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两个泸州人的誓言——尹吉甫与《诗经·邶风·击鼓》的情感真相‖李云平（四川泸州）精华热点

春到百草园

2026-07-31 16:23:09 2458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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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两个泸州人的誓言

——尹吉甫与《诗经·邶风·击鼓》的情感真相

作者：李云平

策划：李腾双

制版：春到百草园

原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两个泸州人的誓言——尹吉甫与《诗经·邶风·击鼓》的情感真相‖李云平（四川泸州）（图7）

摘要：《诗经·邶风·击鼓》（以下简称《击鼓》）历来被视作西周卫国戍卒思乡厌战的千古绝唱，其诗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更成为爱情盟誓的象征。然而传统“戍卒诗”解读存在历史语境错位、情感深度不匹配等疑点。为此，通过考证尹吉甫的生平事迹、籍贯泸州（古称江阳）的文献依据，以及其与《诗经》的深厚渊源，结合文本内证与历史地理分析，提出全新阐释：《击鼓》实为周宣王三年（公元前825年），尹吉甫在卫国从军期间，在出征平定陈、宋之乱时，惊闻远在四川泸州老家的发妻马夫人早逝噩耗后，创作的一首融家国之责与丧妻之痛于一体的悼亡诗。这一解读既为《击鼓》提供了更具体深刻的情感内核，也为探索《诗经》是“集体编纂”还是“个人抒怀”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鲜活个案。

关键词：诗经；击鼓；尹吉甫；马夫人；悼亡诗；籍贯

一、引言

《击鼓》以沉郁顿挫的笔调与刻骨铭心的情感，在“三百篇”中独树一帜，被李辰冬《诗经通释》列为开篇纲领诗。全诗五章，再现了西周中晚期（周宣王初期）山河破碎、征战艰辛的图景，更以一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定格了超越生死的情感誓言。其原文如下：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1]

自汉代以来，经学家多将此诗叙事与《左传》所载公孙文仲率军平乱之事相勾连，视之为普通戍卒的哀歌。此说影响深远，几成定论。但细究文本便会发现，该诗中情感的浓度、思想的深度与表达的精炼度，远超一般下层士兵的文化修养与情感范畴；“死生契阔”的庄重誓言与“不我活兮”的绝望悲鸣，更指向一个具体而沉重的个人生命事件，而非泛泛的厌战思家之情。

青年尹吉甫（幂集供图）

西周名臣尹吉甫恰为解开此谜底提供了关键线索。尹吉甫（公元前852－前775年），吉（通姞）姓，兮氏，名甲，字吉甫、吉父，号兮伯吉父、作册尹、内史尹等，尹为官职名，周宣王时期辅弼重臣，文武双全。既是《崧高》《烝民》等名篇的作者，被尊为“中华诗祖”；又是征伐猃狁、治理南国的军事统帅。关于其籍贯，虽有湖北房县、河北南皮诸说，但四川泸州说的文献支撑更为坚实可信：从汉代扬雄《琴清英》桑钦《水经》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等文献，均记载了尹吉甫在泸州的事迹；宋代《太平寰宇记》《新编方舆胜览》，明代《大明一统志》《永乐大典》《寰宇通志》，再到清代《四库全书》《四川通志》等史志文献，均有明确记载“尹吉甫，江阳人”。更重要的是，尹吉甫的出生地四川泸州留存着大量尹吉甫的相关文献文物与民间传说，[2]为解读《击鼓》提供了立体视角。

将《击鼓》归于尹吉甫所作，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史志文献、地理遗迹、文本与情感逻辑的多重证据链。这一阐释不仅能化解传统解读此诗情感表达的诸多矛盾，更能还原一段悲怆的历史图景：一位功勋卓著的文武将领，在鞍马劳顿的出征之际，突闻自己的发妻早逝、幼子失慈的噩耗，其内心所承受无法言说的剧痛，化作流传千古的诗句。

