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心黄

文/孙渊博

那年我十岁，父母在外地打工，村里只剩下我和祖母。

一个闷热的午后，门锁咔嗒一声响了。一股热浪裹着一团奶白色的小东西，扑到我脚边。我低头看他，他也仰头看我，彼此都没有怯意。祖母一边把饭盒搁到桌上——西红柿炒鸡蛋，红的通红，白的发嫩——一边说：“这狗在派出所门口饿得走不动了，没人要，我喂了几天，见他亲人才领回来的。跟你做个伴。”

豆豆并不是通身纯白的。左臀洇着一片淡黄，细看，是蟹心黄那样的颜色。我便想，他父母里头，大概有一只也是黄的。

豆豆——我至今不知道这个名字是谁起的，祖母就这么叫，我也跟着叫，叫着叫着就顺了口，好像他天生就该叫豆豆。

祖母常从单位带回一些富余的鸡蛋，煮熟了喂他。每到那时，豆豆的脸便糊成一片黄，他也不擦，就那么仰头看我，尾巴在地上一扫一扫。那副样子，说不上是狼狈还是快活。

那样的日子，过了好些。

时间推着我，不声不响地往前长。个子高了，肩膀宽了，身形一年一个样。可豆豆还是那么大，蹲在那里，像被谁忘了带走的一小团旧日子。

他没有小时候圆滚滚了，这倒没什么。每天放学，我放下书包就去解他的绳子，那绳子系得松，轻轻一拉便开了。解开后，他照例绕我脚边摇三圈尾巴，我们就出门。一大一小，沿着村道慢慢地走。田埂，晒场，碾盘前的水泥地，还有小河边那条被南蛇藤遮了大半的土路，整个村子能走的地方，都印过我们的脚印。

后来我的脚长大了，旧运动鞋顶得脚趾发疼。田埂还是那条田埂，可走起来，忽然觉得窄了，短了。豆豆倒是认得路，只是我跟不上他四条腿倒腾的频率了，他跑一截，得停下来回头等我，舌头吐得老长。

初一那年，我学会了骑电动车。我和豆豆——我的两只脚，他的四条腿——总算一块儿解放了。我把豆豆抱上车头脚踏板，他便乖乖趴在我脚边。我怕踩着他，总把脚往外让，两只脚撇成八字，只用脚后跟浅浅点着踏板。而每次我都惊喜地发现，他也正悄悄往回收，身子蜷得更紧些。于是电动车前头，总空出一小片地方，再搁一只小狗也足够了。

镇上的人大概都见惯了这番景象：一辆品红色的电动车，一个半大少年，脚边永远蜷着一团白。风从我们中间那道小小的空隙穿过去，呼呼地响。就那么一路开着，风是暖的。

那件事发生在暑假，我记得很清楚，院子里的蝉叫得人心慌。

大舅婆来老家暂住几天。她起初也觉着豆豆可爱，豆豆用爪子在她锃亮的黑皮鞋上印出几朵小梅花的时候，她还笑，弯腰轻轻弹一下他的耳朵。

可后来她打豆豆那次，我记了很多年。

其实豆豆没做错什么。那天风大，门前的杏树枝都在抖，晾在树旁的白衬衣被风推到了地上。豆豆站在上面，踩了几个灰黑的脚印。我想他大概是怕风把衣服吹跑了，就那么站在上面，用身体压着。大舅婆从里屋出来，看见了，抄起墙角的扫帚就抡过去。夏天的傍晚，天还亮着，蝉忽然不叫了。豆豆一声惨叫，往桌子底下钻，扫帚跟了进去。他又蹿回窝里，缩成一团，尾巴夹得紧紧的，眼睛瞪得溜圆。

我站在原地说不出话，浑身发抖。我蹲下去，把手伸进窝里，他立刻把冰凉的鼻尖抵进我掌心。大舅婆还在身后说着什么，我没听清。我只是想，那几个黑印子，洗一遍就干净了，何必呢。哪怕他把所有的白衬衣都踩脏了，我也只会这样，蹲下来，把衣服挪开，再把他抱走，他就是值得。

后来我才听祖母说，大舅婆年轻时被狗咬过，小腿上留了疤，见狗就慌。

大舅婆什么时候离开我家的，我根本记不清了。暑热渐渐退了下去，开学接着升学，一学期一学期地滑过去，日子一天天地淡了。豆豆只有刚开始几天见到扫帚就夹起尾巴缩起来，但他脾气很好，照旧翻垃圾桶，照旧在厨房门口探头探脑。我说过他几次，他歪头歪脑看着我，一脸听不懂的样子，我也只好作罢。

