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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身安处是吾乡
高翠萍
一
记忆，是从一种气味开始的。
不是辽宁省开原县八棵树镇官粮窖村混着秸秆与泥土的、属于“原籍”的陌生气息，是黑龙江省鸡西市麻山区被煤矸石山环绕的小城里，空气中永远飘散不去的、淡淡的硫磺味。王夫的生命就发端于这种气味之中。
1963年11月5日。他出生时，窗外是东北初冬落雪、寒风凛冽。他的啼哭，淹没在矿区定时拉响的汽笛声里。这是一个煤矿工人的家庭，父母是响应国家号召，从辽宁的田埂上，被时代的洪流裹挟而来，一头扎进这片黑色土地的“招工”。
他们像两颗被风吹来的种子，在这因煤而生的城市里，落了根。
童年，是在红旗下展开的一幅色彩斑驳的画卷中长大。物质是匮乏的，票证是精打细算的，王夫的童年，没有挨过饿。他那双黑亮的大眼睛和可爱的模样，成了他通行于左邻右舍的“饭票”。
“大脑瓜子，来，尝尝刘大娘家今天蒸的窝头！” “来，到奶奶这儿来，刚出锅的土豆，热乎着呢！” 他就这样，像一只快乐的、不知愁的小麻雀，在岭南地区一片片低矮的、屋顶冒着炊烟的平房之间，吃“百家饭”长大。甚至，那个总在巷口徘徊的、神秘的“丐帮”成员，一个胡子拉碴的乞丐，也格外偏爱他。那人从自己破旧的布袋里摸出半个馒头，塞到他手里。馒头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王夫却吃得津津有味。 他家住的地方，叫“岭南”，与千里之外惠州的“岭南”，奇妙地同名。这似乎是命运埋下的一个遥远的、无人能解的谶语。 九岁，他背着母亲用碎布拼接的书包，走进了麻山区民主小学。开学很久，才能见到珍贵的、由黑龙江省教育厅编著的课本。当崭新的《语文》和《算术》发到手中时，他会把脸深深埋进书页里，用力地嗅那独特的油墨芳香。书香味，比邻家炖肉的香气，更让他迷醉。 在此之前，是民办小学。是在家属区一间腾出来的小平房里。没有课桌，孩子们从家里搬来各式各样的小板凳，谁要是能带来一个高点儿的、能当书桌用的小方凳，再配一个小板凳坐着，那便是全班最“富有”的学生，会引来羡慕的目光。王夫就是那个富有的学生。 民办小学的老师文化程度不高，但教书是认真的。邻居郑亚斌老师总会在夜晚昏黄的灯光下，为孩子们批改作业，沙沙的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是王夫童年记忆里安稳的背景音。 正式上了小学，实行的是“两部制”。这周上午上课，下周就轮到下午。 时间被切成两半，一半用来学习，一半用来在矿区的野地里疯跑。课本，是比任何玩具都珍贵的宝贝。丢了，就意味着整个学期，你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同桌的书，在知识的世界里，你成了一个“局外人”。 王夫就丢过一本《算术》课本，整个学期，他都像一个迷路的孩子，直到学期结束，那本书才找到。 家里，是四兄弟的热闹与窘迫。哥哥王雷大他一岁，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四个半大小子，像四只永远填不饱的雏鸟，饭量惊人。 父亲在矿调度室当调度员，三班倒，母亲在东麻山林场干临时工，每天清晨五点出门，披星戴月而归。父母的辛劳，像两座沉默的大山庇护着这个家，也压得他们无暇顾及孩子们的细枝末节。 王夫是懂事的，是那个年代里典型的“听话的孩子”。 他不淘气，不惹事，早早地学会了察言观色。 他最大的爱好，是看小人书。他能坐在小板凳上一看就是半天,有时故事的情节会感动得他泪流满面，每看完，就把《铁道游击队》《鸡毛信》《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里的故事，添油加醋地讲给周围的小伙伴听。 他是孩子们的“故事大王”，但他对自己那几本攒钱买下的小人书，却格外吝啬，从不外借，像守护着自己小小的精神王国。 父亲，是这个家庭里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初中毕业，在那个年代已算“高级知识分子”。一手毛笔字写得有模有样，虽成不了书法家，却也透着文气。他曾当过职工夜校的教员，井口工会干事，党委宣传科干事，后来调到矿调度室当调度员，那是个有“权”的岗位，全矿的大小车辆调配都归他们支配。他爱看书，“文革期间”，家里时常会出现一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书籍：《诸葛亮》，甚至还有本王夫完全看不懂的《资本论》。父亲会把这些书带回家，王夫就在父亲不在时，偷偷地翻看。艰涩的文字和古老的故事，像一颗颗神秘的种子，在他心里悄悄埋下。 母亲，是正宗的满族人，只读了小学四年书，文化不多，却有着满族女性特有的坚韧与勤劳。她在矿灯房工作，后来又去了林场。她用那双粗糙的手，撑起了这个八口之家的半边天。 是的，八口人。父母，四兄弟，还有爷爷奶奶。父亲每月的工资是51块钱，母亲是二十几块。这点钱，要养活八口人，其艰难可想而知。王夫的童年，是穿着“百家衣”长大的。他捡过别人穿旧的衣服，也穿过别人穿小的鞋。那双不合脚的鞋，将他的脚趾挤成得微微畸形，成了他身体上一道永久的、关于贫困的印记。他甚至还穿过奶奶那双圆头的、老式的棉布鞋。 记忆里，最深刻的窘迫，是交不起那三块钱的学费。家里正在盖房，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花。那三块钱，像一座小山，压得年幼的他抬不起头。 1976年秋，他升入了麻山煤矿中学，这是一所远近闻名的子弟学校，教学质量好。老师队伍的构成很复杂，有工人出身的、有知青、有正牌的大学毕业生、甚至还有身份敏感的“右派”。他的班主任庞秀峰，是部队转业的，教政治课。 初一那年，他被分在一个学风不好的班级，孩子们正处在顽劣的年纪，拉帮结伙，打架斗殴。王夫不淘气，也因此成了被欺负的对象。他打不过，只能默默忍受。幸运的是，母亲当时正在学校当保育员，父亲又是矿上有头有脸的调度员，这层关系，像一把无形的保护伞，让他免受了伤害。 也是在那个时候，父亲的影响，开始在他身上显现。他语文学得不错，表达能力强，在语文课堂上经常举手发言。他开始意识到，文字，或许是比拳头更有力量的东西。 他看着父亲在单位能写文字材料，被称为“秀才”，看着父亲在家里读着那些他看不懂的书，一种模糊的向往，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他不知道，父亲心中也藏着一个遗憾，当年成绩优异，却不知何故，没能考上高中，才投奔在鸡西煤矿的二大伯，从此，成了一名煤矿工人。这段往事，父亲从未提起，但王夫能从父亲偶尔望向书本的、落寞的眼神里，读出一丝不甘。 匮乏、动荡，却又充满奇特温情的年代，就这样，塑造了最初的王夫。艰苦的生活环境，教会了他坚韧，阅读给予了他翅膀，而父亲未竟的文学梦，在他心里，埋下了一颗等待了漫长岁月，才终于破土而出的种子。二 青春，是以一种微妙的“不喜欢”开始的。 初一下半学期，讲哲学讲得深入浅出的班主任庞老师被调去教高中了。接替他的，是一位姓周的、来自上海的女知青。她很年轻，不到三十岁，梳着齐耳的短发，眼神里有一种大城市青年特有的、清醒而坚定的光。她是中共党员，对班级的管理，就像她教授的《政治》课本一样，条理清晰，纪律严明。 王夫不喜欢她。 这种不喜欢，并非源于某个具体的事件，而是一种模糊的、源自青春期荷尔蒙的抵触。他喜欢语文，喜欢在文字的想象世界里自由驰骋，而周老师带来的是条条框框的政治理论，是“应该”和“必须”，这让他感到一种无形的束缚。于是，他用沉默和疏离，表达着自己无声的叛逆。 就在这种微妙的对峙中，一场猩红热，像一道突如其来的休止符，暂停了他十五岁的校园生活。 他躺在矿区职工医院冰冷的铁架床上，高烧让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旋转。窗外，是熟悉的矿区汽笛声，但此刻听来，却遥远得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他想念教室里粉笔灰的味道，想念那本被他翻得卷了边的语文课本。