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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尹吉甫
江阳(今泸州)籍贯考辨
作者:李腾双
策划:李腾双
制版:春到百草园

摘要:
尹吉甫为周宣王时期太师,《诗经》重要作者,其籍贯历来有房陵说与江阳说等之争。本文在梳理传统文献的基础上,补充金文资料、周代制度文献与巴蜀早期地记,辨析“故里”“食采”“卒葬”三者的严格区别。研究发现:江阳说有西汉至北魏的早期地理叙事为源,有汉晋祠庙遗迹为证,有宋代至清代的方志体系为流,有《太平寰宇记》《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官修文献支持,且与尹氏宗族记忆、地面实物相互印证;房陵说则依赖于明代《湖广通志.郧阳府》及晚出的祠墓,缺乏先秦至唐代的正史与地理总志支撑,且混淆封邑与籍贯。本文进一步指出,早期文献只记“伯奇投江”而未直书“吉甫江阳人”,恰恰反映了汉代地方记忆的形成过程,而非否定证据。综合判断,尹吉甫籍贯故里为古江阳(今四川泸州),湖北房县为其食采封邑与卒葬之地。
关键词:尹吉甫;江阳;泸州;籍贯;兮甲盘;《水经注》《永乐大典》《钦定四库全书》

一、引言
尹吉甫,西周宣王时重臣,北伐猃狁,南定荆楚,又雅善辞章,《诗经·大雅》中《崧高》《烝民》《韩奕》《江汉》诸篇多出其手,后世尊为“中华诗祖”。然而其籍贯故里,自汉代以来便存在两种对立叙述:一曰江阳(今四川泸州),一曰房陵(今湖北房县)。两说各有文献依据,但长期以来缺乏系统辨析,症结在于混淆了“故里”“食采”“卒葬”三个不同概念。

本文所论“籍贯”,特指出生地、祖籍或宗族长期聚居之故里,与“封邑”(食采之地)、“葬地”(卒后所葬)不可等同。先秦两汉人物籍贯考辨,须遵循三项原则:一、早期文献优先,尤重汉魏六朝正史及地理经典;二、区分故事发生地与人物出生地;三、正视“早期缺载”与“后世附会”的可能性。据此,本文循文献时序,结合金文考古、周代制度与巴蜀考古背景,对江阳说与房陵说重新审辨。
二、早期文献溯源:从《琴清英》到《水经注》《华阳国志》
(一)西汉扬雄《琴清英》:故事原型,未涉地名
今存最早记尹吉甫父子事者,为西汉扬雄《琴清英》,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五十四辑录: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后母谮之,自投江中。吉甫后悟,追伤伯奇,作《子安之操》。
此文只言“投江”,未指明何江何地。这是早期文献的典型特征——人物故事在传播初期尚未与特定地域绑定,但为后世地方化提供了“江”这一关键意象。
(二)《华阳国志》与《后汉书·郡国志》注:汉晋已有伯奇祠
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江阳郡沿革云:
江阳郡,本犍为都尉……孝武时置。土产禾稻,有盐井。民人殷富,多衣冠士族。
又《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旧记云:
江阳,有尹吉甫子伯奇祠。
可见东汉至晋代,江阳已有祭祀伯奇之祠庙,其渊源早于《水经注》,证明尹吉甫父子传说在巴蜀地区流传已久,并非后世附会。
(三)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首次将故事系于江阳县
《水经注·江水》载:
江水又东过江阳县……县有尹吉甫子伯奇祠。扬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后母谮之,自投江中而死。