有一阵子，我甚至嫌他碍事。放学回来，他总是第一时间扑过来，湿鼻子蹭我小腿。我有时候不耐烦，用脚轻轻把他拨开，说“一边去”。他便退两步，歪头看我，尾巴还是摇着。后来我想，他大概根本不懂“一边去”是什么意思，只懂我回来了。

麦子割过一茬，田里就空了。入秋后，天黑得一天比一天早，豆豆不知道什么是天黑，照旧在田埂上奔跑。他跑起来就从不停下，风从毛尖上一遍遍梳过，跑着跑着，尾巴又洁白如初。

有几次跑远了，我叫他，他从暮色里钻出来，眼睛还是亮得很。他不怕。因为暮色尽头，总有一扇门是开着的，总有一个声音，是他的名字。

那时我总以为，我能一直这样护着他。

冬天冷得比往年扎实，生锈的煤炉子里的火焰整日不熄。豆豆整日就趴在炉子旁，下巴贴地。我打开炉门添煤的时候，火焰随着他的目光在眼珠里摇曳。

年前下了场小雪，薄薄的一层，刚够印几个爪印。豆豆在院里踩着，我们一家老小围着看。他后背那块蟹心黄，是雪里唯一不一样的颜色。若没有那一点，他跑起来就像雪自己在移动，只留一串爪印，证明不是风。他踩了一圈，回来时爪子上湿漉漉的，在炉前又留下一串浅浅的湿印子，不一会儿，就被热气舔干了。那时候他刚刚四岁，跑起来还带风。

等厨房里开始堆年菜，他比大人们还忙。案板上天天有鱼有肉，他在众人的腿之间钻来钻去，鼻子贴地，一刻也不闲着。我尝试赶过他几次，他往后退两步，又绕回来，歪头看我，一脸无辜的样。他从小就这样，我早该习惯了。

年后他又去拱那只垃圾桶，我没当回事。从前他也翻过，吐过，过几天又摇着尾巴去拱碗。可这一回不一样。年后亲戚一拨接着一拨来，剩鱼剩肉摆在桌上，豆豆在桌下转悠。我偷偷把鱼刺挑干净，把肉在开水里涮过才给他。但还是吃杂了。起初，我以为只是寻常吃坏了肚子。他不吐了，反倒更叫人害怕。他不吃，连鱼腥味都不闻。祖母把亲戚送来的奶粉泡了，碗搁在他鼻子底下，他连舌头都懒得伸，把头别向一边。

一家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怎么了。而那个动作，我记得太清楚了，仿佛就发生在上一秒。他凑近碗，嘴唇碰了碰奶，却忽然停住。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喉咙里像有什么东西堵着，偶尔发出咯咯的响声。

我蹲在他旁边，叫他，豆豆，豆豆。他睁开眼看我。眼睛还是那双眼睛，水汪汪的，可里面有什么东西在一点点地暗下去。尾巴尖微微动了动，像是用尽了力气。

大概是第三天，他开始呕黄水，黏糊糊的，有时候带着点血丝。我拿袖子去擦他的嘴角，他也不躲，就任我擦。瘦得太快了，几天前还能在院子里跑动，现在肚皮瘪了进去，肋骨的形状从皮毛下面浮出来，一根一根看得清清楚楚。

他就那样躺着，气息微弱。我把他的嘴掰开，强行喂了点奶粉，不一会儿又全吐出来。祖母说，怕是鱼刺划破了食道。她说完叹息一声，走了两步，又站住，背对着我：“这种事没得法子，听天由命吧。”我蹲在窝边，脸埋进膝盖里，眼泪把裤管洇湿了。

午后对着满桌菜，我一口也咽不下。饭后祖父骑电动车带我和祖母去走亲戚，我坐在前头脚踏板上，风从耳边过去，不再是暖的。经过田埂时，我再也忍不住，眼泪砸在踏板上，一滴一滴，被风吹散了。主人家问祖母，娃怎么了。祖母只说，家里小狗病了，娃心里难受。人家便不再问。

晚上回来，我躲进屋里，不想让人看见我的脸。祖父跟进来，蹲在门口说：“我再给你找一只，外国的，洋狗，你别哭。”我抬起头，嗓子里像堵着豆豆吐不出来的那根鱼刺，干哑得厉害。我张了张嘴，没有泪了，只有声音从裂缝里挤出来：“我就要豆豆，别的狗我不要。”