病了半个月，当他重新回到教室时，落下的课程，像一道看不见的鸿沟，将他与周围的世界隔离开来。 他与周老师的隔阂，更深了。 现在回想起来，王夫承认，那位周老师其实很正直，也很特别。她有着一种超越年龄的执拗。在那个知青们为了扎根纷纷就地结婚的年代，她坚决不婚，所有的努力都指向一个唯一的目标，返城，回到遥远的、名为“上海”的大都市。她最终如愿以偿。 他开始想方设法地“逃离”。费了很大的劲，他由一年六班转入了一年二班。 一年二班，是他青春期真正的转折点。 班主任赵凤霞老师，是一位教语文的代课教师，当时还属于“临时工”的身份。她身上有一种母性的、温润的力量。她的班级学风浓厚，管理严格却不失人情味，她鼓励学生，不仅是为了考试，更是为了“学文化”。 在赵老师的班级里，王夫感觉自己像一株被移植到适宜土壤里的秧苗，开始舒展、生长。班级的学习氛围浓厚，班干部团结，同学友爱。当时，麻山煤矿中学的教学质量声名远播，周边的鸡西十二中、二十三中、七中的学生，都想方设法地“挖门盗窗”转进来。每个班都塞得满满当当，将近五十多名学生，女生多，男生少。 男女同桌，中间会用小刀刻上一道浅浅的“三八线”。那是一道心照不宣的、属于纯真年代的楚河汉界。王夫的同桌是一个长得清秀漂亮的女孩，三年里，他们从没说过一句话。他甚至不敢正眼看她，目光总是落在她手边那本摊开的，写满娟秀字迹的作业本上。青春期的情愫，就像那道浅浅的刻痕，朦胧、克制，却深刻，以至于多年参加工作后，他们在公共汽车上偶遇时，才真正地互相说了话，得知她的家也在杏花煤矿，很巧的是，她的父亲当年是矿上汽车队的司机曲师傅，与王夫的父亲因工作关系经常打交道，王夫也多次坐过曲师傅开的车，多年后，才知道曲师傅就是这位女同学的父亲。 1977年，一个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消息传来，国家恢复高考。 这个消息，像一声春雷，炸响在沉寂已久的教育大地上。课本开始变得正规起来，不再是过去印刷粗糙、内容单薄的小册子，而是设计精美、课程安排科学的“全日制”教材。王夫感觉，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时代，正拉开序幕。 他也开始真正地“学习”。代数，依然是他的软肋。但对语文的热爱，却有增无减。课堂上，赵老师一提问，他总是第一个举手，抢着回答中心思想、段落大意。那种急于表达的欲望，或许就是他日后“好白话”的最初源头。 奇妙的是，他在初二时，数学课是平面几何，年轻的男教师罗志华倾心授课，王夫开始喜欢上了平面几何。那些点、线、面、圆构成的逻辑世界，让他着迷。数学成绩，竟然因此而上去了。接着是物理，从最初的一窍不通，到后来的深感兴趣。知识的大门，一扇扇向他敞开。 然后，学校开设了英语课。 命运的安排，有时就是如此巧合。那位他曾经不喜欢的、一心要回上海的周老师，因为表现优秀，被学校选中，派去培训，成了矿区第一批英语教师。她，又回来教他们了。 这一次，王夫不再抵触。他从周老师身上，看到了一种为了理想而奋斗的、令人敬佩的力量。 初二的校园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元旦开联欢会，十六岁的王夫，成了班里的“明星”。他不像别的同学那样唱歌跳舞，而是选择了一个难度极高的节目，讲《三国演义》里的“七擒孟获”。他不需要稿子，全凭平日里阅读的积累，将那段波澜壮阔的故事，讲得活灵活现，引来同学们阵阵惊叹。 这份自信，源于他背后那个秘密的、用破烂换来的“精神王国”。 上初中前，为了买小人书，他曾捡过破烂，碎玻璃、废铜烂铁。有一次，因为到材料科坑木场捡废铁丝，还被科领导揪住。情急之下，他冒充是宋科长家的孩子，不巧，此人正是宋科长。 “你说你是我家孩子？我怎么不认识你？” 那场面，尴尬而有趣。更巧的是，后来宋科长的二儿子，竟然成了他的“连襟”。命运的丝线，却是这样，在不经意间，将人们牵连在一起。 矿上的图书馆，是另一个圣地。能办一个借书证，是当时值得炫耀的事。他不仅借书，还用自己攒下的零花钱，买下了《小兵张嘎》《沙家浜》《红灯记》《雁翎队》等系列连环画。他把这些宝贝锁在一个小木箱里，从不轻易外借，却乐于把里面的故事讲给小朋友们听。他用这种方式收获了友情，也满足了自己小小的虚荣心。 中学时代，他的阅读范围扩展到了《红岩》《高玉宝》《诸葛亮》等红色经典和古典名著。但对他人生成长影响最深远的，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三部曲。保尔·柯察金钢铁般的意志，阿廖沙在苦难中成长的经历，像两道深刻的烙印，刻在了他正在形成的世界观里。 收音机当时是最重要的娱乐工具。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是每天的“精神大餐”。鸡西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晚上七点半首播，第二天中午重播。万人空巷，是真实的写照。王夫每天听得如痴如醉，第二天就在同学间“白话”，模仿着刘兰芳独特的、带着“嘎音儿”的腔调，“嗨！”的一声，引来满堂喝彩。 那些书，那些评书，那些在匮乏年代里汲取的精神养料，就这样，无声地，塑造着他。爱国主义、英雄情结、对苦难的思考、对知识的渴望……这一切，都在那个变革的前夜，在他的内心深处，汇成了一股奔腾的、向上的潜流，为他日后的人生，奠定了坚实、厚重的底色。 三 1980年的夏天，空气是凝滞的，混着煤尘与草木曝晒后的味道。鸡西煤矿技工学校的录取榜单，像一张苍白的宣判书，贴在布告栏上。王夫站在人群的外围，踮着脚，心跳得像被困在胸腔里的鸟。他从一个个陌生的名字间搜寻，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 没有。 那两个墨印的、他无比熟悉的字，没有出现。 周围有人欢呼，有人叹息，那些声音，都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传来，模糊而不真切。他只觉得那张单薄的纸，瞬间变成了一堵厚重得无法逾越的墙，将他所有的努力与期盼，都挡在了另一边。 很多在家待业的青年也纷纷向这趟转变命运的列车挤来，全校五百多名考生，最终只录取两三个。他，是那五百多个分母中的一个。 那一年，他十七岁。 他以为，人生的第一扇门，就这样在他面前，决绝地关上了。 门，其实是曾经为他打开过的。 初二那年，他身体里的某个开关，被悄然拨动了。 在此之前，数学这门课，像一道永远也爬不上去的、布满碎石的陡坡，成绩总是在及格线的边缘摇摇欲坠。而语文，则是一片广阔的平原，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在上面信马由缰。但从那时起，他开始向那道陡坡发起了冲锋。 到了初三，冲锋变成了“直追”。 新的课程像潮水般涌来。化学，带着各种奇妙的分子式和实验现象，最初让他感到困惑，但不久，他便掌握了其中的规律，成绩扶摇直上。历史，那些尘封的、充满英雄与悲怆的故事，让他着迷。地理，则因为代课老师平淡的讲述，而显得枯燥乏味。 教物理的老师换了三位。第一个是上海知青沈老师，讲课水平平平，像一杯温吞水。第二个是工人出身的郝老师，没有文凭，却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能把抽象的物理原理，讲得像车间里的操作规程一样清晰、具体。最后一位，是师范毕业的付庆龙老师，科班出身，课讲得极好，逻辑清晰，深入而出，但脾气也大，眼神锐利，容不得课堂上有半点含糊。 整个初中，班主任始终是那位温润如玉的赵凤霞老师。她像一棵安静的树，为这群正处在躁动期的孩子们，提供着恒定的荫蔽与支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王夫的成绩从班级中下游，一路攀升至中上等。他所在的那个班，是真正的藏龙卧虎之地，在中考中有的考上了鸡西市重点中学，几年后，他的同学赵伟被北大录取，王夫的学习成绩能排在中上，已属不易。他用汗水与专注，为自己的未来铺设着一条模糊却充满希望的轨道。 然而，个人的奋斗，终究敌不过时代的洪流。 就在王夫埋头苦读的时候，一场无声的迁徙，正在他脚下的这片黑土地上酝酿。麻山煤矿，这座由日本人在上个世纪开采的煤矿，经过几十年的挖掘，资源已近枯竭。