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松花江畔听涛声
——哈尔滨记游
张兴源
一
飞机从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腾空而起的时候，正是八月的一个午后。舷窗外，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渐渐收缩成一张皱巴巴的旧地图，那些我写了半辈子的山川、河流、村落，终于退到了云层之下。妻子坐在靠窗的位置，头微微偏着，似睡非睡。我望着她鬓角新添的几缕黄发（她没有白发），忽然想起四十多年前，在志丹县那个叫城台的小山村里，她跟着我这个穷教书匠，一间土窑洞、一盏煤油灯，就这样过起了日子。如今儿子都已成家立业，连长孙也都上班好几年了，我们这才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像年轻人一样，说走就走，去看一看北国的夏天。
飞机向北飞行。我从舷窗望出去，云海茫茫，如史前冰川般起伏。手边是一本翻旧了的《清史稿》，临出门时随手塞进包里，此刻倒派上了用场。“哈尔滨”这三个字，在清代的典籍里是寻不见的——那时的哈尔滨，不过是松花江畔几个渔村的名字，归吉林将军管辖。直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沙俄取得了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特权。两年后，中东铁路开工，哈尔滨才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江边渡口，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我合上书，闭目想象一百二十多年前的景象：俄国工程师踏勘线路，中国劳工挥汗如雨，一列列火车从西伯利亚的荒原驶来，在这片黑土地上卸下钢轨、水泥，也卸下了一个帝国扩张的野心。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中东铁路全线通车，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全长约二千四百公里，路线呈“丁”字形。从此，哈尔滨不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枢纽、一个符号、一个被火车拉来的城市。
飞机穿过一片浓云，机身微微颠簸。妻子醒了，问我到了哪里。我看了看腕表，说快到了。她坐直身子，也朝窗外望去。
二
飞机降落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的时候，舱门打开的一瞬间，一股凉意扑面而来。那种凉，不是延安八月的凉——延安的八月，早晚虽有凉意，但正午的日头依然毒辣；而哈尔滨的凉，是从皮肤渗到骨头里的那种清爽。后来我才知道，哈尔滨夏季常年平均气温只有二十二度左右，即便到了七月中下旬，多数日子最高温也不超过三十度。这就是说，在我们延安人正苦熬酷暑的时候，哈尔滨人晚上睡觉还得盖薄被。
妻子在取行李的通道上就翻出了外套披上，嘴里念叨着：“早知道该多带一件。”我笑她，她却白我一眼：“你懂什么，我这把年纪了，不能跟年轻人比。”
出了机场，坐上出租车往市区走。沿途的树木渐渐多了起来，白桦、杨树、柳树，郁郁葱葱，与陕北黄土高原上那些耐旱的槐树、榆树大异其趣。司机是个本地人，听我们说从延安来，便来了兴致，说他年轻时在部队服役，去过延安，看过宝塔山。“你们延安夏天热不热？”他问。我说热，正午能到三十五六度。他笑了：“那你们来哈尔滨算是来对了，我们这儿夏天就是凉快。”
车进入市区，我才第一次真正看清了这座城市的模样。街道宽阔，楼房不高，但每一栋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那是一种被时间浸泡过的味道。有的楼是米黄色的，有的是墨绿色的，窗户是拱形的，屋顶带着尖顶或圆顶，像是从俄罗斯的明信片上剪下来贴在这里的。司机说，这些都是老建筑，有的有一百多年了。
我忽然想到，哈尔滨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它不像西安，有四四方方的城墙围着；也不像延安，有清凉山、凤凰山、宝塔山三山鼎峙。它就这么坦坦荡荡地摊在松花江畔，任由来来往往的人走进来、住下来、留下来。这种“没有城墙”的气质，或许正是它之所以能够容纳三十三个国家的十六万余侨民、十九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馆的原因。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反而成了最开放的城市。
三
我们住的地方在中央大街附近。放下行李，稍事歇息，便出门去看这条据说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街。
中央大街全长一千四百米，脚下的路面是用一种叫做“面包石”的花岗岩铺成的。据网上资料，这些石头产自哈尔滨阿城区，每块长二十公分、宽十公分、厚二十公分，整条街用了大约八十七万块。石头已经被无数行人的脚步磨得圆润光滑，在暮色里泛着温润的暖光。我蹲下来，用手掌贴了贴那石头——凉丝丝的，像抚摸一段凝固的时间。妻子笑我：“你蹲在那儿看什么呢？”我说：“看历史。”
