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登贵真行！》

     黄登贵是贵州省息烽县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地方文化研究者‌及‌文史学者‌，长期致力于息烽县的历史文化挖掘、整理与传播工作。

‌非遗专家与文化讲师‌：黄登贵被聘为专题讲座讲师，曾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等教育机构深入讲解息烽的地名由来、乌江文化、本土土司历史、龙马文化、苗族芦笙舞与服饰、军统在息烽的历史以及当地美食等五大核心文化板块，其授课风格幽默生动，学识渊博 。

‌学术著作作者‌：他是《‌息烽阳戏‌》（收录于“中国西南傩文化研究丛书”）的专著作者，该书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系统研究了息烽地区的傩戏文化，是了解西南傩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 。

‌基层文化工作者‌：他曾任职于‌息烽县文化馆‌及‌息烽县文管所‌，积极开展民间文化调研工作，包括走访民间花灯传人、协助考证历史墓葬（如遵义唐氏二世祖唐廉墓）等，为保存和传承地方民间艺术做出了实质贡献 。

‌地方文史撰稿人‌：黄登贵还参与撰写了关于息烽西山底寨历史印迹的文章，对当地苗族语言地名、古寺庙及石桥遗迹进行了详细考证与记录 。‌‌

黄登贵因其对息烽本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丰富研究成果，被当地学界和文化界视为重要的文化传承人。

在息烽县的文化圈子里，提起黄登贵这个人，大家都会心一笑。为啥？因为他有点“另类”。他是那种一旦迷上一个课题，就一头扎进去，不整出个道道来绝不出来的人；更是个出了名的“犟拐拐”，只要是他调查、考证得出的结论，任凭谁来，都休想把他“扭得弯”。

今天，星子就来讲讲这位贵州非遗界最接地气的“土专家”，和他背后那片活生生的文化江湖。　　

一、少年人的“飞车”与古庙　　

黄登贵出生在王家坪花灯窝子，从小就是在花灯锣鼓声中泡大的。别家娃娃追着看热闹，他是追着花灯班子跑，一听哪儿有灯，脚板就痒痒。这份对民间文化的痴迷，早在学生时代就埋下了更深的种子。当同龄人还在追逐流行音乐时，他却对花灯、傩戏这些老古董情有独钟。那时候，他经常“杀飞车”——也就是搭便车到处跑，探古庙、访专家、考证老坟茔、翻查旧资料，像个寻宝者一样，贪婪地汲取着乡土文化的滋养。这些看似不着调的奔走，为他日后扎进非遗的浩瀚世界，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中专毕业后，黄登贵先是分到九庄区土管站工作。在九庄那段时间，他走街串巷了解集镇情况，连鞭炮制作这种行当的门道都摸得一清二楚。后来他又调到了流长乡土地管理所。这份在别人眼里还算安稳的差事，到了他手里，却成了天赐的调研机会。借着工作之便，他走访了大量村落，别人看地，他看的是古战场，听的是民俗故事。一有空，他就拿起笔，撰写了许多关于息烽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的文章，乐此不疲。　　土地管理工作，他一干就是多年，磨出了一身硬功夫。那时候搞调绘，就是带着万分之一的地图和航片上山，一块地一块地地看地类变化。这份工作需要细心，更需要一股认死理的劲儿——地图上标的是什么，实地就得是什么，半点马虎不得。后来他常说，自己做非遗田野调查的那套办法，就是从土地管理这行当里带出来的。再后来，他成了流长乡人民政府的一名普通工作员，联系四坪村。就是这个看似寻常的岗位调动，引出了一段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奇遇。

　　二、一场半夜的戏，拉开二十年追寻

　　那是2002年秋天，黄登贵从村民的闲谈中偶然得知，四坪村大坪上有个叫熊世友的人家要“唱戏”。那时还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响亮的名头，大家只叫它“民族民间文化”。黄登贵纯粹出于兴趣，揣了30元礼金就赶了过去。他心里盘算的是：到底唱的什么戏？