它像一头被掏空了内脏的巨兽，正在缓慢地死去。 为了生存，矿党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战略东移。 1977年6月13日，第一批由54人组成的创业队伍，来到了一个叫“哈达岗”的地方。那是一片真正的蛮荒之地，当地流传着一句民谣：“哈达岗上无人家，风吹瘦草走黄沙。”创业者们，就在这片沉睡的大地上，头顶蓝天，脚踏荒原，开始艰苦创业，建设一座名为“杏花”的新区，因杏花新区建在鸡东县哈达乡杏花村附近，而得名为如今的龙煤矿业集团鸡西矿业公司杏花煤矿。 老区麻山，掩护新区创业。父亲，就是在这股洪流中，从麻山煤矿调度室调往杏花新区，当上了调度长。 杏花新区，像一个在阵痛中诞生的婴儿，充满了矛盾的景象。总指挥王莹，是一名有思想、有开拓意识的人，他要求新区住宅的建设要“白哇哇，亮哇哇，齐刷刷”，房子、仓房、围墙，都按统一标准建造，还要植树、栽花、种草。然而，在这片整洁的、充满希望的工地背后，是工人们极度的艰苦。没有澡堂，他们就在矿车里洗澡，没有食堂，就用馒头夹着腐乳充饥，没有宿舍，就住在简陋的烟棚、草棚和马棚中。 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荒原上拔地而起。但这个世界里，还没有学校。 中考的失利，反而给了王夫一个继续读书的机会。他被录取到了本校的高中。初三的十个班，五百多人，最终升入高中的，只有不到八十人。他成了这少数的幸运儿之一。 高中的师资力量更强了。有清华毕业的高材生，有正规师范院校的毕业生。班主任张克刚教数学，逻辑严谨。王夫的平面几何基础好，学起立体几何来，得心应手。化学老师叫陈济群，是鸡西矿务局师范学校毕业的知青，陈老师让他当了化学课代表。他感觉，那扇技校的门虽然关上了，但一扇通往知识的、更宽阔的门，正在向他缓缓开启。 然而，命运的绳索在他毫无防备的时候，猛地收紧了。 1980年10月，家，整体搬迁到了杏花新区。 这个决定，对整个家庭来说，是奔赴希望，但对王夫而言，却是一场灾难的开始。如果他要继续在麻山读书，就意味着要两地生活。家里要为他承担每个月5块钱的住宿费，还有额外的吃喝。在父亲月薪只有61元钱的年代，这笔钱，是一份沉重的负担。 他的心，乱了。学习，开始变得“不上心”。 终于，一张转学证，将他与麻山煤矿中学彻底割裂。他被转到了鸡东县哈达乡中学，继续读高一。 一个他终生难忘的上午，他走进那间简陋的教室，一股混杂着潮湿泥土与煤烟味的冷气扑面而来。教室里坐满了陌生的、穿着朴素的农村孩子，用好奇而警惕的目光打量着他这个“煤矿来的”。天棚上的秸秆透着一股股凉风，他只待了一个上午，就逃了出来。 他不念了。 家人又托关系，把他转到了还没有初三年级的杏花学校。这里有他熟悉的赵凤霞老师，他被降到了初二年级。那些曾经需要他仰望的知识，如今变得简单而乏味。巨大的失落感，让他无法忍受。只一个星期，他又走了。 最后的希望，是回到麻山煤矿中学。当他辗转回到那熟悉的校园时，已经过去了一两个月。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原来的两个高中班，分成了文科班和理科班。他被分到了文科班，可他的优势和兴趣，明明在数理化。 他住在姑姑家。他感觉如坐针毡。从小养成的、不愿欠人情的骨气，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个星期后，一个清晨，天还未亮。他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悄地收拾好自己简单的东西，清晨坐上了返回杏花新区的第一班火车。 车窗外，熟悉的景物在晨曦中向后退去。他的校园，他的课本，他那刚刚燃起的求知的梦想，都随着那远去的汽笛声，被永远地留在了身后。 他辍学了。 1980年的冬天，格外地冷。回到杏花新区后，无所事事的王夫，成了一名临时工。新区建设房屋需要石材，他跟着一群妇女和半大的孩子，在寒风中，用冻得通红的双手，捡拾着那些从矸石山上滚下来的冰冷石头，一天下来，才挣一块钱。 那群妇女远比他们这些少年更能干，她们的动作麻利而坚韧。王夫常常在埋头干活的间隙，看着她们的背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冬天很快过去，活儿没了。他用自己挣来的几十块钱，买回了半麻袋大米。当全家围坐在饭桌吃着喷香的米饭时，心里涌起一股奇异的、混杂着辛酸与骄傲的高兴。他用一个知识梦，换回了这麻袋大米。在那个冬天，这似乎是一笔公平的交易。 1980年的那个冬天，似乎格外漫长。辍学后的王夫，像一棵被提前从温室里移栽出来的树苗，骤然暴露在现实的寒风中。他没有扔掉课本，反而央求父亲，用那手漂亮的毛笔字，为他简陋狭小仓库的墙上题写一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条幅。 这副条幅，就像一座精神的灯塔，在他灰暗的日子里，亮着一束微光。每当他感到迷茫，就会抬头看看那几个墨迹淋漓的字，然后重新捧起书本。他坚信，书，是他对抗这个粗砺世界的唯一武器。四 春天，总会来的。 1981年的春风，吹化了杏花新区工地上最后一捧积雪。大规模的房屋建设，如雨后春笋般铺开。开始招用临时工，那时的招工，简单得近乎草率。不需要填表，没有繁琐的手续，一张由具体负责人梁振斌随手写下的条子，就能让你成为一名“临时工”。 王夫，就这样，成了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力工。 他告别了书本的油墨香，一头扎进了石灰、土沙、水泥和汗水混合的气味里。力工，是工地上底层的存在。和灰、搬砖、运送砂石，日复一日。他的双手很快就磨出了与年龄不相符的、粗糙的茧。触觉，被冰冷的砖石与滚烫的砂浆所主宰。 不久，因为他有“文化”，又是个男孩，被选中去学瓦工。没有师傅手把手地教他如何用毛石砌房屋的地基，那是一门粗中有细的活儿，使用的工具很简单，一把大铲，一把方锤。诀窍在于“看”和“选”。你要看准那个空缺的地方需要什么形状的石头，然后就在一堆乱石中，寻觅那一块最接近的。找到后，先用方锤轻轻敲打，之后为它找到归宿，让石头与石头之间，通过自身的形状，实现最紧密的“咬合”。最后，再灌入灰浆。 他干得专注。每当看到自己砌成的墙基，平整、坚固，他心里会涌起一股奇异的满足感。这和解开一道平面几何题的快乐截然不同，却同样真实。 这年的中考期间，他又回了一趟麻山，再次报考了鸡西煤矿技工学校。但这次招考，考的都是高中文化知识。他这个只念了半学期高中的“半吊子”，自然是名落孙山。那份挫败感，像一把钝刀，再次割开了他尚未愈合的伤口。 他还想过，去当兵。军人，是他内心最崇拜的职业，那身军装，是他少年时代最绚烂的梦想。另一个崇拜的职业，是医生。他生病时，感受过医生那“医者仁心”的温暖。那件白大褂，在他看来，是服务百姓的圣洁之袍。 但这些，都成了泡影。当兵，要求高中毕业，更重要的是，他家没有“背景”。后来他才知道，许多不是高中毕业的，只要家里有门路，照样穿上了军装。 所有的路，都堵死了。只剩下最后一条，挂号，下井，当一名煤矿工人。 他对自己说，我只能挂号了。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那年10月。 矿上，要正式招工了。在返城知青和待业青年遍地都是的年代，“挂上号”，成为一名国企单位的“长临工”，不啻于鲤鱼跳龙门。这意味着稳定的收入，意味着“铁饭碗”，意味着一种身份的巨大跃迁。谁家孩子要是能“挂上号”，那是足以在邻里间炫耀很久的荣耀。 当时的杏花新区总指挥王莹的家就住在王夫家的房后，他喜欢王夫和他哥哥这两个“老实”的孩子。 一天，王莹矿长碰见王夫的父亲，闲聊中问道：“老王，你家那俩小子，挂不挂号？” 哥哥王雷当时在运输杏花新区煤炭的正阳煤矿卸煤点干临时工，卸车，活儿虽累，却相对自由，不愿意受井下的约束。 王夫，却在一瞬间，看到了自己唯一的出路。 那时，他才刚满十八周岁。王矿长给他父亲出了个主意，先让孩子到采区的一个小回采队“支援”一段时间，有了对新矿区做出贡献的这个名头，就能“顺理成章”地优先挂号。 他第一次下井。 坐上矿车改成的人车，将他带入一个全然陌生的，被黑暗统治的世界。矿灯的光柱，在弥漫的煤尘中显得如此微弱，无力。巷道里，空气湿冷，带着一股岩石深处亿万年沉淀下来的、混杂着硫磺与机油的腥味。 