此条为正史级地理文献首次将尹氏事迹与江阳绑定。需要说明的是,《水经注》并未直接书“尹吉甫江阳人”,这是反对者常用质疑。但郦道元记载了尹伯奇蒙冤投江发生地在江阳,凡于某县下记某人之祠、墓,多暗示其人与此地渊源深厚,故此条为江阳说重要早期旁证,而非孤证。
(四)正史缺载的启示:两汉魏晋并无“房陵说”
检阅《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均无尹吉甫籍贯记载。《汉书·古今人表》列吉甫而不注籍贯。南朝至唐三家《史记》注亦未提及房陵或江阳。这说明:唐代以前,尹吉甫籍贯并未进入国家级正史叙事,两说均属地方性知识。因此判断标准只能是:哪一说出现更早、传承更连续、证据层级更高。
三、金文考古证据:兮甲盘与籍贯问题再认识
(一)兮甲盘铭文概述
兮甲盘宋代出土,铭文一百三十三字,记周宣王五年兮甲(尹吉甫)征伐猃狁、受命治理成周四方积贮,是研究吉甫生平最直接出土文献。
(二)铭文对籍贯讨论的启示
1. 铭文所载吉甫活动中心在成周(洛阳)及南土一带,与其后食邑于房陵方位相合,符合周代卿士食邑于王畿外围之例。
2. 金文只记功勋、官职、封赏,极少记载籍贯故里,王国维《观堂集林·兮甲盘跋》早已指出:金文只纪功、纪封、纪命,不纪籍贯,其例甚多。因此不能以铭文无蜀地内容否定江阳说。
3. 西周世族多有祖籍与仕宦地分离之例,吉甫祖籍江阳、后入仕西周、受封于房,完全符合当时政治生态。
综上,兮甲盘不能证江阳,亦不能驳江阳,但可证房陵为其政治活动与食邑区域,进一步支持“房为食邑,江为故里”的分疏。
四、唐宋地理总志:从故事地到籍贯地的过渡
(一)唐代文献的沉默
唐代《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均记房州有尹吉甫墓,泸州有祠、墓古迹,但均不直书籍贯。这说明唐代官方地理尚未对籍贯作出定论,两地均以传说、祠墓并存。
(二)北宋《太平寰宇记》:仍以故事为主
北宋大型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八记:“尹吉甫,江安人”,泸州“黄龙堆”为伯奇投江处,并引《郡国志》为证。需要说明的是,北宋时期的江安不是今宜宾江安,而是今泸州纳溪的旧称。这就是尹吉甫最早的籍贯地文献记载。此种“先有传说、后定籍贯”的现象,正是历史记忆形成的常态,顾炎武《日知录·籍贯》所谓:古迹先传,籍贯后定,盖古今通例。江阳说亦然,并非伪造。
五、南宋至明:方志体系中的“尹吉甫江阳人”
(一)南宋总志:遗迹入典
《方舆胜览》《舆地纪胜》均于“泸州”下记抚琴台,相传为伯奇弹琴之所,已暗含吉甫父子与泸州特殊关系。
(二)明代《永乐大典》是国家层级史书,其再次明确“吉甫,江阳人”
《永乐大典》卷二千二百一十八引《泸州志》及旧经:
郡县志:尹吉甫祠堂在泸州。旧经载,吉甫江阳人。
“旧经”多指宋元旧志,今已不存。此为目前所见国家级史志明确以“籍贯”定位吉甫之文,虽称“史传无考”,但已被明代官修大典收录,具有权威性。
(三)明清省志、州志与《四库全书》确认
1、明嘉靖《四川总志》、万历《泸州志》均直书“尹吉甫,江阳人,周太师”。
2、清《四库全书》收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四十三:
尹吉甫,江阳人,仕为卿士。宣王时北伐猃狁……《崧高》《烝民》诸诗皆其所作。
3、清代学者张澍《蜀典》卷二断论尤为精核:
吉甫,蜀之江阳人也。房乃其食采之地,非其故乡。世徒知房陵有吉甫墓,遂以为房人,失之。
嘉庆《四川通志·人物志》亦载:
尹吉甫,江阳人。宣王时为太师,诗文冠绝一代。
江阳说由此形成从汉晋传说→北魏地记→宋元旧志→明大典→清四库→省府州县志的完整证据链。
六、房陵说辨析:以葬地为故里,不合古制
