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枯宁的追问

                  杂文/李含辛

     1872年的海牙，第一国际代表大会的会场里烟雾弥漫，争吵声几乎要掀翻屋顶。

     巴枯宁拍着桌子，向马克思抛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质问：“如果你们的党掌握了政权，并且拥有了巨大的财富，你们还算无产阶级吗？”

     彼时，巴黎公社的鲜血还未干透，全欧洲的无产者都在传唱《国际歌》，没有人愿意认真对待这句刺耳的追问。

     人们把它当作无政府主义者的偏执挑衅，当作革命洪流中一个不和谐的音符。然而，历史没有忘记这句话，它像一颗埋进冻土的种子，在一百多年后，在横跨欧亚大陆的红色帝国轰然倒塌的烟尘里，破土而出，长成一棵结满答案的树。

      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的那些年，一切都朝着理想的方向生长。工人赤卫队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从资本家手里夺回工厂的钥匙；农民在分来的土地上种下第一茬麦子，苏维埃代表蹲在车间里，用铅笔头记录工人的诉求。那时的掌权者，手上还带着车间的老茧，嘴里还留着黑面包的碎屑，他们和“无产阶级”这个身份，紧紧贴在一起，像皮肤贴着血肉。

      可是，变化来得悄无声息，比任何一场政变都更不动声色。

      起初，是战时的特殊需要。物资匮乏，前线吃紧，给高级干部多配一罐炼乳、多分一双皮靴，似乎无可厚非。然而，这种临时性的供给制，像一条细小的裂缝，在时间的风化下慢慢扩大，最终裂成一道深不见底的鸿沟。莫斯科郊外出现了特供商店，门牌上写着“Березка”，普通人连门都进不去，里面却堆满了法国奶酪、日本录像机、意大利西装。与此同时，普通工人为了买一块肥皂，要在寒风中排上整整半年的队。

      接着，是权力的固化。苏维埃代表原本由选举产生，工人可以随时罢免他们，像收回一把借出的扳手。可渐渐地，选举变成了走过场，任命制取代了民主，层层叠叠的官僚机构像藤壶一样寄生在革命的船底。干部子女不再需要进工厂熬工龄，他们直接进入专门的“红色精英学校”，毕业后顺理成章走上领导岗位。到1985年，苏联高校中干部子女的入学率，已经是普通工人子女的七点三倍。无产阶级的后代，正在被静悄悄地排除在上升通道之外。

      再后来，是财富的暗中转移。在“公有制”的名义下，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可以自由支配利润、分配住房、安排亲属就业。那些属于全体人民的油田、矿山、工厂，在“管理权”的包装下，慢慢变成了少数人可以随意处置的私产。公有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副面孔——从全民所有，变成了管理者的垄断。

      到了苏联末期，这个掌握特权的阶层，人数不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五，却控制着全国绝大多数的财富分配权。他们住在莫斯科以南的“第八号区”别墅群里，享受着普通人一辈子都无法想象的奢华。他们口头上还在讲着“共产主义”，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和当年被推翻的资本家贵族，没有任何区别。

     1991年的冬天，红旗从克里姆林宫楼顶缓缓落下。

      那一刻，最积极推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不是西方的资本家，而是那些曾经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他们以“全民持股”的名义，把油田、铁路、军工企业打包成股份公司，然后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操作，把这些股份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别列佐夫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这些曾经佩戴着共青团徽章的年轻人，摇身一变成了亿万富翁，掌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他们不是背叛了革命。革命早已在他们手中，完成了自我消解。

      巴枯宁当年的追问，从来不是什么恶意的诅咒，而是一道绕不开的历史警钟。他并不否定革命，他警惕的是权力的腐蚀性。马克思预言过国家最终会消亡，却没有来得及设计一套防止权力异化的制衡机制。巴枯宁没有蓝图，但他点出了那个最核心的悖论：当无产者成为管理者，谁来监督管理者？

      苏联的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是缺乏民主监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它用整整七十四年的时间，用两亿多人的命运，用一面落下的红旗，回答了巴枯宁那个悬置了一百多年的问题。

     “无产阶级”从来不是一张可以终身持有的身份名片。它不是写在档案袋里的出身，不是挂在胸前的徽章，不是印在名片上的头衔。

     它是一种立场，一种选择，一种永远和劳动者站在一起、拒绝特权、拒绝财富异化的清醒。一旦丢掉了这些，再宏大的大厦，也会从内部慢慢朽空，最终在寒风里轰然倒塌。

     巴枯宁的追问，从未过时。它不指向过去，它悬在每一个掌权者的头顶，像一把永不生锈的刀。

      你，还配称“无产阶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