他什么都不懂，像一只羔羊。 灾难，毫无征兆地降临了。在那个小小的回采工作面，一个木顶子倾斜倒下，精准地砸中了他的脚面。剧痛，让他眼前一黑。 受伤了。 幸运的是，伤得不算太重。也没有什么工伤认定，就在家歇了一个月。那一个月，他躺在炕上，看着窗外那片熟悉的天空，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宿命般的荒诞感。他想，或许，这片黑色的土地，就是要用这种粗暴的方式来接纳他，给他打上属于他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一个月后，他的脚好了，挂号开始了。 1981年11月18日，日历上，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在西麻山的麻山煤矿总部的机关前，几百人的队伍，黑压压的一片，最终，只有不到一百人，成了幸运儿。王莹矿长之前已发了话：“这27个支援新区有贡献的，必须都给我保下，开绿灯！”王夫，就是那二十七分之一。 对王夫而言，这一天，是他与少年时代的正式诀别，也是王夫履历表中最重要的记载。 他成了一名真正的煤矿工人，隶属于麻山煤矿杏花新区东采区掘进段。 他挂上号了。 没有正规和严格的岗前培训，只有一个星期时间的简单安全教育。然后，他就成了一名真正的煤矿井下工人。他才刚满十八周岁，身体甚至还没完全长成。 他学着穿那身宽大的，带着浓重气味的工作服，学着戴那顶沉重的用柳条编织的安全帽，学着携带矿灯。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两眼一黑，蒙头转向，是他最初下井时真实的写照。 好在，新区离家很近，上班距离不到十分钟。三班倒的工作开始了。虽然还不是正式的“全民工”，但待遇却和正式工一样，有劳动保护用品。 那时的杏花新区还是一座尚未完工的工地，总部仍在遥远的老区西麻山，各种为采掘一线工人服务的设施简陋得近乎没有，更衣室里没有带编号的衣箱，只有一层层用木板搭成敞开的货架，暖气管子裸露着，工人们脱下的湿漉漉工作服就胡乱地搭在上面，散发着一股混杂着汗臭、煤尘与潮气的复杂味道。丢鞋、丢靴子现象是家常便饭。王夫就丢过一只靴子，为此，他跟管理员还吵了一架，才补回一只。 最初，他跟着一个叫不上名字的老工人孙师傅干零活。不到一个月，他就被分到了“3503青年掘进队”。 宽大极不合身的工作服穿在身上，处处都不舒服，头上那顶用柳条编织的安全帽总是不停地晃动。最难适应的是挂在腰间的酸性矿灯，灯盒子沉甸甸的，走起路来“踢里趟啷”的。 他十八岁，一个因家庭经济原因辍学的青年，身体尚未完全长成，就被迫提前进入了这个属于成年男人的、蛮荒、坚硬的世界。挂号体检时，他的体重只有107斤，个子也不高，在膀大腰圆的老工人中间，就像一棵孱弱营养不良的豆芽菜。 为了方便照顾，他和比他大一岁的哥哥被分配在了同一个队组、同一个班。这在当时看来，是父亲能为他们唯一争取到的、人性化的安排，兄弟俩可以互相照应，上下班时间统一，家里做饭也方便。但现在回想，这其实是一个极其不明智，甚至是残酷的做法。井下，是一个危险系数极高的职业，一旦发生事故，兄弟俩很可能……这个念头，像一丝寒气，多年后，偶尔会从王夫心底冒起，但他不敢深想。 掘进，是煤矿生产的“先行军”。只有他们用血肉之躯，在坚硬的岩层和煤层中打通一条条巷道，采煤队才能进去，将乌金源源不断地运上地面。这是一场永不停歇的与地球深处进行的搏斗。 一个班八个小时，几乎没有一刻停歇。流程，像一个周而复始的、无法更改的齿轮，进入掌子面，打眼、放炮。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浓烈的硝烟和煤尘弥漫开来。然后是“出货”，用当时还算先进的装煤机将崩碎的货装进一吨的铁矿车中，然后两个人合力将沉重的矿车一车车推出去，出完货再支护巷道，用一根根沉重的木头或钢材，搭建起梯形的棚子，支撑起头顶那片随时可能塌落的“天”。 机械化程度不高，大部分工作都依赖于最原始的体力。 三班倒的制度，是对生理时钟最残忍的颠覆，每隔十五天，就要倒一次班。最难熬的，是零点班。深夜十点半，闹钟无情地响起，正睡得最沉的时候，必须强迫自己醒来。胃里一阵阵地翻涌，吃不下任何东西。草草扒了几口饭，就要匆忙赶往采区。 开完班前会，换上工作服、领矿灯、入井。黑暗，像有重量的液体，瞬间将人吞没。只有头顶的矿灯，投射出一束在煤尘中摇曳的、孤独的光。 下井要坐“斜井人车”，那是一种在倾斜的绞车道运行的、用简陋的矿车串成的。你必须赶上那个点，错过一趟，就要等很久。时间，被切割得紧张而急促。然后投入那无边的黑暗与劳作中。直到第二天早上八点，甚至八点半，才能升井。重见天日的那一刻，人是恍惚的。洗完澡，回到家，只想一头躺在小炕上昏睡过去。 母亲，是家里最提心吊胆的人。每当兄弟俩下井，她便整夜地睡不着，等他们回来，热腾腾的饭菜早已摆在桌上。那间只有十平米的小屋，一张土炕，睡着四兄弟。即便如此，王夫也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还有许多工友住在那种十几、二十几人一间、南北对炕的“大房子”里，或者在附近哈达乡的农村租房住。而他，离家很近。 在井下，他干不了重活。老工人打眼时，他就在一旁，帮忙扶着那重达百斤的风钻。那冰冷的、剧烈震动的气盖，在他的眼里像一头难以驯服的野兽，他整个人都跟着晃。 他只能干些推车皮、拉车皮的轻松活儿。 那时的人，思想淳朴。大多数老工人师傅，没有因为他力气小而歧视他，反而会多加照顾。但也有例外。在井下这个粗鲁的、以力气论英雄的世界里，出不了力，就意味着会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欺负。好在，父亲是采区的调度长，这层关系，像一道无形的护身符，让那些想欺负他的人，多少有些忌惮。 后来，他成了一名放炮员。 同样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跟着老师傅，边干边学。领炸药、绑炮头、装炸药、填炮泥……他多少有点文化，串联和并联的原理，一看就懂。这让他在这个技术工种里上手很快。 一个月，要上二十六、七个班。年轻人，出满勤，干满点，听领导的话，是唯一的生存法则。 在劳作的间隙，他没有忘记精神上的追求。他积极向团组织靠近，参加各种活动和学习。1982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戴上那枚闪亮的团徽时，他感觉自己的人生终于迈出了坚实向上的第一步。 掘进工种的性质是拿起耙子放下扫把，一个班八小时，除非停电或机械故障，否则没有一刻闲暇。吃饭，更是奢谈，根本没有工作餐。 这就是十八岁的王夫。一个在黑暗中用瘦弱的身体走进巷道，点燃炸药，推动煤车的青年矿工真实写照。他的青春，没有诗与远方，只有巷道深处，那盏永不熄灭的矿灯，照亮着脚下那条由煤与汗铺就的，通往未来，唯一的路。五 “热爱煤矿，奉献煤矿，争当光荣的煤矿工人！” 墙上的宣传画，颜色已经微微剥落，但画中那个头戴安全帽、肌肉贲张、笑容灿烂的工人形象依旧在昏暗的灯光下，散发着一种英雄主义的、不容置疑的光芒。 王夫每次路过，目光都会与画中人短暂交汇，然后迅速移开。他心里总会有一个冰冷的声音在说： 那都是胡扯。 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井下那终年不散的、能渗入骨髓的潮气。它像一种无形的、有生命的菌类，悄无声息地侵蚀你的皮肤，让你在夜深人静时，被一种无法根除的、钻心的瘙痒折磨得无法入睡。那是皮肤病，是这片黑色土地赠予它子民的第一枚“勋章”。 真相，是那长达八小时以上的、腹中空空如也的“战斗”。没有工作餐，经年累月，胃壁变得像被酸液腐蚀过的薄纸，一触即痛。那是胃病，是第二枚“勋章”。 所谓“光荣”，所谓“奉献”，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不过是“别无选择”的代名词。那是一个机会被严格配给的时代，社会像一个巨大的、出口狭窄的瓶子，绝大多数人，都被困在瓶底。能“挂上号”，挤进国企煤矿这个瓶颈，成为一名井下工人，已经是足以让整个家庭额手称庆的幸事。 门槛很低，不需要多高的文化。