　　走到熊家，只见主人请来的坛师在新搭的台上跳来跳去，一问，人称“阳戏”。黄登贵从没见过这种阵仗，只觉得眼前的一切有着说不出的价值。那一夜，他看得入了迷，直到半夜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他没有料到，这场半夜的阳戏，竟是他此后二十年漫长追寻的起点。

　　2005年，息烽县文化局的干部到流长进行非遗普查，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黄登贵了解阳戏，便专程找上门来。黄登贵二话不说，带他们去了那位坛师家，完成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不久，他调到县文化馆工作，实际却在县党史研究室撰写《中国共产党息烽历史》，期间还参加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这段跨界经历，让他练就了一身调查考证的硬功夫。他把国土执法中做行政调查笔录的经验，移植到非遗田野调查中，后来他常说，这个土办法“有不错的效果”。

　　三、从办公室到深山苗寨：一个人的“文化科”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2007年。那一年，息烽县紧锣密鼓地争取将本土项目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黄登贵被点名抽调，安排到县文广局文化科，专职从事非遗的调查、登记与申报。说是“文化科”，可当时整个科室就他一个光杆司令，办公地点直接在野外、在村庄。

　　从那一刻起，黄登贵的生活里就没了双休，不分白昼。他常常十天半月地“隐身”在深山苗寨里，跟苗族古歌传人同吃同住，就为了完整地拍摄记录下一首繁复的古歌。为了印证一段花灯唱词的正误，他能靠着双脚，在偏远村寨间徒步寻访民间高手。他发起组建了“息烽民族文化群”“息烽花灯群”，后来还建了“息烽宗教文化群”，用当时还新鲜的网络手段，挖掘、研究、传播非遗，交流苗族文化、宗教文化和传统戏剧文化。渐渐地，息烽的花灯艺人、傩戏演员、传统技艺传承人，没有一个他不认识，也没有一个不认识他。大家几乎都跟他为某段唱词、某个细节争得面红耳赤过，可过后又都打心眼里佩服这个较真的人。

　　说起黄登贵这个“犟”字，那可是贯穿了他大半辈子。在土地管理所当所长那会儿，有人找到他，给一个领导的亲属批宅基地，可那块地属于未批先建，违法占地。领导找的人来说情，施压，黄登贵就一句话：不符合政策，不批。后来上面有人放了话，“不换思想就换人”，硬是把他从所长岗位上调离了土地管理岗位。换了别人，也许就弯了，可黄登贵没有。他后来回忆这事，说得轻描淡写，但那股子犟劲儿，隔着多少年都闻得到。

　　编党史期间，这股犟劲儿又上来了。有领导要求把养龙站战役写进去，黄登贵一查，这仗跟息烽的党史对不上号，跨了限，他就是没写。领导说了也不管用。他认死理：写史不能胡编乱造，贻害后学。息烽编史话的时候，他还是这句话，犟着脖子说，不能乱编。

　　黄登贵搞田野调查也有自己的一套“笨”办法，总结起来就四个字：同吃同住。只要听说苗族鬼师或汉族坛师要做法事，他必定星夜赶去，吃住都在一起，全程跟踪记录拍摄。少则一晚，多则连续五天。凭这股劲头，他先后拍摄了苗族各支系祭祀4场、阳戏10场、傩戏10场、青苗族打老牛1场、大花苗族打老牛1场、苗族婚礼1场。县内傩戏坛班的坛事、佛教掌坛师、苗族各支系鬼师、道教掌坛师，他几乎采访了个遍。他常对坛师和鬼师们说：“你们掌握的文化，就是息烽的传统文化，要相信自己的文化。”

　　一个意外的收获来自青苗老人刘新义。在一次深入调查中，黄登贵从老人口中记录下了关于亚鲁王的古歌。2010年，内部出版了他编撰的《息烽记忆》，全书15万字，第一次将苗族亚鲁王的故事译成文字编入书中。这是他的第一本专著，许多息烽人从中第一次真真切切地触摸到了家乡的文脉。