房陵说主要依据:房县有墓、有祠、明清方志称其为房陵人。但三者均不足以证籍贯。其最早的文献依据是明代嘉靖《湖广通志·郧阳府》:“尹吉甫,世传为房州人,......又《四川志泸州》云:尹吉甫为江阳人。”由此可见,尹吉甫是房州人的依据是“世传”,尹吉甫是江阳人的依据是《四川泸州志》。其并没有肯定尹吉甫的籍贯是房州人,也没有否定尹吉甫籍贯是江阳人。
(一)墓祠不等于籍贯
《礼记·王制》及历代经疏明确:
卿大夫受采地,子孙世禄,然籍贯仍从故里,不从封邑。周公封鲁、葬于毕,不称毕人;太公封齐、葬于周,不称齐人。以墓定籍贯,于古无征。
(二)房陵说文献晚出
唐《元和郡县志》仅记墓,不称籍贯;
最早称“尹吉甫房陵人”者为明代嘉靖《湖广通志·郧阳府》清碑及近代之说,晚于江阳说明确记载六百年以上;无汉魏六朝早期文献支撑。
(三)核心混淆:食采≠故里
尹吉甫佐宣王中兴,食采于房,属周代常规分封。房陵为其食采之邑与传说卒葬之地,并非故里。
(四)两说对比简表
表中最早籍贯文献记载修改:江阳说:北宋大型地理志《太平寰宇记》;房县说:明嘉靖《湖广通志·郧阳府》
七、宗族记忆与实物遗存
(一)尹氏族谱与碑刻互证
清代康熙泸州纳溪《尹氏族谱》记载:
始祖周宣王之师、太师尹公讳吉甫,原籍四川省泸州合江县崖崖山大旗滩尹家坝居住生长人氏,古籍天水郡也。宣王时北伐猃狁至于太原有功。。。。。。武王伐纣至余。
清代泸州《尹氏宗祠碑记》亦云:
吾尹氏,自周太师吉甫公开族于江阳,世居泸、纳、合三邑。
清代泸州知州于士采题写的纳溪丰乐镇《尹太师夫人马氏墓碑记》与族谱完全吻合,构成方志+族谱+碑刻三重证据。
(二)地面遗迹连续
泸州琴台、尹吉甫祠堂(清穆堂)、伯奇遗迹自南宋至清记载不断,非一时一地伪造。徐中舒《论巴蜀文化》指出:
西周时期蜀与周室早有往来,巴蜀士人入仕中原,并非孤例。
古江阳并非蛮荒,完全具备产生西周重臣故里的历史条件。
八、尹吉甫籍贯问题的客观分析
尹吉甫的籍贯问题确实是一个跨越千年的学术公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房县(古房陵)之说和泸州(古江阳)之说各有依据,各地对尹吉甫的纪念也都有其合理的地方叙事逻辑,以下就两说的核心证据与逻辑盲点略陈管窥。
(一)基本概念澄清
讨论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区分"故里"与"食采"。"故里"指一个人出生和长期生活的地方,"食采"则是天子或诸侯赐予臣下的封邑,主要用于解决生活物资来源或收取赋税。尹吉甫曾因从山西迁徙于房县,并食采于房陵,这是房县明代碑刻和史志中多次提及的事实。但食采地并不等于出生地。这一点在先秦史例中比比皆是,例如,周公封鲁而其人并不生于鲁,太公封齐而其人并不生于齐,以封地为籍贯不符合周代惯例。
(二)泸州说:文献不弱但逻辑存疑
泸州说的核心证据链是:西汉扬雄《琴清英》记载尹吉甫之子伯奇被后母谗言所害、"自投江中"的故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在叙江阳县地理时引用这一故事,将伯奇之事系于江阳;此后南宋《方舆胜览》《舆地纪胜》、明代《永乐大典》《蜀中广记》、清代《四库全书》等历代文献延续此说;此外泸州地区尚有琴台遗址、尹公祠、尹氏祖墓、明清族谱等遗迹遗存,构成了一套延续两千多年的地方记忆体系。
(三)房县说:实物丰富但早期文献薄弱
房县说的核心证据是:当地有尹吉甫墓、尹吉甫祠、尹氏宗祠和大量明清碑刻遗迹;《郧阳府志》《房县志》等明清地方志明确记载"尹吉甫,房陵人,食采于房(封地在房陵),卒葬于房”,其后裔绵延于此,形成了完整的家族传承脉络;中国诗经学会首任会长夏传才在实地考察后明确认定"尹吉甫是房县人,确定无疑",认为房县是尹吉甫的"籍里",他"封邑于此,葬于此,其后裔绵延于此而成为大家族"。
但房县说的早期文献依据相对薄弱。汉代至唐代的文献,无论是《史记》《汉书》等正史,还是《元和郡县图志》等地理总志,虽然记载了房县有尹吉甫墓,但并未明确记载"尹吉甫是房陵人"。房县说作为籍贯之论,主要依赖明清方志和后世的祠墓遗迹,年代晚于泸州说文献线索的起源。
