱嵩岳，遂欲买地居妻孥"，明确表达有朝一日迁居中原、扎根嵩麓的心愿。
苏氏家族在四川眉山已定居300余年，而蜀地偏远，仕途奔波、宗族聚守多有不便。苏洵常年游历中原， 深爱嵩岳山水、 中原文脉，多次计划举家北迁，终因家境清贫未能如愿。苏轼、苏辙自幼听知父亲心愿，将“归葬嵩山下”视作完成先父遗愿的最终孝行。元代曹师可《三苏先生祠堂之记》仅强调山水形似峨眉，却忽略苏洵迁居中原的家族根源。刘、乔二人一致认为， 父祖夙愿亦是东坡葬郏的重要深层动因。
五是山水形胜，天意巧合。苏辙《再祭亡兄端明文》载：“地虽郏鄏，山曰峨眉，天实命之，岂人也哉。”郏县茨芭镇小峨眉山“峰峦绵亘，状如列眉”，山势地貌与四川眉州峨眉山高度相似，故而得名“小峨眉”。苏辙墓志、历代碑刻均记载，此地"土厚水深， 宜安幽宅”，正契合北宋风水丧葬观念。
苏东坡一生豁达旷达、忠直爱民，其人格精神依托郏县墓园代代流传。苏坟寺村千年守墓传统、民间东坡传说，与文献考证相互印证，形成文献、文物、民俗三位一体的文化体系。走访眉山、儋州、常州各地苏祠时，各地学者均认可郏县三苏坟无可替代的史料与精神价值。
深挖东坡葬郏史实，传承三苏文脉，既是乡土文化使命，也是对东坡精神的深切致敬。未来，将持续联合有关专家及本土苏研学者，整理碑刻、墓志、地方志史料，完善三苏葬郏学术体系， 让藏于嵩麓峨眉间的东坡故事，以扎实可信的考据走向更广的学术舞台，让三苏文化在中原大地熠熠生辉，永续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