我不信豆豆就这么不行了。我得做最后的挣扎，因为我没有别的路可走了。祖母说，把消炎药碾碎，化在温水里。我掰开他的嘴，一点一点地往里灌。他不挣扎，只是看着我。

那眼睛里没有怨，也没有求，只是看着我。我把他的狗窝挪到炉子旁边，那里最暖和。我也希望他能像炉中的炭，轻轻一吹就重新红起来，亮起来。我把希望寄托在奇迹上，就像寄托在从前那枚鸡蛋上一样。寻常，安静，带着一点温润的光。

祖母说，得去镇上找兽医。那天夜里我几乎没有睡，每隔一会儿就爬起来看他。他还是躺着，肚皮一起一伏，慢得像随时会停。我把手放在他身上，感觉到那点微弱的温度，才敢回去躺下。

第二天天还没亮，祖母用自行车驮着我，我把豆豆裹在旧棉袄里抱在怀里。四十分钟的路，他一动不动。我喊他，没有反应。我把脸贴在他身上，想听心跳，风太大，什么也听不见。我以为他死在路上了。

到了兽医站，我把他放在桌子上，兽医翻了翻眼皮，按了按肚子。我站在旁边，浑身发抖。兽医说：“急性肠胃炎，再晚一天就没了。”打了一针，又开了三天的药。我蹲在地上，手摸着豆豆的头，他睁开眼看我，尾巴尖动了动。父母不在身边，祖母要忙地里的活，村里没有别人。每天放学，只有豆豆在门口等我。他等我，不是因为我是好孩子，也不是因为我给他吃的，只是因为他是我的狗。

回来之后，他还是不吃。我掰开他的嘴，把药片碾碎和在生奶里，一点一点灌。大部分都顺着嘴角淌下来，把胸口那片白毛染成了黄色。我用手去擦，擦不干净。再灌一口。他不挣扎，只是看着我。那眼神里没有怨，也没有求，就是看着我，好像知道我在做什么。

那时候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父母刚出去打工那年，我每天傍晚坐在村口等。等什么，自己也说不清。后来不等了，因为豆豆来了。他每天蹲在门口等我，比任何人等得都久。

两天后，他终于凑近碗边，舔了几口，又趴下了。我蹲在旁边，没敢出声。五天后，他站起来了。但我知道，他不可能永远活着。从那天起，每次回家，我先看炉子旁，再看门口。他还在，我就多喘一口气。

那个周末，我骑车回家。老远就看到他蹲在门口，但没有像以前那样冲过来。我停好车，蹲下去摸他的头。他站起来，跟着我走了两步，又趴下了。我把他抱上脚踏板，他把下巴搁在我脚背上，闭着眼。一路上，风从我们中间穿过去，呼呼地响。

那次病好之后，豆豆又多活了两年。他不再翻垃圾桶了。不是不想，是跳不动了。我上高中住校，每次回来，他从院子里冲出来的速度一次比一次慢。有一次，他冲到半路突然停下来，喘了几口气，才又慢慢走过来。我蹲下去抱他，他身上那块蟹心黄，颜色好像也比以前淡了一些。

上高中以后，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每次回去，豆豆还是老样子——远远听到我的脚步，嗅到我身上只有他才能嗅到的气味后，就从院子冲出来。尾巴摇得厉害，但步伐已经不灵活了——他老了。

后来，我放学后走到家里的大门前，往常淅淅沥沥的脚步并没有传出来。我跨步向后院走去，心里装着一周的事，想问祖母，豆豆呢？祖母说：“死了，已经埋了。”她声音轻得反常，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我站在院子里，脚边什么都没有。

我没问埋在哪儿，她没说。那天我照常吃饭，照常看书，照常在天蒙蒙黑以后，走到田垄上站着。火炉旁那块地是空的，我蹲下来伸手摸了摸，凉的。我很平静，仿佛我的泪水，早已经在某个冬天为他流尽了。后来祖母把炉子里的火升起来。我打开炉门，火焰独自摇曳，再没有一个眼珠跟着他转了。

很久以后，我翻柜子找东西，发现祖母把豆豆的旧项圈叠在红布里，压在箱底。我问她怎么还留着，她没抬头，只说：“又不占地方。”

后来每次回村，走那些和他一起走过的路，还是会不自觉地往路旁看一眼。田埂还在，只是草深了，南蛇藤还在疯长，将小路逼得更窄了，碾盘还在，晒场也在，什么都在，我只是找不到他了。

电动车前那块脚踏板，后来再也没有蜷过任何一团白色，那片空地一直留着。我骑车的时候，脚还是习惯浅点着踏板，撇成八字，只用脚后跟浅浅点着。风从中间穿过去，呼呼地响。

我至今不知道豆豆埋在哪里。

作者简介：孙渊博，2006年生，陕西西安人，商洛学院人文学院在读学生，热爱散文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