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文学是一团火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简论
张兴源
一
我第一次知道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个名字，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世界文学》杂志上。那应该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初的事了——具体是哪一年哪一期，如今已记不真切。但那本杂志的封面、纸张的气味、字里行间透出的那种来自遥远世界的陌生而新鲜的呼吸，却像黄土高原上一场迟来的春雨，浸润了我那时还年轻的心。
那时候的我在志丹县，一个被陕北的群山层层包裹着的小地方。站在窑洞门口朝外望，满眼是连绵起伏的黄土峁梁，是沟壑纵横的苍茫大地。而那本像“书”一样的杂志，却像一扇突然打开的窗，让我看见了另一个世界——秘鲁，利马，一个叫略萨的中年作家，正用他的笔在那个世界里掀起风暴。
我那时还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将会伴随我此后几十年的阅读生涯。我更不知道，有朝一日我会在这个陕北窑洞里，就着一盏昏黄的灯火，一本一本地读他的《城市与狗》《绿房子》《酒吧长谈》《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胡丽娅姨妈与作家》《世界末日之战》《谁是杀人犯》……他的书，几乎是出一部我买一部，买一部就读一部。
如今回想起来，每一本书是在怎样的情形下买的，是在哪座小城的哪家书店里偶然撞见的，买回来之后又是在怎样的心情下一口气读完的——那些细节，竟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仿佛它们不是书，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曾经走进过我的生命，留下过体温和呼吸。
二
略萨是1936年3月28日出生在秘鲁南部亚雷基帕省的。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秘鲁还是一个被军事独裁和寡头政治统治着的国家。他一岁时随母亲和外祖父移居玻利维亚，在科恰邦巴度过了幼年时光。十岁时因外祖父出任皮乌拉省行政长官，举家迁回秘鲁。少年时代，他进入莱昂西奥·普拉多军校学习——那是一所训练军事精英的学校，也是后来那部让他一举成名的《城市与狗》的故事发生地。
《城市与狗》出版于1963年。那一年略萨二十七岁。这部以军校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无情地暴露了秘鲁军事独裁统治的罪恶，表达了作者对反动统治的憎恨和反抗精神。结果可想而知：小说被学校当局在校园里付之一炬，作者被宣布为秘鲁的敌人。
但“秦火”是烧不毁文学的。那本书不但没有被扼杀掉，反倒更受读者欢迎，被译成二十多种外国文字，先后获得西班牙文学批评奖和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一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用一部小说对抗一个国家的独裁政权——这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的大先生鲁迅，想起他当年用一支笔对抗整个黑暗社会的勇气。文学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装饰品，它是一团火，要么烧毁别人，要么烧毁自己。
此后，略萨以平均两三年或三四年一部长篇小说的速度，持续不断地向世界文坛投掷着他的“集束炸弹”。《绿房子》（1966）、《酒吧长谈》（1969）、《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胡丽娅姨妈与作家》（1977）、《世界末日之战》（1981）、《狂人马伊塔》（1984）、《谁是杀人犯》（1986）、《叙事人》（1987）、（继母颂）（1988）、《利图马在安第斯山》（1993）《爱情笔记》（1997）《公羊的节日》（2000）、《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2003）《坏女孩的恶作剧》（2006）、《凯尔特人之梦》（2010）、《卑微的英雄》（2013）、《五个街角》（2016）、《艰辛时刻》（2019）……这一串书名排列在一起，就是半部拉美文学的辉煌编年史。
三
在这众多的长篇作品中，《酒吧长谈》尤其值得一说。
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奥德利亚将军独裁时期（1948—1956），讲述了一个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圣地亚哥·萨瓦拉的道德观的坍塌，以及在独裁政府掌控下，怀揣文学梦的知识分子如何逐渐放弃自己的理想。略萨自己曾动情地说，他认为他最好的一部小说就是《酒吧长谈》，因为这部小说与他所经历的秘鲁独裁有关——反独裁是他一生的小说主题。