一百年前，也就是一九二四年，哈尔滨启动中央大街修路工程，邀请了俄国工程师肖克为主工程师。这些面包石从阿城的山上采下来，一块一块铺在这条街上，每平方米造价四十九块哈大洋，折合每块石头一块哈大洋。一块大洋在当时能买多少东西？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条街是用真金白银铺出来的。如今一百年多过去了，石头还是那些石头，但走在上面的，却已是另一代对那段历史几乎毫无察觉的人。
街两旁的建筑，大多是巴洛克风格和折衷主义风格，也有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尖顶、拱窗、雕花、廊柱，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与俄罗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说，当年有数十万俄国侨民生活在哈尔滨，最多时达到二十五万之众。他们在这里建教堂、办学校、开剧院、出报纸，把俄罗斯的文化系统而全面地移植到了这座中国最北端的省会城市。
妻子指着路边一家面包店说：“闻闻，这味道多香。”那是一家俄式面包房，橱窗里摆着大列巴、黑面包，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点心。我们走进去，买了一个刚出炉的大列巴，捧在手里还是烫的。掰一块放进嘴里，外皮酥脆，内里绵软，带着一种微微的酸味——那是酵母和时间共同酿造的味道。
四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了圣索菲亚教堂。
教堂就在中央大街附近，远远地就能看见那巨大的绿色穹顶，像一颗倒扣的翡翠，在蓝天下闪闪发光。走近了才看清全貌——通高五十三点三五米，平面呈拉丁十字布局，是典型的拜占庭风格建筑。墙体是红砖砌成的，拱窗狭长，门廊深邃，正门顶部是一座钟楼。
这座教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月，最初是沙俄东西伯利亚第四步兵师修建的随军教堂，全木结构。那支步兵师是来修中东铁路的，修路的人需要精神的寄托，于是就有了这座教堂。后来部队撤走，一位俄国茶商出资，在原来的基础上重建了一座全木结构的新教堂。再后来，又过了十几年，才在现址用砖石重建了今天我们所见的这座教堂，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十一月落成。
如今，教堂已经不再行使宗教功能，而是辟为哈尔滨建筑艺术馆。我们走进去，里面空空荡荡，穹顶上绘着宗教壁画，色彩已经有些斑驳。阳光从高处的拱窗斜射进来，在空旷的大厅里投下一道道光柱，尘埃在光柱中缓缓浮动，像无数细小的历史碎片。
妻子站在大厅中央，仰头望着穹顶，久久没有说话。我问她在想什么，她说：“我在想，当年那些俄国士兵，在这座教堂里做礼拜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离家万里，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修一条不知道通往何方的铁路，他们想家吗？”
我想，他们一定是想家的。就像我们延安人，当年有多少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来到陕北，住在窑洞里，吃着小米饭，他们想家吗？当然想。但历史就是这样，把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地方筛到一起，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相遇、碰撞、融合，最终成为这片土地的一部分。
五
从索菲亚教堂出来，我们沿着中央大街一直向北走，走到了松花江畔。
江边有一座防洪胜利纪念塔，花岗岩砌成，通高二十二点五米。塔基上刻着一九三二年和一九五七年两次特大洪水的水位标记。一九三二年的那次洪水，是哈尔滨历史上最严重的洪灾之一，整个道里区、道外区都被淹没，无数人流离失所。一九五七年的洪水更大，但这一次，哈尔滨人民没有退缩，而是筑起了百里长堤，硬生生把洪水挡在了城外。纪念塔就是为了纪念那次抗洪胜利而建的，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落成。
站在塔下，望着滔滔东去的松花江水，我忽然想到，人类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与水患斗争的历史。大禹治水、李冰修都江堰、历代王朝治理黄河——每一次与患水搏斗，都是人类智慧与意志的证明。哈尔滨人战胜了一九五七年的洪水，陕北人战胜了多少年的干旱？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敌人；但人类的勇气，从来都是一样的。
塔的旁边就是斯大林公园，一个顺堤傍水建成的带状公园，全长一千七百五十米。公园里绿树成荫，游人如织。有人在江边垂钓，有人在长椅上打盹，有孩子追逐嬉戏，有老人围在一起下棋。江风吹过来，带着水汽和青草的味道，凉丝丝的，让人精神一振。妻子找了一张长椅坐下，说：“在这儿，坐一下午都行。”