王夫这个初中毕业、高一退学的“文化人”，在工友中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 而现在呢？ 时空，在他脑海中发生了一次奇妙的折叠。他看到如今矿上发出的招工启事，“推荐入职者，奖励500元”。可应者，寥寥无几。 现在的年轻人，就业的路太宽了。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开了那个瓶子，万千溪流，各自奔海。谁还愿意将自己的青春献祭给这片深邃的、潜藏着危险的高危职业？ 更何况，危险改变了它的面孔。 过去，危险是具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一块松动的顶板，是一根断裂的钢丝绳，是一辆失控的矿车。事故，往往是个体的悲剧。而现在，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那些“小事故”少了，可一旦出事，便是毁灭性的、成建制的灾难。 瓦斯，煤尘，透水…… 在这片土地上，除了地质的危险，还有一种隐秘、坚固的层级，那就是“背景”。 有没有背景，决定了你在这片黑暗王国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有背景的，可以分到地面，干辅助工种，轻松、安全，甚至能被提拔。而像王夫这样，父亲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没有任何实权的一般干部的子弟，唯一的出路就是掘进，用最原始的体力，去换取那份微薄的薪水。 他刚参加工作时，一个月，基本工资是45元多一点。 这就是他的人生。跌宕起伏，充满了坎坷与波折。命运，似乎总是在他燃起一丝希望时，便用最冷酷的现实，将他打回原形。 在这种窒息般的环境里，他唯一能紧紧抓住的，是什么？ 是书本，是稿纸，是那只被煤尘染黑了指缝的手，所能握住的、最轻也最重的武器就是笔。 别人升井后，喝酒、打牌，在疲惫的麻木中，消磨着所剩无几的时光。而王夫，则会回到那个十几平米的小屋，在兄弟们的鼾声中，点亮那盏昏黄的台灯。 那个小小的、用几块木板钉成的书柜，是他的圣殿。父亲为他题写的那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励志条幅，是他精神的图腾。他就在那一方小小的光晕里，贪婪地阅读，笨拙地写作。 这个行为，在很多人看来，是无用的，是可笑的。一个井下的工人，看那么多书，写那么多字，有什么用？能多挣一块钱，还是能让你升到地面？ 王夫自己，也曾无数次地这样问过自己。 但他停不下来。 学习文化课与写作，对他而言，早已不是为了某个功利性的目的。那是一种本能的，对抗沉沦的方式。井下的世界，试图将他变成一台只会重复劳作的机器，一个没有思想的、沉默的螺丝钉。而每次阅读，每次写作，都是他在宣告：我，王夫，不仅是一名矿工。我是一个会思考、会感受、有梦想的人。 这，或许才是他整个故事里，唯一可圈可点的地方。 不是那些发表在报纸上的、豆腐块大小的新闻稿，也不是那些后来获得的、已经褪色的荣誉证书。而是，在那些黑暗、压抑、看不到希望的日子里，他从未放弃过学习，从未放下过手中的笔。 那份坚持，本身就是一种无需言说的、最为励志的宣言。它像一盏小小的矿灯，虽然无法照亮整个深邃的巷道，却足以让他看清自己脚下的路，不至于在无边的黑暗中，迷失方向。 《数理化自学丛书》《语文》《政治经济学》。这些枯燥的字句和公式，是他对抗这片无边黑暗的唯一武器。他执拗地坚信着那句在当时听来近乎虚妄的话：知识改变命运。这信念，如同他头顶的矿灯，光芒虽弱，却能照亮眼前的方寸之地，让他不至于在黑暗中迷失。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疲惫，眼皮重得像两扇铁闸。但他宁可少睡一个小时，也要解开一道代数题，背下一段文言文。笔尖在粗糙的草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响，那是他在寂静的深夜里，与命运进行的无声的抗辩。窗外，一个崭新的矿区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井下工友们那种“特别能战斗”的忘我精神与地面上这股建设的热潮在他心中激荡，汇成一种复杂的情感，他既是这伟大建设的基石，却又不甘心永远只做一块沉默的基石。 或许是潜藏在骨子里的那点文学细胞开始苏醒，他开始拿起笔。一支笨拙的、属于工人的笔。他想写点什么，为这片深沉的土地，为身边这些沉默而坚韧的生命。 恰逢杏花新区为宣传建设和生产成就，开设了广播站。王夫像是找到了一个出口。他开始写稿，写他看到的，感受到的。他写矿劳模郗云良，那是个像老黄牛一样，能把风钻使得像绣花针的汉子。他写小队长蔡福军，写他如何凭着耳朵，就听出巷道顶板有“来压”的危险，带着大家躲过一劫。 那些文字，带着煤尘的味道，带着汗水的咸湿，朴素得就像一块刚从掌子面采下来的原煤。他把稿子交给采区工会领导，领导看着这个瘦弱的年轻人，眼神里有些惊奇。修改后，稿件被送到了广播站。 当广播里播出那些由他自己的文字变成的声音时，王夫正走在回家的路上。那一刻，他感觉周围的一切都静止了，只有那个略带激昂的女声在空旷的矿区上空回荡。他看到路过的工友们停下脚步，侧耳倾听，脸上露出会心的、粗犷的笑容。他第一次感受到，文字，原来是有力量的，它可以穿透黑暗，抵达人心。 父亲在饭桌上，会沉默地给他碗里多夹一块肉。母亲会把他深夜亮着的灯，当作一种骄傲。家人的支持，像地心的暖流，无声地温暖着他。六 真正的转折点，在1982年的10月，不期而至。 全国煤炭掘进战线开展“双上纲要”竞赛。王夫所在的3503青年掘进队，像一辆加满了油的战车，所有人都憋着一股劲。那一个月，井下的空气都仿佛是燃烧的。炮声轰轰，矿车一排排，进尺一米米推进，队长的号子，汗水蒸腾的热气，汇成了一曲高亢的、属于青春与力量的交响。王夫感觉自己被一种巨大的洪流裹挟着，向前、向前，不断向前。 最终的数字定格在402米。 胜利的消息传来，整个矿区都沸腾了。王夫的心，也像被投入了一块烧红的焦炭，滚烫，激荡。他亲身参与了这场胜利的“战役”，他想记录下这一切。此时，他对写新闻稿件一窍不通，只是凭着一股原始的冲动，用近五百字的篇幅，将这一个月的热血与汗水，倾泻在稿纸上。那是一篇“四不像”的文章，有叙述、有抒情，结构混乱，却充满了滚烫的，第一手的真情实感。 他把稿件投给了《鸡西日报》。 接下来的日子，是一种焦灼的等待。他照常下井、升井，只是心里多了一个微弱而固执的念想。 11月18日。那天他刚升井，洗完澡，拖着脚步走进采区工会办公室，在报架上的《鸡西日报》上，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题，在二版的一个小角落里。文章被编辑大刀阔斧地删改，只剩下不到两百字，冷静而客观。但是，在文章的末尾，他看到了那个让他心脏骤停的名字，王夫。 那一刻，周围所有的嘈杂都消失了。他觉得那两个小小的铅字，比巷道里最亮的矿灯还耀眼，瞬间刺穿了他生命中所有的迷雾与黑暗。 这条路，一旦踏上，便再也无法回头。 他在矿上小有名气了。这份名气，终于在1984年12月，为他撬开了一丝命运的缝隙。一纸调令，把他调到矿团委，当上了宣传委员。他第一次脱下那身浸透了汗水与煤尘的工作服，换上了当时看来无比体面的干部装。 办公室的窗户是明亮的，空气里没有煤尘，只有油墨和纸张的清香。他以为，他的人生，将就此转向。 然而，命运的轨道，远比井下的巷道更为复杂。仅仅半年，因为是井下采掘工的身份，在整顿劳动组织中，回采又当了掘进工。 从光明重回黑暗，那感觉，比第一次下井还要令人窒息。失落感像巷道里的冒顶一样，几乎将他活埋。 是井下那些沉默的脸，那些粗糙的手，将他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他重新调整心态，再次拿起了书和笔。他明白了，真正的光明，不在于身在何处，而在于心向何方。 他开始一次次地敲开时任矿党委范新坤书记的办公室门。那是一位正直的、欣赏年轻人身上那股韧劲儿的领导。王夫向他汇报思想，谈自己的写作。范书记的关注，像一盏灯，让他看到了坚持下去的可能。 然而，“采掘工”的身份，像一道无形的墙，始终阻隔着他。机关几个搞文字的部门都想要他，却都无能为力，采掘工的身份犹如宣判了死刑一样。 