为了写这部小说，略萨在巴黎、在伦敦，以近乎苦行僧的方式日复一日地写作。他后来回忆说，每当想要躲避名声带来的麻烦，隐居起来安心在一周七天里每天写作八小时的时候，他就会到伦敦去。这种近乎偏执的“写作纪律”，这种把文学当作宗教来侍奉的态度，让我这个在陕北的蜗居里伏案写作几十年的人，感到一种深切的共鸣。文学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它需要你像农民侍弄土地一样，一锄头一锄头地挖，一犁一犁地耕。略萨自己说过，如果大火烧毁他所有作品而只能留下一部，那么，他希望留下的是《酒吧长谈》。这部长篇的确当得起如此分量——不仅因为它写尽了秘鲁奥德里亚独裁时代的社会全景，更因为它以令人目眩的“对话波”结构，完成了一次对历史本身的惊人模仿。
小说从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开始：“秘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倒霉的？”这个追问贯穿始终，小萨在回忆中反复叩问自己究竟从何时开始倒霉。但略萨给出的答案耐人寻味：你找不到那个“发生”的时刻。霉运不是某个节点，而是一种弥漫的状态，如同酒吧里“热腾腾而又沉重的空气中回旋缭绕”的臭气，“是一种失败的味道”。
这正是略萨最狡黠的地方。他把不同时空的对话打碎、重组、穿插，让过去与现在、不同人物的声音拥挤在同一个段落里跳跃。读者像在拼图，起初云里雾里，逐渐才看清全貌。这种阅读体验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一种隐喻——历史从来不是线性展开的，它就像小萨和安布罗修在破败酒吧里的那场长谈，碎片、跳跃、彼此缠绕。
秘鲁有学者曾指出，这部小说“不仅是一幅秘鲁生活的巨大壁画，更是对腐蚀社会各阶层的腐败与不道德的激烈谴责”。但略萨的高明在于，他没有把谴责变成口号。他让小萨这个出身大资产阶级却与家庭决裂的知识分子，在回忆中不断试图重新把握历史与个人的关系，然而却终究无法在自身和历史之间建立起稳定的意义整体。历史的洪流兀自前进，以普通人的尊严为代价。
读《酒吧长谈》，像是在一个灰蒙蒙的中午走进那间名为“大教堂”的破落酒吧。两个失意者相对而坐，烈酒入喉，往事如潮水涌来。七十多个人物的命运在对话中层层剥开，略萨通过“酒吧长谈”这句经典概括，点出了《酒吧长谈》中横跨整个秘鲁社会的角色光谱：从上层的部长、将军、政客、富商，到中层的记者、司机、律师，再到底层的妓女、佣人、打狗人。这串名单，实际上是一幅被权力腐蚀的秘鲁社会全景图，所有人都笼罩在奥德里亚独裁统治的阴影下，共同追问着“秘鲁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倒霉的”。略萨以一种“浸透着柔情的恨”凝视着他的祖国——这恨里有爱，这爱里有绝望。而这绝望，恰恰是一个作家能给予他的时代的最深的诚实。
四
2010年10月7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颁奖词说，他的作品表现出“有力的结构‘绘图法’和对个体人物的反抗、反叛和挫败的犀利描绘”。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隆德赞誉他为“天赋禀异的叙述者”。
略萨获此殊荣，可谓实至名归。他是拉美“文学爆炸”四大主将之一，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胡里奥·科塔萨尔并驾齐驱。他还是当代所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唯一一位在三十岁之前就确立国际声誉的作家。
说到拉美“文学爆炸”，就不得不提略萨与马尔克斯两位大师之间的关系。比马尔克斯小八岁的略萨，成名反而更早。两人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同时跃上拉美的西班牙语文坛。他们曾是亲密无间的朋友，马尔克斯做了略萨次子的教父，两家人还在巴塞罗那做了几年邻居。但两人的性格和写作风格却大不相同：略萨更加理性、严肃、条理清晰，对文学创作和批评有着非常清晰的认知；而马尔克斯则更愿意用引人入胜的讲故事的方式，替代逻辑清晰、阐释分明的回答。
后来两人因故决裂，那是拉美文坛一桩著名的公案。但我想说的是，无论他们之间有过怎样的恩怨，略萨和马尔克斯都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天空中两颗最明亮的星辰。他们各自的文学成就，不需要用彼此的存在来证明，也不需要用一个诺贝尔奖来加冕。
他俩由友人而变为陌生人，让我想起老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的那场“情（感情）变”。唉，中外文坛的大佬们，倔着呢！
五
略萨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大师”。所谓结构现实主义，就是采用多层次、多角度的描写方法，多方面地反映现实。他运用了许多手法：人物对话的多种形式，故事情节的分割和组合，公文和文件的充分运用，电影和电视的表现技巧，绘画艺术中的透视法，时间和空间的多次转换，特别是“中国套盒术”和“连通管”。
这些术语听起来颇为玄奥，但略萨的小说从来不是为炫技而炫技。他的所有技巧，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更真实、更深刻、更有力地呈现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不公。瑞典文学院评价他的作品“描绘了权力结构的图景并呈现对个人抵抗、失败与叛乱的生动图像”。他是一个既批判右派也批判左派的独立公共知识分子，堪称自加缪之后又一位不受缚于任何立场与“方向”的大文豪。