　　仅仅一年多时间，黄登贵硬是完成了40多个非遗项目的田野调查，整理出100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和40多G的音像材料。2009年9月，息烽县非遗普查工作顺利通过省级验收，35个项目列入县级名录，息烽阳戏、息烽苗族“四月八”活动、息烽西望山虫茶制作技艺3个项目冲进省级名录。他也因此被评为全省非遗普查工作先进个人。

　　四、为息烽文脉“著书立说”

　　田野调查的成果，开始沉淀为一本本厚重的著作。2012年以后，他的《息烽阳戏文化生态》《走进青苗四月八》《息烽花灯》等10多篇论文陆续发表或入选省级学术论文集。2014年，省政府公布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息烽花灯、息烽苗族服饰名列其中，这背后离不开他多年的奔走与呼吁。他经手申报的省级非遗项目累计达到8个，市级11个，县级百余个。

　　2016年，黄登贵花费10年心血、在14坛阳戏现场跟踪和无数次田野调查基础上，精心编著的25万字《息烽阳戏》，被列入“西南傩文化研究丛书”，由贵州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眼下，他另一部30余万字的《息烽花灯》专著已进入校对阶段，即将公开面世。他挖掘推荐的息烽青山苗族服饰，在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上拿了一等奖；他参与发掘的息烽杨波苗族芦笙舞，更是走出大山，在全国第九届、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斩获金奖、银奖。息烽传统文化，因为他的这股子犟劲儿，着着实实露了一回脸。他也成了贵州非遗界公认的最接地气的土专家之一，多次应邀参加全省乃至西南地区的非遗展示活动和学术研讨会。

　　五、“考证”路上的倔强与发现

　　黄登贵的“犟”，不只用在非遗申报上，更体现在他对历史谜团的穷追不舍。他采用现代学术数据库与府志、县志、通志、家谱对照，再进行实地调查相互论证的“笨”方法，解开了不少尘封的历史谜团。

　　在红色文化方面，他首次向外宣传了红军南渡乌江的江口渡口、大塘渡碉堡、马鞍山指挥部、单山坡红军标语等遗迹。说到红军长征过息烽，这里头有他一个犟了多年的公案。关于红军长征在息烽的时间，他反对六天五夜的说法，一直犟到县委宣传部，有领导说大部分是六天五夜，黄登贵还是不服气，觉得是多少就是多少，不能“大部分”。他的论文《红军南渡乌江地点时间问题辨析》，更是为他赢得了渝南黔北历史文化研讨会的首位发言资格。他还深入研究了红军长征在小寨坝镇以及1935年3月30日至4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在息烽的详细历程。

　　在金石碑刻方面，他考证了望松碑，填补了府县志无记载的碑文内容和语嵩和尚塔铭的缺字。在研究清代楹联大家刘韫良时，他依据《丁巳仲夏纪事》诗、民国《息烽县志》收录的8首刘韫良诗作、九庄名士王质彬《莲蓬先生文集》中陈子咸的序文、桂诗成《王国莲贞孝碑书后》，以及王佐编印《王氏家法》中刘韫良亲撰的《待旌节孝王母徐孺人墓志》等一手资料，层层考证，将刘韫良的卒年锁定在1917年仲夏之后，并坐实了他晚年于息烽九庄桐枝驿设馆教书的史实。这篇文章原载于《贵州楹联》2008年第1期，如今已被贵州学界广泛采用。

　　在古道交通方面，他考证了历史上的渭河驿在盘脚营至凤凰山的老王田原街道一带，厘清了息烽盐道的变迁路线——明代走盘脚营、凤凰山、葫芦水，走底寨、坪上、黎安；明代古道则走乌江董家坪、养龙司。他还曾沿着古代的“京铅之路”，从赫章天桥走到妈姑，探访过绥阳野茶、泮水大小海子、六盘水福集野钟等地。