二、《诗经·邶风·击鼓》传统解读的回顾与反思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在孔子整理以前称为《诗》《诗三百》，经过孔子整理之后，到汉代才被确定为《诗经》。汉代时，由于齐、鲁、韩氏三家官学《诗》说先后失传，仅有民间流传的毛氏《诗》说独存，因此出现传统诗学者解读《诗经》主要受到毛氏《序》《毛序》的巨大影响。南宋朱熹认为毛诗存在“望文生义”等弊端，主张废《毛序》，而著《诗集传》。[3]近代梁启超曾说：“《诗经》为古籍中最纯粹可信之书，绝不发生真伪问题，故但考其年代已足。”[4]当代学界主流认为尹吉甫是《诗经》的编纂者、采集者和作者之一，记述了周初到春秋中期约500年的历史，《诗经》中有多首诗篇可以看出是尹吉甫所作，如《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六月》《出车》等。而近代的台湾师大博导李辰冬对《诗经》潜心二十年的研究，在其著作《诗经通释》中认为：“《诗经》三百零五篇都是尹吉甫的作品，也都是他的自传；透过他的自传，使我们知道宣王三年（公元前八五二）到幽王七年（公元前七七五）这五十年间的史事。”[5]并且李辰冬教授通过对《诗经》等相关史料深入研究，把《诗经》按照诗篇的时间顺序进行了重新排列，打破了孔子因教学之需，按照《诗谱》“歌诗以合意”而分为“风、雅、颂”的排列。李辰冬教授在《诗经通释》中更提出“《诗经》三百零五篇皆为尹吉甫自传”的大胆论断，并在《诗经通释》中将《击鼓》列为尹吉甫早期作品之首，足见此诗的重要性。

尹吉甫原配马氏夫人（幂集供图）

（一）传统解读的主要脉络和地点

1.《毛诗序》的“怨州吁”说：“《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弑桓公而立，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6]此说将《击鼓》诗歌与《左传·隐公四年》卫州吁联合宋、陈、蔡伐郑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认为诗歌表达了卫国民众对州吁穷兵黩武的怨恨。此说影响深远，成为汉代以来经学解释的主流。而李辰冬《诗经通释》中批判《毛诗序》的说法与《击鼓》文本相悖：“明明是伐郑，与平陈宋有什么关系？况且州吁是求助于宋，甚而说“君为主，敝邑以赋”连盟主都不敢做，怎么说是平陈与宋呢？再者，陈国也在伐郑，是同盟之国，怎么变为被平呢？只因诗在邶风，要在卫国里找一段事迹来附会，就变成了这种牛头不对马面的怪注。明明是两不相干的事，而后人既不敢怀疑《诗序》，又不敢怀疑《左传》，就在两不相干的史实中加以附会了。”李辰冬驳斥此说“牛头不对马面”，州吁实为求助于宋而伐郑，与“平陈与宋”史实完全不符。

2.清代姚际恒的“鲁宣公十二年”说：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提出新解，认为此诗与《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的历史事件相关，反映了卫国士兵参与这场战争时的感受。[7]姚际恒此说对现代《诗经》研究影响很大，今人多从其说。李辰冬在《诗经通释》中驳斥其观点：“姚际恒是面对《诗经》来解《诗经》，所以发现了《毛序》《郑笺》的错误；可是他也不得其解，又误以‘此乃卫穆公背清丘之盟救陈，为宋所伐，平陈宋之难，数兴军旅，其下怨之而作此诗’。此说同样存在逻辑矛盾—‘救陈’与‘平陈’‘为宋所伐’与‘平宋’语义相悖，实为无据附会。”

3.近代傅斯年《诗经讲义稿》说：“《击鼓》，丈夫行役于外，念及室家，思其旧盟，而为哀歌。”[8]傅斯年认为此诗是“戍卒思乡”诗，提出诗歌是“丈夫行役于外，念及室家，思其旧盟”的哀歌。虽已经比较靠近《击鼓》文本的大意了，但傅斯年还是没有把此诗包含的核心事件解读出来，即此时作者的“室家”已遭遇生死离别的重大变故，所以此诗本质是“悼亡”而非普通的“思乡”。