略萨对文学的理解，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虔诚。他有一段话，我读后久久不能平静。他说：“必须告诫那些排挤、迫害作家的社会：文学是一团火。文学意味着不妥协，意味着反抗。作家存在的理由就是要反抗，要唱反调，要批评。”他还说：“文学是一种长期造反的形式，它不接受任何强制性的拘束外衣。任何让它那桀骜不驯的性格屈服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文学可能被毁灭，但它永远不会妥协。”
这段话让我想起了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高建群在为我的四卷本选集作序时写的那段话：“一代又一代的陕北人，从他们仰望星空产生这种梦想的那一刻起，从他们战战兢兢地从他们的窑洞迈向大世界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是胜利者了。”文学从来都是属于那些不妥协的人的。无论你是在秘鲁的利马公寓，还是在陕北的大山深处，只要你拿起笔，只要你拒绝向不公低头，你就是一团火。
六
作家与他的祖国，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略萨与他的祖国秘鲁的关系，是复杂而充满张力的。他因《城市与狗》被宣布为秘鲁的敌人；他曾于1990年参加秘鲁总统竞选，一度成为声望最高的候选人，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他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他长期定居国外。有人批评他对秘鲁本土社会的认识存在“理论上的误区、文化上的疏离、更有感情上的隔膜和对立”。但也有人认为，他对祖国秘鲁有着坚定的“根”认同情结。
这种复杂的关系，让我想起我们中国许多漂泊海外的作家。一个作家与他生长的土地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简单的爱或恨可以概括的。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牵绊，一种既想逃离又无法割舍的宿命。略萨用他的一生和他的全部作品，演绎了这种宿命。
2025年4月13日，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秘鲁首都利马逝世，享年八十九岁。消息传来的时候，我正在延安的“万卷楼”里整理我的藏书。我抽出书架上那排略萨的作品——《城市与狗》《绿房子》《酒吧长谈》《世界末日之战》《五个街角》、《艰辛时刻》……一本一本地抚摸它们的书脊，就像抚摸一个老朋友的脊背。那些书页已经泛黄，有些边角已经卷起，但它们承载的记忆和情感，却像昨天刚刚印上去一样新鲜。
七
略萨曾于1994年访问中国内地，到过北京、西安、上海等地。其时我正在北京读研，也曾亲身感受过他到中国内地来的那份“热”。他说自己受到福克纳、塞万提斯、博尔赫斯、司汤达、萨特、福楼拜等众多作家的影响，也读过中国作家鲁迅、茅盾、巴金等的作品。如果他能有机会来延安，来看看黄土高原上的窑洞，来看看延河两岸的灯火，我想他一定会找到某种熟悉的亲切感——那种属于大地的、属于普通人的、属于不屈服的灵魂的力量。
中国内地于1979年首次由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赵德明撰文介绍略萨。1981年，《城市与狗》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是略萨第一部翻译成中文的作品。从那时起，略萨的名字就开始在中国读书人中间流传。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作家和读者，从他的作品中汲取着养分和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也曾是中国作家们的“编外教父”。
作为一个在陕北高原上写作了大半辈子的作家，我深知文学的路有多么漫长和艰难。我的作品多以陕北黄土高原的山川、河流、社会、人文为背景，“具有深沉厚重的历史感和自具一格的独创性。不趋时、不媚俗、不跟风”。这些品质，与略萨一生所坚守的文学信念——不妥协、反抗、批判——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尽管我们相隔万里，尽管我们写作的语言不同、面对的读者不同、生长的土地更是天差地别，但作为一个中国当代作家，我能感受到他笔下那种来自生命深处的灼热。那灼热，是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根本。
略萨走了。但他留下的那些书还在。那些书里的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对权力和压迫的不屈反抗，还将继续活下去，活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里。文学是一团火，它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去而熄灭。它会继续燃烧，继续照亮那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无论他们身在秘鲁，还是在陕北。
2023年初夏，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