　　在家族文化研究方面，他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言说的关系：刘韫良的姨爹是息烽进士寇秉钧，他是毕节薛升的女婿，也是龙里陈步虞的姑爷。他研究贵州进士之家及其姻亲，全省进士家几乎走了一半，还专门请人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抄录涉及贵阳、息烽进士以及京铅档案的资料，仅此一项就花费万余元。在沙滩，他待了一个月，走遍了黎安理教书的大部分地方，还指出《黎安理自书年谱》中关于其女婿名字的印刷错误。他考察过独山莫友芝祖辈的墓地，以及莫友芝父亲莫与俦在羊安读书的旧址，还撰有《莫友芝父子与花溪麟阳周氏交游考述》。他甚至远赴花溪陈亮，看刘清祖上之碑，前后三次，洗碑，擦碑，译文。2022年6月18日，他让妻弟黄捷开车从息烽送他到小河，独自在刘家寨拆迁点附近，探寻一座乾隆年间的墓地，还向卖菜的老人、开小店的店主一遍遍打听“刘家有华表的坟”，那份执着可见一斑。

　　在西坪，他先看了陈启相先生隐居掌台山传道授业的掌台寺遗址，又细读了西坪小学围墙上举人进士之乡的介绍，接着拜谒了陈铁故居及其先祖坟墓、陈铁将军和母亲赵氏的墓。九月再赴西坪时，他在街边茶馆与当地茶客闲聊，从一个六十岁左右老人口中得知碑底下陈家出过翰林，便立刻花十元钱打摩托前往。在碑底下，他遇到退休老师唐兴，两人一同钻进一栋木架瓦顶的破房，在香火旁发现两块像窗花的旧物，头顶已经能看见天。他对唐老师说：“你把它拣好，要不看多少钱卖给我。”那份小心翼翼，是对历史遗存最本能的珍视。

　　参编《息烽县志》期间，他提供的《息烽进士王嗣衍毗陵六逸集序》等文章，大大丰富了县志内容。他的论文《息烽水外六目地文化遗产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初探》，从三妹岩古彝文墨书、万历碑刻、龙马文化龙坑以及安宣慰土司的民间传说入手，分析彝汉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有政治意识、经济意识、文化意识和情感意识。他考证了水外六目的具体家支——额则、陇杓、阿可、隆祝、纳知、巴夬这六大家支土目，梳理了明崇祯三年安位献地、朱燮元上《善后疏》的历史脉络，并指出“于的则溪”故址在今修文县城附近，是奢香所开龙场九驿的起始站点。这篇论文提出息烽水西文化遗产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所具有的历史依据、发展逻辑和方法路径，视角独到，立意深远。

　　六、田野调查那些难忘的日夜

　　黄登贵的田野调查，从来不是纸上谈兵。他曾在乌江边的黄沙古渡，听75岁的杨开云老人讲述川盐入黔的繁华往事。息烽地处川黔要道，清代川盐主要由仁怀的“仁岸”、綦江的“綦岸”、叙永的“叙岸”和涪陵的“涪岸”进入贵州，除涪岸外，三个口岸的盐巴都要通过息烽，九庄镇的这个渡口便是其中一处重要口岸。

　　田野调查的路上，也并非总是和风细雨。初次去石硐上高山调查大花苗族做斋，他介绍身份后，主人热情接待，坛师也很高兴，说他们祖上是黔西大屯人，住在乌江边上，还邀他去大屯玩。祭祀通宵进行，到下半晚，一个苗族同胞喝醉了酒，看见他就骂，他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骂得很难听。黄登贵没有发火，把情况向主人说明后，主人打了那人几耳光。后来才知道，那醉汉是主人的女婿，醉了连人都不认识。换作别人，或许扭头就走，可黄登贵没有。他沉下心思考：苗族同胞对汉族或许有些隔阂，但只有真诚尊重、不乱说话，才能换来理解。想通这一层，他反而释然了。从那以后，只要听说有苗族同胞办红白喜事，他就背起照相机和录像机，大部分时候打辆摩托就直奔主人家。