4.现当代“戍卒厌战”说：多将其解读为“长期征战士兵的思乡之歌。”也属于思乡的解读，仅道出表面语义，未能揭示“丧妻之痛”这一情感内核。

5.诚然，近代李辰冬《诗经通释》中解读《击鼓》诗时，由于他没有看到关于尹吉甫籍贯江阳人等相关史料记载，误以为该《击鼓》诗是尹吉甫写给其卫国恋人仲氏（孙子仲次女仲姬）的诗篇。其在该书第四集1155页，根据《乐府诗集》中“吉甫信谗逐伯奇”事件的记载，李辰冬教授写道：“假如这段传说是真的，那一定是尹伯奇被仲氏驱逐后，回到自己父亲（老家）那里。”而清·康熙《四川通志》等众多史料明确记载：“尹吉甫，江阳人”；清《直隶泸州志》记载：“尹伯奇，生于泸，卒葬于泸。”清·康熙《四川通志》并且记载了该“吉甫信谗逐伯奇”事件发生于宣王四十三年（即公元前785年，时年尹吉甫67岁），发生地在江阳（今泸州）。按尹吉甫当时年龄67岁，证明其与仲氏的三年婚姻期限（约在尹吉甫30-33岁期间，三年后仳离）已经相隔甚远。所以，也非李辰冬认为的此诗是尹吉甫写给卫国恋人仲氏的诗。

（二）传统解读的局限性

传统解读将《击鼓》置于春秋时期的战争背景下，肯定了诗歌与特定历史事件的关联，以及诗歌反映战争苦难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无疑具有其合理性。然而，细究之下，这些传统解读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1.历史事件与诗歌内容脱节。无论是州吁伐郑还是鲁宣公时的宋陈之战，均与此诗文本“平陈与宋”的核心表述不符，存在明显的史实附会痕迹。欧阳修在《诗本义》中早已质疑：“卫人暂出从军，已有怨刺之言，其卒伍岂宜相约偕老于军中？此又非人情也。”[9]

2.情感强度与戍卒身份不匹配。“死生契阔，与子偕老”的誓言，其庄重感、悲剧性与表达精度，远超普通下层士兵的情感认知与文化水平。这种在生死关头对盟约的追忆，更符合遭遇重大生命丧失后的应急反应，而非泛泛的思乡之情。

3.“我独南行”的视角独特性。“土国城漕”指在卫国漕邑（今河南滑县）修筑陪都，属于土木劳役；而“我独南行”表明作者肩负特殊使命，与其他兵卒任务不同。“独”字所蕴含的使命感与孤独感，更契合一位受命出征的将士心境，而非被集体征调的普通士兵。

这些疑点促使我们跳出传统解《击鼓》一诗的框架，重新审视诗歌的作者身份与创作背景。而尹吉甫的潜在作者资格，为解读此诗提供了全新可能。

三、尹吉甫生平与《击鼓》的关联性考辨

青铜器兮甲盘及铭文

（一）尹吉甫的历史地位与生平事迹

尹吉甫作为周宣王时期的重臣，其功绩散见于《兮甲盘铭文》《诗经》《左传》《西周史》等文献文物。《小雅·六月》颂其“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即肯定其征伐猃狁的军事功绩；而《大雅·崧高》《大雅·蒸民》则彰显其“记事造册、作诵礼乐”的文臣职责。这种文武双全的独特将士身份，使其既具备描绘战争场景的生活基础，又拥有创作深刻情感诗篇的文学素养，与《击鼓》的文本特质高度契合。

（二）“南行平陈宋”的地理与历史印证

公元前827年周宣王登基后，立志光复周室，重整朝纲，对外战争频繁，北伐猃狁与南征淮夷并举。《诗经·大雅·江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的记载，印证了周宣王时期对南方用兵的史实，而尹吉甫作为宣王的大将，召虎是宣王的卿士。此次出征二人同行，尹吉甫作《江汉》为召虎记功。当然，尹吉甫作《江汉》在宣王十年（公元前817年），这是在宣王三年（公元前825年）尹吉甫随孙子仲平陈、宋，作《击鼓》诗之后。