就在他几乎要认命的时候，时代，再次为他打开了一扇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成人考学的浪潮席卷全国。鸡西矿务局为了培养自己的干部队伍，办了两所被戏称为“黄埔军校”的在职成人学校：一所大专，一所中专。 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一九八六年秋。当王夫接过那份印着“鸡西矿务局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字样的录取通知书时，他站在阳光下，久久没有动弹。那张薄薄的纸在他手中，却重若千钧。上面印着的“采煤专业”四个字，是他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用千尺井下的汗水，从坚硬的命运岩层和煤层中，一个字一个字，为自己凿出来的通向地面的巷道。 他知道，他的人生，这一次，是真的要升井了。而那段在无边黑暗中，与煤为伍、与书为伴的岁月，将永远成为他生命中最深邃、最厚重的底色，在未来的每一个天光大亮的日子里，提醒着他，自己从何处而来。 考出去。 这三个字，在1986年之前的无数个日夜里，不是一个念头，而是一声呐喊。一声在王夫灵魂深处，被地心千尺的煤压与黑暗挤压出来的，无声的呐喊。井下，那是一个会吞噬光与色彩的世界，它将人的皮肤染成洗不掉的灰黑，将人的岁月磨成单调的、周而复始的“哐当”声。逃离，不是背叛，而是为了活着，为了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在阳光下活着。 没有别的路。想换个工种，那张写着“采掘工”的工人卡片，像一道无形的墙，将他死死钉在一线。想调动，没有门路。唯一的缝隙就是书本。那窄窄的、需要用全部力气去挤过去的缝隙，通往一个叫“考学”的出口。在那个年代，一张中专文凭，就意味着身份的质变，是从“工人”到“干部”的惊险一跃，是命运轨道的一次急转弯。 所以，他只能考。 家里的那台缝纫机，是母亲生活的营生，也是王夫唯一的书桌。白天，母亲的脚踩着踏板，机针“哒哒哒”地在布料上奔跑，是生活的节奏。夜晚，王夫弓着背坐在这里，昏黄的灯光下，缝纫机冰凉的烤漆台面，映着他埋头苦读的影子。空气里，白天留下的布料和机油的混合气味，与深夜里书本的油墨香交织在一起。他就在这属于母亲的、充满烟火气的领地里，为自己缝制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 他连考了三年。每一次失败，都像是一次小型的巷道顶板冒落，将他的希望掩埋。但他总能像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工人一样，从灰尘与绝望中，重新为自己支起一根精神的支柱，然后继续前进。 1986年，是最后一次冲刺。他再次报考了鸡西矿务局职工中等专业学校。报考专业时，他再一次感受到了那道无形的墙。招生启示上，有“政工”，有“财会”，有“工民建”，那些专业像橱窗里崭新的衣裳，光鲜亮丽，却与他无关。体制的规定像一道冰冷的烙印，井下采掘工，只能报考采煤专业。他别无选择，那感觉，像是奋力游了很久，却发现游向的，只是另一座熟悉的岛屿。 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像一声惊雷。他被录取了。然而，夹在通知书里的那张“报到须知”，却让这声惊雷拐了一个弯，因鸡西矿务局矿井瓦斯治理的需要，原采煤专业班取消，改为“通风与安全”专业。 为了安全。这四个字，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来自上层的体恤。王夫捏着那张纸，心里五味杂陈。命运就是这样，在你以为别无选择的时候，它又替你做了一个选择。他逃离了“采煤”这个宿命，却又以另一种方式，与矿井的安全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这期间，另一条战线上的坚持，也在无声地进行。 早在1982年7月，他就在稿纸上写下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为什么要入党？这个念头，并非来自政治课本，而是源于在井下那些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刻。他亲眼见过，当掌子面出现“来压”的征兆，顶板发出碎裂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咔咔”声时，是那些老工人党员，吼着“都退后！”，用自己的身体和经验，冲在最前面。他们的身影，在摇晃的矿灯光柱里，像一尊尊黑色的、沉默的雕塑。 党员，就意味着在关键时刻冲在前面。这个信念，比任何理论都更具体，更有力量。 他郑重地将入党申请书交给了段指导员胡崇林。然后，是漫长的等待。一年，两年，五年，十年……那份申请，仿佛沉入了时间的深海。他的人生在变，从井下到矿机关，又短暂地被借调到鸡西人民广播电台，跟着新闻部陈成普、钟亮、辛志文、王吉祥那些前辈老师学习新闻采访写作，用耳朵和笔去捕捉这个时代的声音。他的人生在向前，可那份政治上的追求，却始终在原地踏步。 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的礼炮，仿佛也震松了他命运中那道看不见的闸门，在矿工会的办公室里，入党介绍人拍着他的肩膀说：“王夫，组织上考察你很久了，通过了。”十五年，从一个满怀激情的青年，到一个沉稳的中年，他终于站在了那面旗帜下。宣誓的那一刻，他流泪了。那不是激动的泪，而是一种，被时间淘洗过的，百感交集的释然。 党龄，从1998年算起。此后，“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优秀工会干部”“优秀组工干部”这些荣誉，像一枚枚勋章，肯定着他这漫长而艰难的追求。七 1989年1月，三年的寒窗苦读结束。王夫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杏花煤矿安全监察科，一个月后又调入政工科（后改为党委宣传部），负责对上报道、普法、安全教育和统战工作，主业是新闻采访报道。 于1989年5月被鸡西人民广播电台聘为特约记者 他重新下井，但身份已然不同。他不再是那个与煤车角力的工人，而是一个记录者。他带着笔和本子，穿梭在各个班组和车间，巷道里火热的生产，安全质量达标的喜悦，工人们的笑与汗，都流淌在他的笔尖。稿件一篇篇地飞向《鸡西日报》《鸡西矿工报》鸡西人民广播电台。他与那些主流媒体的编辑，从投稿者与编辑及记者的关系，渐渐变成了可以一起探讨新闻业务的知心朋友，并与1989年5月，被鸡西人民广播电台聘为新闻特约记者，之后，又被《鸡西日报》社，《鸡西矿工报》社聘为特约记者，被《黑龙江工人报》聘为通讯员。 自此，他在煤矿新闻采访写作的路上一路前行，一篇篇新闻报道发表在市级新闻媒体上，并冲向了国家级新闻媒体，其中，他采写的《无尽的爱》通讯稿件发表在《中国煤炭》星期版的一版显要位置，更巧合的是，由于当时没有感人的照片，是美术编辑王俊昌老师给画了插图，他原来是《鸡西矿工报》社的编辑，后来转入《中国煤炭报》社，王夫和他相识，真是想不到的巧合，直到现在，王夫还保留着这张已泛黄的报纸，时任矿党委书记范新坤高兴地鼓励王夫说：“你终于能写大稿了，也成手了。”以至于多年后，老书记对王夫的勤奋和韧劲还在夸赞着。 1991年2月7日的凌晨，女儿小博降生。小小的、柔软的生命，给他带来了好运。他调入了矿工会，一干就是十五年。从广播站站长，到工会秘书，再到工会办公室主任、组织、民管部部长。工会工作的性质是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他为获得“全省模范职工家庭”的荣誉而工作，为拿到“优秀工会干部”的称号而努力。他的人生，像一台运转平稳的机器，精确，有序，渐渐走向成熟，这期间，他被提拔为副科级干部。 2007年1月5日，四十五岁的王夫，迎来了又一次调动。他被矿党委任命为组干科干部管理员兼组织员，（恢复副科级，1998年10月曾被提拔副科级，两年后因极限定编被一刀切）。