　　他以《鸡在息烽傩戏中的运用》参加中国长顺傩文化研讨会，获得与会专家好评。这些场合的背后，是他在田野里熬过的无数个深夜，源于他融入坛师鬼师们法事场景、同吃同住同喝酒的那些日子。外人看到的是论文，看不到的是他蹲在傩坛边，一只鸡怎么用、什么时候用、念什么词，一点一点记下来的笨功夫。

　　七、文化扶贫，从根子上扶志

　　在乡镇干过3年扶贫工作站站长的黄登贵，深知扶贫攻坚，扶志为先。调到文化部门后，他说：“文化部门没有那么多资金，只能从文化的角度，从精神上为贫困村寨和群众从志上去扶。”

　　从2009年到2012年，他亲自实施文化共享工程和农家书屋工程。培训农家书屋管理员时，他把上国家数字图书馆、超星数字图书馆和读秀学术网站的方法，手把手教给大伙。他更是把推出和宣传息烽阳戏、息烽花灯、息烽苗族服饰，看作另一种形式的扶贫。他说：“让外人知道这些文化，就是扶贫。”

　　他深知，息烽原属水西“水外六目”之地，虽涉及的文化遗产数量不多，却独具特色——三妹岩古彝文墨书、万历碑刻、龙马文化遗迹，以及流传民间的安宣慰传说，无不体现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同体意识。他从这些散落的文化碎片中，看到了增强文化认同、凝聚共同命运的历史依据与路径。

　　从2009年至今，他发表文章30余篇，散见于《当代贵州》《贵阳宣传》《人文贵阳》《文化广角》《林城群艺》等刊物。他带着息烽阳戏班子到安顺市参加面具节，参与主持过两次花灯大型演出。他还多次应邀参加全省乃至西南地区的非遗展示活动和学术研讨会。2009年，他去凯里参加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在贵阳市苏琼处长带领下，和清镇的陈佳林一同前往，那次会上他认识了翁家烈、吴秋林、杨培德、张忠孝等专家，第一次听说了“苗族鬼师”这个概念，才恍然大悟鬼师的重要性。回到息烽后，他专找苗族鬼师了解情况，从此打开了新的调查局面。

　　为了提高业务能力，他的学习从不间断。他向书本学，阅读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和《贵阳苗族的跳花场》等经典著作；他向专家学，申报项目、参加培训时，不耻下问，听专家指路；他向鬼师坛师学，苗族鬼师、汉族坛师对各自项目了如指掌，是他最好的老师；他四处搜集资料，方志类的《黔记》《黔书》《黔遗汇编》等关于贵州风俗的书籍，他一一翻阅吸收，家谱中记载的师承关系，经他稍加整理就是完整的传承谱系。网络上的音频、视频、图片，别人拍摄的光碟，他都一一搜集参考。他的25万字《息烽阳戏》，正是这样从海量资料中一点一滴编撰出来的。

　　如今，息烽阳戏没有面具的独特形态已被外界所知。黄登贵从一个业余爱好者，成长为手握百万字文稿、数十个G影像资料的“土专家”。有人问他图什么，他只会微微一笑。答案或许就藏在他走过的每一段古道里，藏在他熬过的每一个通宵里，藏在他与传承人们争得面红耳赤却又把酒言欢的那些瞬间。

　　这就是黄登贵，一个爱较真、不下火线的息烽汉子。从王家坪花灯窝子里追灯的少年，到土管所调绘地图的干部，再到被人从所长岗位上“不换思想就换人”挪了窝的犟拐拐，他这辈子没学会弯腰。他用自己的脚步和笔头，打捞起散落在乌江两岸的文化遗珠，也让息烽这片土地的历史文脉，变得清晰而温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