结合西周疆域地理分析：卫国位于今河北南部与河南北部交界地带，而陈国（今河南淮阳）、宋国（今河南商丘）均在卫国南面，与《击鼓》“我独南行”的地理方位完全吻合。（见下图）

西周初期和晚期疆域示意图

尹吉甫参与此次战事具备充分合理性：据泸州尹吉甫文化研究会收藏的清·康熙《尹氏族谱》等记载，尹吉甫生于厉王二十六年（公元前852年），出生地在今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丰乐镇罗东村尹家坝尹咀。[10]笔者又据《纳溪.尹吉甫文史资料专辑》记载：“尹吉甫是四川历史上比苌弘还早的第一个出川的伟人。”《蜀中广记》：作为清代《四库全书》收录的权威文献，明确记载 “尹吉甫，江阳人，仕为卿士。”《诗经通释》记载《击鼓》中的“我”就是作者，就是尹吉甫。[11]并记载有尹吉甫一支是“不知何时到卫国今河南省濮阳县的复关为‘氓’，也就是外国人”等信息。尹吉甫约于共和十一年（公元前831年，其21岁）时，离泸赴卫国从军。周宣王三年（公元前825年），因其卓越的文武之才后来被卫侯赏识，升任“良人”（率领二千人的大将），随后助随卫将孙子仲奉旨平定陈、宋之乱。此次出征平定陈宋，也是尹吉甫的立功之战，为其进入周王室中央军奠定了基础。

明《永乐大典》二千二百一十八卷八四页、十四页泸州卷原文影印件

其中有“尹吉甫，江阳人”与“尹吉甫信谗逐伯奇投江”事件发生在江阳的记载

（三）尹吉甫与马夫人的泸州籍贯文献佐证

尹吉甫籍贯泸州人的说法，拥有多层次、客观可信的文献支撑：汉代《琴清英》《水经》等文献记载了其在泸州发生的事迹；宋代《新编方舆胜览》“尹吉甫，江阳人，有祠在城南”；[12]明代《永乐大典》“尹吉甫祠堂，在泸州，旧经载，吉甫，江阳人”；[13]

清代《四库全书》《四川通志》等均有“尹吉甫，江阳人”明确记载。这些文献成书时间更早、数量更多、公信力更高，是其他地方关于尹吉甫籍贯说都无法比拟的。

关于尹吉甫发妻马夫人，有关文献记载与民间传说形成完整证据链：

1.东汉蔡邕《琴操》载：“吉甫，周上卿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吉甫更娶后妻。”[14]

2.清代《四库全书》明确：“尹吉甫，江阳人，仕为卿士……伯奇者，吉甫之子，有贤行，性至孝，幼而失母。”

3.乾隆《直隶泸州志》记载：“周太师夫人马氏墓，在州东六十里罗东山。尹吉甫夫人，伯奇母也。”[15]

4.民国《泸县志》收录康熙泸州知州于士采《马夫人墓碑记》：“夫人马母，伯奇生母也。夫人生于泸，没葬（罗）东漕尖峰山之阳……夫人实伉俪，子如伯奇可以无愧矣！”[16]

5.据《纳溪尹吉甫文史资料专辑》记载：“泸州纳溪民间传说称，马夫人为泸州大家闺秀，与尹吉甫感情甚笃，因尹吉甫长期在外仕周征战，因病早逝，尹吉甫闻讯后悲痛欲绝。”

此外，泸州地区留存的穆清祠遗址、学士山抚琴台遗址、纳溪罗东山马夫人墓等文化遗存，进一步印证了尹吉甫与马夫人的泸州渊源。这些文献、遗迹与传说相互印证，为《击鼓》诗的悼亡主题提供了坚实的背景支撑。