这是一个掌握着人事档案与组织脉络的岗位。他将过去处理文字的能力，用在了整理档案上。他实行微机化管理，将一摞摞泛黄的、承载着矿山几代人命运的纸质档案，变成了电脑里清晰的数据。他的工作，得到了上级组织部门的高度认可。 岁月流转，当他以为自己的人生就会在这间充满秩序感的办公室里走向退休时，一纸调令，又将他推回了阔别已久的生产一线。 2011年12月，他被调到杏花煤矿选煤厂，任工会主席职务。 这是一个四百多人的大厂，男女职工各半。重回基层，他没有失落，反而有种回归的亲切。工会主席，这个角色让他重新“接地气”。他不再是面对一本冰冷的人事档案，而是面对一个个鲜活的人。 那几年，是厂子最艰难的时期。陈旧的设备，技改的压力，市场的波动，职工队伍的不稳定，每一天都像在走钢丝。今天市场好，机器轰鸣。明天市场差，厂里就弥漫着一股不安的气息。他每天都和工人们在一起，在隆隆作响，充满粉尘的厂房中，与工人一起摸爬滚打，汗水流在了一起。 在杏花选煤厂期间组织练功比武 他为困难职工争取帮扶救济，为职工带薪休假而与厂长刘同俊据理力争，组织技术练兵比武、开展技术革新和文体活动，让这个艰难时期的老厂子，依然保有人的温度与活力。“模范职工小家”“技术革新”的先进奖牌和证书，被他一次次捧回。在选煤厂的四年，他写的稿子，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每次活动，每件好人好事，他都记录下来，投出去，频频见报。 后来，因为体制问题，他的副科级岗位再次被取消（保留副科级），成了一名没有编制的“一般干部”。命运仿佛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但他却平静地接受了。那段时间，他反而拥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人生哲理书籍，有时还练练毛笔字，照顾七十多岁的母亲，为她做饭、送饭。2015年，鸡西矿业公司开始大批转岗分流。时代浪潮，席卷了无数家庭。许多熟悉的面孔，一夜之间就消失了。王夫没有被卷走，他留了下来，在工私伤管理科协助科领导做最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的服务工作。 他依然在写稿。 仿佛回到了最初的起点。他拿起笔，不是为了逃离，也不是为了晋升，只是为了记录。记录这片他付出一生的黑土地，记录那些在时代变迁中，像煤矸石一样被遗忘，却依然有自己的温度与光芒的，普通人的命运。这期间，他怀着强烈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用了很长一段时间采访和查阅大量真实的史料，倾心撰写了《昔日麻山，今日杏花》的长篇报告文学，发表在《鸡西日报》上，他舒了一口气，感觉对自己深爱的杏花煤矿交上了一张满意的答卷。我在编辑王夫和女儿王博的《回望》文集（之二）时深受感染，为王夫写了长篇的评论文章。八 南方。 对于王夫而言，南方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感官的全面入侵。是那种粘稠的、无孔不入的湿热，像一张巨大的，看不见的网，将人包裹。空气不再是用来呼吸的，而是用来“喝”的，每一口都带着草木过度繁盛的、微甜的腐殖味。这里的季节没有界限，春天还未及转身，盛夏便已扑面而来，绿色是唯一的、霸道的、永不退场的背景色。 他常常在梦里，回到北方。 梦境总是从一声悠长的火车汽笛开始。车轮碾过铁轨接缝，发出“哐当……哐当……”的、令人心安的催眠曲。窗外，是熟悉的、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是四季分明的、凛冽的干冷，是空气里那股清澈的、混着煤烟与冻土的味道。朋友们在站台上，冲他招手，他们的脸在记忆里，永远是清晰的，带着酒后的红晕和无需言说的默契。然后，他会猛然惊醒，耳边只有空调压缩机低沉的嗡鸣和窗外永无休止的蝉鸣。皮肤上，是一层黏腻的汗。美丽惠州 这里是惠州。一个温润、繁华，却与他血脉不通的城市。 女儿，是他来到此地的唯一航标。十二年前，那个从哈尔滨师范大学毕业的女孩，像一只勇敢的候鸟，一路向南，飞到了这所名为“惠外学校”的地方，教孩子们说“Apple”和“Banana”。后来，妻子带着岳母也来了，为了照顾那唯一的、在他乡打拼的女儿。一个家，就这样被撕成两半，中间隔着两千多公里的铁轨。 而王夫，是被留在北方的、最后的锚。锚，系着卧床三年的母亲。 2022年2月7日的凌晨。日子，没有特别的天象，只是一个寻常的北方冬日。 母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那口气，如此轻微，只是一个疲惫的叹息。那一刻，王夫感觉自己与那片黑土地之间最后的、血肉相连的根，被无声地剪断了。 他成了一株真正的、可以随风飘荡的浮萍。 安葬了母亲，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出版一本书。 那本书，名为《回望》。他要把自己这一生，那些散落在泛黄的报纸上、沉寂在柜子里的新闻稿件、通讯报道、诗歌、摄影作品，像拾起散落一地的珍珠一样，重新串联起来。那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一场自我救援。他要给自己那被煤尘、汗水、奋斗与失落浸泡过的前半生，一个坚实的、可以触摸的交代。 这期间，他还做了一件事。顺应时代的潮流，在2018年4月22日，成功创办了一个名为《兴凯湖微生活》的微信公众平台。兴凯湖，是他家乡的图腾，是他精神世界的坐标。他想为那些和他一样，有话想说，却找不到门路的普通人，开一扇小小的窗。这个平台，成了他在数字世界里的故乡。 《回望》（之一） 2023年12月，《回望》（之一）出版。油墨的芬芳，像极了当年《鸡西日报》上，第一次印着他名字的那个角落的味道。 2023年12月31日，他再次踏上了南下的列车。这一次，不再是探亲，而是迁徙。 然而，身体的抵达，并不意味着灵魂的着陆。 惠州，这座包容的移民城市，对他而言，却像一个巨大的、隔着玻璃的鱼缸。他能看到里面五光十色的生活，客家话、潮汕话、普通话，南腔北调交织成一片喧闹的背景音，悦耳，却无法穿透。 他没有朋友，没有人脉，没有能在一个电话后就聚在一起喝酒的“文友”。他像一个失语者，每天唯一的慰藉，是那个还在蹒跚学步的小外孙女朵朵。 每天上午，他会推着婴儿车，带她去楼下的公园。南方高大的榕树，垂下无数气根，像老人的胡须。他指给小小的她看，用带着浓重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说：“看，这树，多厉害，自己给自己找吃的。” 他哄着她，看着她咯咯地笑，内心的浮躁与孤独，才会被暂时抚平。 好在，他还有那个平台。网络，是这个时代伟大的发明，它让孤独的人，可以假装身处人群。他的人在惠州，但他的《兴凯湖微生活》，却让他可以随时随地“云办公”。他隔着屏幕，与北方的作者交流，编发着来自故乡的稿件。键盘的敲击声，是他对抗陌生的唯一武器。 但梦，依然在午夜将他准时拖回北方。 转机，出现在2024年下半年。 惠州，这座被他视为“异乡”的城市，开始向他展露其深邃的另一面。他偶然得知，城中的丰湖书院，经常举办关于惠州文脉的讲座。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他去了。 在惠州博物馆听讲座后发言 书院里，有古旧木头的沉静气息。他坐在人群中，听讲者用普通话讲述苏东坡在此地的谪居岁月，讲述葛洪炼丹的传说，讲述这座城市的千年流变。他像一个考古学家，第一次，开始小心翼翼地，拂去覆盖在这座城市表面的喧嚣，去触摸它内在的肌理与骨骼。 他开始在互动环节中争先发言。每一次，他都认真准备，将自己作为一个“北方闯入者”的视角，与讲座的内容碰撞，总能挑出一些闪光的、别人未曾注意到的点。他的发言，带着北方的爽直与深度，很快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在这里，他认识了惠州陶瓷名家余小伦，惠州作家协会主席陈雪，常务副主席黄伟辉，作曲家王少辉，惠州好人白瑞强，著名律师余安平，作家华霖、杨理、苗理洁、潘海涛、罗春彦，民间艺人文晓辉，剪纸艺人刘雅晶......