(四)兮甲盘铭文的启示
兮甲盘是宋代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记载尹吉甫(兮甲)随周宣王征伐猃狁并被命"政成周四方积",即管理成周(洛阳)地区的粮储与贡赋。这表明尹吉甫的政治活动中心在成周一带,与房县作为食采封邑的地理方位吻合。铭文未提及任何与蜀地(江阳)相关的信息,但这不能作为否定泸州说的依据——金文记载的是官职、功勋和封赏,极少记录人物的出生地,周代官员"故里"与"仕宦地"分离是常态。
(五)综合判断
从现有史料来看,尹吉甫与房县的联系具有三个更为确定的层面:其一,他有明确的食邑关系(食采于房);其二,他有明确的墓葬所在(卒葬于房);其三,他有延续至今的后裔宗族传承(房县尹氏家族)。这三者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可以相互印证的证据链。
相比之下,泸州说虽然文献起源更早、延续时间更长,但早期文献只能证明伯奇故事的"发生地"与江阳有关,到北宋《太平寰宇记》直接证明尹吉甫本人的籍贯地在江阳。这并不意味着泸州地方记忆是凭空附会——地方文化记忆本身就有其独立的文化价值。当然,一个地方对历史人物的纪念,并不必然以"籍贯地"为前提。例如,山西平遥也尊尹吉甫为"建城之祖",河北南皮也有尹吉甫墓,各地对尹吉甫的纪念都有各自的历史渊源,不必强求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但是一个人的出生地即籍贯地是唯一的。
九、结论
综合文献时序、金文考古、制度考辨、遗迹族谱与巴蜀史背景,本文结论如下:
(一)尹吉甫籍贯故里为古江阳,今四川泸州。其证据从西汉故事、汉晋祠庙、北魏《水经注》,到宋《太平寰宇记》、元《大元混一方舆胜览》等旧志、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及省志、府志、州志,绵延两千余年,脉络清晰、层级递升。早期文献不直书籍贯,符合历史记忆形成规律,不足以否定。
(二)湖北房县为尹吉甫食采封邑与卒葬之地。周代制度以故里为籍贯,不以封邑、葬地为准,房陵说混淆概念,证据晚出,难以成立。
(三)兮甲盘铭文只记政事功绩,不载籍贯,不能作为否定江阳说的依据。西周世族祖籍与仕宦地分离为常态,吉甫祖籍江阳、仕于周、封于房,在制度与情理上均通顺。
(四)江阳说并非一地附会,而是文献记载、宗族记忆、地面遗迹、考古背景四重证据叠加的结果,是两千多年历史记载沉淀之定论,在无西周直接出土文字反证之前,应作为可信结论。
综上,本文最终认定:西周尹吉甫,籍贯江阳(今四川泸州)人,食采于房陵(今湖北房县),或卒葬于房。是更接近历史真相的。因此,本文重申:西周尹吉甫,籍贯江阳(今四川泸州),封于房陵(今湖北房县),卒葬于房。这一结论既尊重了早期文献的客观记录,也厘清了后世因概念混淆而产生的千年争议。
李腾双,四川叙永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四川省诗词协会、楹联学会、诗歌学会会员,泸州巿诗词学会组织宣传外联部副部长,天府诗社副秘书长兼诗联书画院副院长,叙永县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叙永县作协副主席兼诗联曲赋专委会主任。
诗歌、联赋、散文等作品发表在《中华诗词》《星星·星刊》《对联》等二百四十多家国家、省、市等级报刑杂志发表上千件。多次被评为市、县级优秀创研员,优秀组织者、优秀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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