清·康熙泸州《尹氏族谱》谱墓图志修复本原文拍摄件

原文考录：（原文为修复前抄写，修复过程中原文有缺损）

谱墓图志。始祖周宣王之师、太师尹公讳吉甫，原籍四川省直隶泸州合江县岩岩山大旗滩尹家坝（即今泸州市纳溪区罗东村罗东漕尹咀）住居生长人（世）氏，古籍天水郡也。北伐猃狁，至于太原，有经天纬地之才，万邦为宪。辅佐宣王，执掌朝纲大事。年迈辞朝，告老还乡蜀郡，不意在途中感冒风寒，而终正寝，葬于湖广省荣（误，郧）阳府防县。是时，宣（误，幽）王御葬设祠堂，以奉祭祀。后将太师灵位，铭旌祭张数轴。宣王圣恩，命钦差送回泸州南关外上街阁书巷，仍修祠堂，名曰：穆清祠。宣赠封“没世不忘”四大金字，悬于堂中门首，是志：“天水郡泸州穆清祠”。门额六字乃：“周太师尹公祠”。周太师夫人尹母马氏夫人墓葬于飞凤（山坎下土地垇）。

四、尹吉甫“卫国从军”的历史合理性

尹吉甫作为泸州人，为何会参与卫国平定陈、宋的战事呢？这与西周厉王时期的政事变故密切相关：厉王施行苛政引发“国人暴动”，被驱逐至彘地（今山西霍州）。据清·康熙《直隶泸州志》及泸州纳溪清·康熙《尹氏族谱》等文献记载，尹吉甫于公元前852年（厉王26年）出生于今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丰乐镇罗东山罗东漕尹咀。再据此与多种史料记载信息综合分析推理得出：约在公元前831年（共和十一年），21岁的尹吉甫从四川泸州到卫国从军。据《诗经通释》等记载，由于西周中晚期，周室权势衰微，由于昏庸的厉王执政，实行苛刻政策，导致“国人暴动”，厉王被诸侯贵族驱赶到彘地（今山西霍州）。由于周室无主，权贵阶层推举由卫国贤才共伯和代为执政，安抚各地诸侯和百姓，史称“共和”。[17]公元前828年（共和十四年），21岁的周宣王（姬静）登基，欲重振朝纲，广纳贤才。西周实行分封制，诸侯国有义务听从周天子的调遣。卫国作为周室紧密的宗藩国，又与陈国、宋国邻近，为本次出征提供了便利。由于北方猃狁猖獗，侵犯范围逼近周都镐京控制区，公元前826年，周宣王下令实施了先平定南面的陈国和宋国，为北伐猃狁作好前期准备。

据《诗经通释》记载：“他（尹吉甫）的一支不知何时到卫国今河南省濮阳县的复关为氓（无籍士兵），也就是‘外国人’。周宣王三年（公元前825年）卫国准备平定陈、宋时，尹吉甫这位士的文武之才为卫侯赏识，派为浚邑的良人（良人是率领二千人的将领，又称乡长）。宣王三年随卫侯之孙、卫武公次子惠孙（《诗经》中被称为孙子仲）去平定陈（今河南淮阳县）与宋（今河南商丘），初春出征，十月凯旋，与孙子仲的女儿仲氏恋爱，留下《击鼓》《女曰鸡鸣》等几十首诗。”《纳溪.尹吉甫文史资料专辑》有尹吉甫“是四川历史上比苌弘还早的、第一个出川的伟人”的信息，目前没有尹吉甫从泸州到周朝什么地方从军这个环节的文献详载，故尹吉甫到周朝从军的时间和地点，只能靠泸州有关文献与《诗经通释》等相关资料来对接和推理。据《诗经通释》记载，尹吉甫在卫国从军期间，因其能文能武、才艺出众，后来不断晋升，成为卫国的大将。周宣王登基之后，尹吉甫被卫国权贵举荐进入周室，成为周宣王身边的大将。“平陈与宋”正是一场发生在中原地区的军事行动，尹吉甫参与其中合情合理。因此，尹吉甫在卫国从军，并非一直是卫国普通士兵，而是随着尹吉甫的卓越才能表现不断晋升。而此时，尹吉甫作为西周卫国军事将领，在卫地从军参与战事，协助孙子仲奉宣王命令，先平定陈、宋二国，为北伐猃狁做准备。“平定陈宋”也为尹吉甫被选拔进入周王室中央军打下坚实基础。《诗经通释》有载：尹吉甫于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春进入周室，成为周宣王的大将，同年六月出征北伐猃狁，有诗《六月》为证。