他不再是一个孤独的旁观者。他采取了朴素，也最真诚的方式，交朋友。他会把自己从北方带来的小礼物，那些带着兴凯湖气息的鸡西版画文创品，赠予他们。 每一次讲座结束，他都会在当晚，将自己的所思所感，写成一篇新闻稿件，推送到《兴凯湖微生活》公众号上。起初，本地人对这个带着浓厚北方地名的平台，是陌生的，甚至是无感的。 “兴凯湖？没听过，我们这里有西湖。”他便解释，那是中俄界湖。但人们似乎并不感兴趣。 他明白，强行的介绍，不如无声的渗透。采访东坡诗意画家梁力文 梁力文东坡诗意画 2024年8月，他决定专访“东坡诗意画家”梁力文老师。他下了很大的功夫，查阅资料，反复构思，列出采访提纲。之后，登门面对面以请教学习的方式进行了采访，成功地撰写了《画与诗的融合者》专访稿件，推送在《兴凯湖微生活》微信公众平台，竟在惠州本地的文化圈，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人们第一次发现，这个来自北方的平台，能如此深刻地理解与呈现惠州的文化。 他借着名家的光，为自己的平台，也为自己在惠州打开了一道窄门。 局面，由此豁然开朗。采访著名演讲家罗雁 2025年8月，他更是为著名的“巾帼优秀演讲家”罗雁老师作了一次立体式的全方位专访，撰写出了《蝶变为演讲家的电视工作者》极具分量的专访稿件，推送《兴凯湖微生活》平台后，瞬间引起了轰动。他顺势为罗雁老师在平台上开办了《众说纷纭话演讲，名家名人评罗雁》专栏。那一刻，他感觉，来自北方的兴凯湖与惠州的西湖，终于在他的这个小小的平台上，实现了水波的交融。 他不再做那个回乡的梦了。 他渐渐明白，一个人，不论身在何处，不论做的事大小，总要为这片土地做点什么。当他开始为惠州的文化名人立传，为南北文化的交融搭建桥梁时，他惊奇地发现，自己那无处安放的乡愁，竟被一种更宏大的、名为“归属感”的东西，悄然取代了。 他，王夫，一个来自东北煤矿的新闻人，终于在南方的这片热土上，找到了自己新的坐标。九 在抵达惠州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夫总是在重复同一个梦。 梦里，他坐在一列墨绿色的火车上，车轮撞击轨缝的“哐当”声沉闷而单调。窗外是无垠的、白得刺眼的雪原，冷冽的空气仿佛能穿透玻璃。列车一路向北，前方是他的故乡，祖国边陲的小城鸡西。 醒来时，惠州的空气潮湿而温润，这种巨大的地理跨度让他产生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失重感”。为了对抗这种灵魂的悬浮，这位有着28年党龄的老兵、曾经的新闻老兵，决定在南方的烟火气里给自己找一个支点。 他选中的支点，是一个书摊。 2025年5月10日，惠州水门桥下的老船厂集市开张。惠州船厂外景 这是一片充满人间物欲与怀旧情结的文玩集市。惠州市惠城区收藏家协会会长林选志，一位干练且热情的本地文化人，免费为藏友们提供了这方场地。王夫第一次见到林选志，便被他身上那股格局意识与爱心所感染。 “林老师，”王夫带着浓重的北方口音，虔诚地请求，“我想在这儿摆个书摊。” 与林选志在一起 林选志打量着这个眼神坚毅的异乡人，笑了：“好啊！文化的事，多多益善！”于是，在充斥着旧铜钱、木器与茶香的喧嚣中，王夫的书摊像一座来自北方的孤岛，静静地浮现。他将带来的书籍一册册码齐，沉甸甸的《新中国鸡西工业史》《鸡西历史文化概览》，还有他自己那本名为《回望》的作品。 南方的闷热是无孔不入的。汗水像细密的虫子在脊背上爬行，一上午过去，看书的人多，买书的人寥寥无几。但王夫内心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惬意。 他觉得自己不是在卖书，而是在“渡”书。他在等，等那些承载着记忆与思想的方舟，能在茫茫人海中遇到命定的船客。 书摊成了一座微型的“文化码头”。在这里，他结识了作家黄佛、摄影家谢悦，还有那一对同样来自东北的大溪水夫妻。 这些南来北往的灵魂在书页间靠岸，让王夫这艘孤独的航船，终于有了交流的可能。 缘分的出现，往往悄无声息。 那天，一位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女士在摊前伫立良久。她的目光定格在那本关于鸡西历史的书上，像被某种引力拽住了。 “你是……鸡西人吗？”她开口，普通话里藏着一丝不确定的颤抖。 王夫心里一动，像被投入了一颗沉重的石子：“是啊，你呢？” “我父亲……”女士眼圈微红，“他当年就在鸡西的煤矿。好多年了，具体哪个矿，我已记不清了。” 那一刻，喧闹的集市消失了，闷热的空气消失了。这方小小的书摊化作了一条时空隧道。在异乡的蝉鸣声中，两个陌生人因北方的风雪而消融了隔阂。触景生情，他乡故知，书的价值在那一刻超越了纸张本身，成了连接血脉与故土的媒介。 为惠州博物馆和东江纵队纪念馆捐赠抗战资料 这种“融入”不仅在集市，也在殿堂。王夫一次次走进惠州博物馆，将珍藏的《新中国鸡西工业史》，抗战画册毫无保留地捐赠。当他看到那些带着北方风雪气息的文字被郑重放入南方城市的历史殿堂时，他知道，自己的一部分，已永远地留在了这里。 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过客。 真正的扎根，是在一场风声鹤唳的台风预警中完成的。 夜，手机群里弹出一道紧急通知：储备党员力量，应对台风。要求是“年轻党员”。63岁的王夫盯着那四个字，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蛰了一下。群里沉默着，只有两名年轻党员报名。 是在入党宣誓时就埋下的引信，在这一刻被点燃。他直接拨通了金峰社区党委书记段小丽的电话：“段书记，我是王夫。虽然我不年轻了，但我体力行，我是党员，更是新闻老兵。我可以现场采访报道，算我一个！” 虽然后来台风转向，但他心里却无比踏实。和平时期没有惊天动地，但对他而言，党员身份就是冲锋的命令。 2026年7月29日走访社区服务企业 从那以后，他成了社区的“积极分子”。他跟着年轻人清理积水，深入企业讲党章、做调研，在“东平岛读书会”上朗诵北方的诗。他那个名为《兴凯湖微生活》的公众号，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讲述惠州的故事：东坡的诗意画、罗雁的演讲、岭南的山水……北方的湖，彻底倒映出了南方的影。 王夫不再做那个回乡的梦了。 即便是退休离岗七年，组织关系迁徙至此，他也从未感觉自己“离开”过。他像一座桥，一边连着鸡西杏花社区的故友，分享广东的治理经验；一边守着老船厂的书摊，守着他的精神阵地。 阳光好的周末，他依然站在书摊前，看着人来人往。 已关注 关注 重播 分享 赞 关闭观看更多更多退出全屏切换到竖屏全屏退出全屏兴凯湖微生活已关注分享视频，时长06:430/000:00/06:43 切换到横屏模式 继续播放进度条，百分之0播放00:00/06:4306:43弹幕倍速全屏 倍速播放中 0.5倍 0.75倍 1.0倍 1.5倍 2.0倍 超清 流畅 您的浏览器不支持 video 标签 继续观看 【人物特写】此身安处是吾乡(完整版）/ 高翠萍 观看更多原创,【人物特写】此身安处是吾乡(完整版）/ 高翠萍兴凯湖微生活已关注分享赞10在看8已同步到看一看写下你的评论
作者简介 高翠萍，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雪花》特约编辑。曾任鸡西市政协常委、政协委员。首届鸡西市文联德艺双馨文艺家。鸡西好人。 现为鸡西市作家协会主席。 出版七部散文集《当时只道是寻常》《人间烟火》《听火》等,四部评论集，四部人物传记。 主编《百合文丛》四套文学丛书；参与主编《鸡西—中国黑土粮仓》《鸡西地方文献名录》《鸡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百余部地方文化系列图书。 在《散文选刊》《解放军文艺》《北方文学》《安徽文学》《意文》《当代旅游》《妇女之友》《黑龙江日报》《北京晚报》《雪花》等70余家国家、省市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有多篇作品入选书集并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