我站在江边，望着对岸的太阳岛。岛上的树木蓊蓊郁郁，像一片绿色的云浮在水面上。有渡船在江上来回穿梭，把游客从这一岸送到那一岸。我想起郑绪岚唱过的那首《太阳岛上》——“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美丽的太阳岛多么令人神往……”那首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唱的，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太阳岛还在，歌声还在，但唱歌的人和听歌的人，都已经换了好几茬了。
六
下午，我们乘船过江，上了太阳岛。
太阳岛是松花江中的一个沙洲岛，面积很大，岛上林木茂密，花草繁盛，像一座漂浮在江面上的大花园。岛上有俄罗斯风情小镇、鹿苑、松鼠岛，还有大片大片的草坪和花坛。我们沿着林荫道慢慢走，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漏下来，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有花香、草香、还有江水的气息，混在一起，酿成了一种只有在北国夏天才能闻到的味道。
妻子在花坛前停下来拍照，让我给她拍了好几张。她站在花丛中，笑得像个孩子。我按下快门的时候，心里忽然涌起一阵酸楚——她跟了我一辈子，没过上几天顺心的日子，如今老了，总算能出来走走。她走过来看照片，嫌我把她拍胖了，嗔怪道：“你这个人，写文章写得那么好，照相怎么就这么差功？”我笑着哄她说：“文章是写给万千读者看的，照片是拍给自己看的，标准不一样。”
岛上有一片白桦林，树干笔直，树皮雪白，上面长着一只只“眼睛”——那是白桦树特有的树节，像一只只凝视远方的眼睛。我靠在树干上，想起俄罗斯的文学。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肖洛霍夫、叶赛宁……这些名字，从我少年时代起就深深印在脑海里。他们的作品里，也常常出现白桦林。白桦林之于俄罗斯，就像黄土高原之于陕北，是一种精神的象征。
哈尔滨与俄罗斯的关系，可不单单是建筑上的、宗教上的，更是文化上的、精神上的。俄罗斯的文学、音乐、芭蕾、绘画，曾经通过中东铁路这条大动脉，源源不断地输入哈尔滨，再从哈尔滨辐射到整个中国。哈尔滨因此获得了“音乐之城”和“东方莫斯科”的美誉。一个地处中国最北端的中心城市，却成了西方艺术东传的重要门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奇遇。
七
在哈尔滨的第三天，我们去了老道外。
如果说中央大街代表的是哈尔滨的“洋气”，那么，老道外代表的就是哈尔滨的“土气”——但这个“土气”却不是贬义词，而是一种带着人间烟火又接地气的生活气息。
老道外是哈尔滨的发源地。一百多年前，这里还是松花江边的一个小渔村，后来山东、河北那些“闯关东”的移民来到这里，开商店、办工厂、建住宅，慢慢形成了街市。这些移民大多是穷苦人出身，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有一样东西——聪明才智。他们在建造房屋的时候，借鉴了西方巴洛克建筑的样式，但在装饰细节上又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中华巴洛克。这种建筑，远看是西式的，拱窗、廊柱、山花；近看却是中式的，蝙蝠、牡丹、祥云——中西合璧，浑然天成。老道外因此成了国内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中华巴洛克建筑群。
我们走在老道外的街巷里，脚下是面包石铺成的路面，两旁是斑驳的老建筑，墙皮有些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街边有小摊贩在卖糖葫芦、烤地瓜、炸油条，空气中弥漫着各种食物的香味儿。一家老字号的包子铺前排着长队，妻子想去凑个热闹，被我拉住了：“人太多了，等会儿再来。”
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老道外的建筑，门脸都很窄，但走进去却发现里面别有洞天——往往是一个深深的院落，四周是几层高的楼房，中间是一个天井。这种建筑格局，既节省了用地，又保证了每家每户都有采光和通风，是典型的“大院文化”的体现。那些从山东、河北“闯关东”而来的移民，把老家的院落文化带到了哈尔滨，又融合了西方的建筑技术，创造出了这种独一无二的建筑形态。
站在老道外的街头，我忽然想到：一座城市的历史，不仅仅是王侯将相的历史，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历史。哈尔滨之所以是哈尔滨，不仅仅因为中东铁路、因为俄国侨民、因为那些宏大的历史事件，更因为那些默默无闻的移民——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这片黑土地上，用双手一砖一瓦地建起了这座城市。他们的名字没有被写进史书，但他们的汗水，却渗进了每一块面包石、每一面砖墙、每一栋坚实的建筑里。
八
傍晚，我们又回到了松花江畔。
这一次，我们是来看日落的。八月的哈尔滨，日落时间在晚上七点左右。我们找了一个临江的位置坐下来，看着太阳一寸一寸地沉向江面。先是金色，然后是橙色，再然后是玫瑰色，最后是紫红色——整个天空像一块巨大的调色板，被一支看不见的画笔肆意涂抹着。江面上波光粼粼，每一道波纹都反射着天空的颜色，像无数碎金在跳动。