这就解释了为何一个“泸州人”会出现在邶风（卫地）的诗歌中，并采用当地乐调进行创作—他是在卫国地区从军或执行任务时，采用了当地的风俗和音乐形式抒发自己的情感。这种“采风入诗”的现象，在《诗经》中十分常见，特别是对于尹吉甫这样一位精通音律等六艺的文武双全典范而言，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清·乾隆《钦定四库全书》史部蜀中人物记卷三第一页影印件

五、出征期间信息传递可能性

尹吉甫在卫国出征途中，如何获知远在泸州老家的妻子去世消息？这是论证《击鼓》为悼亡诗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需从西周驿传制度与信息传递机制两方面加以考察。

第一，西周驿传系统的存在。周宣王时期，驿传制度已初步建立。《周礼·地官·遗人》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证明西周已有官道和驿站，为远距离信息传递提供了制度基础。《诗经·大雅·烝民》：“四牡彭彭，八鸾喈喈”描绘了车马传递的规模与效率。将帅出征在外，家中有重大变故，通过官方驿传传递消息，在制度层面是可以实现的。

第二，尹氏家族的传递能力。据泸州尹吉甫文化研究会收藏的清康熙《尹氏族谱》和泸州当地传说故事载，尹氏家族在当地贵族根基深厚，马氏夫人出身江阳泸州豪门闺秀，其家族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通过官方渠道或私人信使传递丧讯。周宣王时期南北战事频繁，驿传系统正值强化阶段，丧讯从泸州传递至河南北部的卫国地区，并非不可能。

六、《击鼓》作为悼亡诗的内证与文本分析

抛开“戍卒诗”的先入为主之见，重新审视《击鼓》文本，发现此诗明显用了“赋比兴”的手法，作者与尹吉甫军士身份、早年丧妻情境高度统一的多重“内证”，情感脉络清晰连贯。

原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两个泸州人的誓言——尹吉甫与《诗经·邶风·击鼓》的情感真相‖李云平（四川泸州）（图16）

尹吉甫与孙子仲出征图（意境配图）

（一）“我独南行”：将帅的使命视角

首章：“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是起兴句，通过描写出征前击鼓练兵的场景，比喻作者心情跌宕起伏，无法平静。“土国城漕”是普通士兵的土木劳役，而“我独南行”凸显作者任务特殊——作为将领奉命出征南方，与普通士兵的集体征调形成鲜明区别。“独”字既蕴含作者肩负使命的孤独感，也暗示其身份与地位的特殊性，与上述此时尹吉甫是卫国“良人”（领2000人）的将领身份完全吻合。此时尹吉甫27岁，已在卫国从军6年，早已非普通士卒，其“南行”是执行军事命令，而非被动服役。

章旨：战鼓敲得嘡嘡响，官兵踊跃练兵忙；众人在漕邑修筑陪都城墙，唯有我奉命出征向南方。

（二）“不我以归”：家国两难的焦虑

次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从”字既体现将帅间的从属关系，也暗含协同作战的意味，符合尹吉甫作为副将辅佐孙子仲的史实。“不我以归”的倒装句式（即“不以我归”），揭示核心矛盾：作者明知家中发生重大变故，却因军令在身无法归家，这种焦虑远超普通士兵的厌战情绪—作者作为军队将领，他忧心国家战事未平；作为丈夫，他忧心家事—妻子后事、孩子与父母安危，双重焦虑化作“忧心有忡”的沉重慨叹。

章旨：我跟随孙子仲统帅，协同平定陈、宋之乱；本该回家（见妻子最后一面）却身不由己，心中满是焦灼与牵挂。

（三）“爰丧其马”：丧妻的象征隐喻

第三章：“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此章是全诗的情感转折点。“爰”意为“何处”，连续三问，勾勒出作者心神恍惚、坐卧难安的状态。此处“马”的解读是关键：作者用了比喻手法，表面上指战马，而战马在先秦文化中是将领的重要伙伴与身份象征，《甲骨卜辞》即有“贞，马亡，无祸？”[18]的占卜记录，“丧马”常被视为不祥之兆。西周时期普通士兵没有战马，军士才有。据《中国通史》“车兵称为甲士，从最低等级贵族‘士’和‘国人’平民中征集；徙兵（步兵）从庶人（居住在野的人和奴隶）中征集。军官中的军士是从‘士’中选拔的，军官是从奴隶主贵族中的卿大夫等级中选拔的。”[19]由此也可证明此诗不是普通士兵所作。结合马夫人的姓氏（据《史记·秦本纪》等记载，马姓为颛顼后裔，出自舜赐嬴姓。在西周及以前就有以马方国、马官为姓，如商代马危、马正氏，西周马质氏等）与其早逝史实，此处“马”实为双关词——借指战马，暗喻其发妻马夫人，“丧马”即象征“马夫人离世”。这种以姓氏作为双关语的创作手法，在《诗经》的多首诗中可以得到印证，例如《陈风·衡门》“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取妻，必宋之子？”[20]双关：“姜”为齐国国姓，“子”为宋国国姓，既指贵族女子，又暗讽婚恋不必拘于名门，以姓氏双关身份与择偶观念。还有《鄘风·桑中》《周南·麟之趾》等篇均有此类，不一例举。“于以”即“何以”之意。“于林之下”的答语更暗含深意：“于”是“在”之意；“林”由“木”而生，林下为土，“林之下”本意树林之下；此处以“比”手法，引申为“黄土之下”“九泉之下”，含蓄表达妻子已长眠地下的残酷事实，体现出尹吉甫悲痛欲绝却隐忍含蓄的情感表达。

章旨：我何处才能安身立命？为何骤然失去我的爱妻？我到哪里才能寻回她？唯有在黄土之下与她相见。

（四）“死生契阔”：悼亡的核心誓言

第四章：“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此章是全诗的灵魂，也是悼亡主题的核心证据。“契阔”指生死离别；“成说”是昔日盟誓。这四句并非出征前的临别赠言，而是尹吉甫听闻发妻马夫人死讯后，对自己当初成婚时誓言的血泪回溯。昔日“执手偕老”的约定，与今日“天人永隔”的现实形成尖锐冲突，情感浓度远超普通爱情表白，唯有“为国家、舍小家”遭遇丧妻之痛的大丈夫，才能发出如此沉重的悲鸣。

章旨：如今生死两隔，想起当初同你立下的誓言：牵着你的手，与你白头到老。

（五）“不我信兮”：誓言成空的绝望

第五章：“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此章将情感推向顶点。“于嗟”是悲叹语气词“唉”的意思；“阔”指空间遥远；“洵”指时间长久。两句悲叹层层递进：“生死两隔，叫我如何独活！”“永失我爱，叫我如何相信这一切！”这种深入骨髓的绝望与愧疚，绝非普通戍卒对归期无望的忧虑，而是作为丈夫的将领对未能兑现“与子偕老”誓言的永恒伤痛，这与尹吉甫丧妻后的心境完全契合。

章旨：唉－从此生死别离，叫我怎能独自活下去！唉－永远阴阳两隔，叫我怎能相信这残酷的现实！

综上，《击鼓》文本的情感脉络清晰可辨：从出征南行的使命担当（首章），到家国两难的焦灼（次章），再到丧妻后的心神恍惚（三章），继而回溯昔日盟誓（四章），最终直面现实－誓言成空的绝望（五章）。完整再现了尹吉甫突闻发妻马氏死讯后的情感历程，为悼亡诗解读提供了内证。

清代泸州知州于士采《马夫人墓碑记》于民国《泸县志》校注版卷七艺文志

第一〇八二、一〇八三页原文拍摄件

七、《击鼓》的文学史意义与理论思考

（一）解读范式的突破：从“戍卒诗”到“将领悼亡诗”