江边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散步的，有跑步的，有遛狗的，有跳广场舞的，还有售卖零食和玩具的——哈尔滨的夏天，夜晚来得晚，人们便有了更多的时间在户外活动。一阵江风吹来，带着凉意，妻子缩了缩脖子，我把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身上。她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但我知道她想说什么——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样。
我想起几十年前，在志丹县的那个小山村里，夏天的夜晚，我们也常常坐在农家窑洞前的石碾上乘凉。那时候的夜空，也是这么清澈，星星也是这么亮。但那时候的我们，心里装的是柴米油盐、是孩子的学费、是明天的日子怎么过。而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面对的是松花江、是晚霞、是这一生走过的漫长岁月。
“想什么呢？”妻子问。
“想我们这一辈子。”我说。
她笑了：“一辈子都快要过去了，还想它干什么？”
我说：“正因为过去了，才要想一想，看看值不值得。”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值不值得，不是看去了多少地方、看了多少景致、吃了多少好东西，是要看跟谁在一起。”
我握住她的手，没有再说话。江风还在吹，晚霞还在燃烧，松花江的水还在不知疲倦地流向远方。这座城市的夏天，终究是要过去的；但这一刻，这一刻的凉风、晚霞、江水，还有身边这个跟了我一辈子的女人，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九
在哈尔滨的最后一夜，我一个人坐在酒店的窗前，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和马路上的车流如注，久久不能入眠。
我想起这一路走来看到的种种——中央大街的面包石、索菲亚教堂的穹顶、防洪纪念塔的浮雕、太阳岛的白桦林、老道外的中华巴洛克——这些景物，单独看，每一处都只是一处景物；但把它们串联起来，便是一部活生生的哈尔滨城市史。这部历史，从金代的上京会宁府算起，到清代的中东铁路，到民国的国际商埠，到日伪时期的沦陷，到解放后的工业基地，再到今天的旅游名城——千年的时光，浓缩在这座没有城墙的城市里。
哈尔滨是一座奇怪的城市——它年轻，只有一百多年的建城史；但它又古老，阿城区是金代辉煌的都城。它很中国，是“共和国长子”；它又很外国，被称为“东方莫斯科”。它是“冰城”，冬天的冰雪节举世闻名；它又是“夏都”，夏天的清凉让无数游客流连忘返。这些矛盾的特质，在哈尔滨身上奇妙地统一了，成就了它独一无二的城市性格。
我又想起延安。延安也是一座矛盾的城市——它是革命圣地，是黄土高原上的一座精神灯塔；但它也是一座普通的陕北小城，有它的贫穷、它的闭塞、它的挣扎。我在延安生活了大半辈子，写了大半辈子，我的文字里浸透了黄土高原的风沙和阳光。如今来到哈尔滨，看到的是另一种风景、另一种历史、另一种人生。这种对比，让我对“故乡”和“他乡”有了更深的理解。
故乡是什么？故乡不是你出生的那个地方，而是你愿意把心留在那里的地方。对俄国侨民来说，哈尔滨曾经是他们的故乡；对“闯关东”的移民来说，哈尔滨也是他们的故乡；对我们这些过客来说，哈尔滨只是一个驿站。但即便是驿站，也有驿站的意义——它让你停下来，看一看，想一想，然后继续往前走。
十
几天后，在返程的飞机上，妻子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舷窗外，哈尔滨渐渐缩小，先是变成一片模糊的绿色，然后变成一个小点，最后消失在云层之下。
我打开那本随身携带的《清史稿》，翻到关于东北的那一卷。书中记载，清代在东北设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统辖这片广袤的黑土地。那时候的统治者，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一百多年后，这片土地上会崛起一座如此繁华的城市，会有三十三个国家的侨民在这里聚居，会有十九个国家在这里设立领事馆。历史的走向，从来不是任何人能够预料的。
飞机穿过云层，阳光重新照进舷窗。我合上书，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松花江畔的那个傍晚——晚霞、凉风、江水，还有妻子的笑脸。
“哈尔滨的夏天”，这个题目，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概括，我会选择“清凉”——不仅是气温的清凉，更是一种心境的清凉。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能够找到一个地方，让心静下来，让脚步慢下来，让灵魂跟上来，是一种奢侈。哈尔滨给了我这种奢侈。
而更奢侈的是，陪在我身边的，是那个跟了我一辈子的女人。
2022年年9月初，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