将《击鼓》从“戍卒思乡诗”重新定位为“将领悼亡诗”，不仅化解了传统解读中身份与情感的矛盾，更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其一，尹吉甫的文武将才身份，既解释了诗歌宏大战争场景与细腻个人情感的统一，“比、兴”的手法也印证了其高超的文学创作能力；其二，诗中“家国责任”与“个人悲痛”的冲突，展现了将士尹吉甫的“为国家、舍小家”的浩然正气品格，使诗歌的思想深度得到升华；其三，这一解读揭示了《诗经》创作的多元性——既存在集体编纂的礼乐诗篇，也包含尹吉甫这样特定作者的个人抒怀，打破了传统对“《诗经》皆为集体创作”的刻板认知。

（二）悼亡诗传统的开创意义

认同《击鼓》为尹吉甫悼亡马夫人之作，则在中国悼亡诗传统中具有开创性价值。虽然《诗经·唐风·葛生》常被视作悼亡诗的源头，但《击鼓》将悼亡主题与战争背景相结合，在宏大时代语境中展现个人悲痛，更具震撼力。“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超越了具体的时空限制，成为后世夫妻情爱的最高表达，其影响力远超《诗经·唐风·葛生》等篇。

从潘岳《悼亡诗三首》、元稹《遣悲怀三首》到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等等，后世悼亡诗无不是延续了《击鼓》“个人悲痛与人生思考相结合”的传统表现手法，可见其对中国古典诗歌情感表达的深远影响。

（三）历史记忆与文学传统的构建

尹吉甫与《击鼓》的关联之所以湮没于历史，与多重因素相关：其一，《诗经》流传过程中，乐官（如孔子等）的编辑整理可能忽略了具体作者信息，更强调其音乐与礼仪的教化功能；其二，汉儒解《诗》偏重于政治教化，强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的社会功能，忽视了作者的个人情感体验；其三，尹吉甫生平记载的碎片化，其籍贯经学界主流未形成定论，故使其与《击鼓》的关联缺乏直接文献佐证。

值得庆幸的是，四川泸州地区关于尹吉甫与马夫人的方志记载、文化遗存与民间故事传说，以“记忆场所”的形式保存了历史真相。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所言：“官方历史之外的民间记忆，往往承载着集体记忆的核心功能”。[21]这些地方文献、遗迹遗址与民间传说，为还原《击鼓》的创作背景提供了关键线索，也印证了文学传统构建中“官方记载”与“民间记忆”的互补性价值。

八、结论

通过梳理《诗经·邶风·击鼓》的传统解读局限，结合尹吉甫的生平事迹、泸州籍贯的文献依据、马夫人墓及早逝的史实，以及诗歌文本的多重内证，提出《击鼓》为尹吉甫悼亡发妻之作的新观点，其核心依据如下：

第一，历史背景层面：尹吉甫作为卫国将领参与平定陈、宋之乱，与诗中“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我独南行”的记载完全吻合；

第二，籍贯与人物层面：尹吉甫与其发妻马夫人籍贯为四川泸州（江阳）人的文献证据充分，并且尹吉甫发妻、伯奇生母马氏夫人的生平、墓葬记载与民间传说，为悼亡主题提供了坚实支撑；

第三，文本解读层面：诗歌中“丧马”的双关隐喻、“死生契阔”的誓言强度、“不我活兮”的绝望悲鸣，均与尹吉甫丧妻后的身份与心境高度契合。

这一解读不仅解决了传统对《击鼓》诗解读的诸多矛盾，为《击鼓》提供了更合理的情感内核，也丰富了尹吉甫作为“中华诗祖”，创作了《诗经·击鼓》篇章的立体形象，展现了其铁血之外的柔情。尽管尹吉甫离泸赴卫从军的具体细节仍需更多史料佐证，但在现有证据链下，“悼亡诗”的解读无疑为《击鼓》提供了比以往更具说服力的阐释，让这首穿越近三千年的诗篇，在揭示其真实创作背景后，更能触动人心深处的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