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博物馆里的“北国”
——在哈尔滨市博物馆里的所见与所思
张兴源
一
八月的哈尔滨，在我这个延安人看来，竟有些南方的意思了。
我是坐飞机来的。舷窗外的云层渐渐稀薄，露出下面黑黝黝的土地——那黑，是攒了几千年的腐殖质沤出来的，油亮亮的，看一眼就觉得肥沃。飞机下降时，松花江在阳光下闪成一条白亮的带子，弯弯曲曲地缠着这座城市。我忽然想起《金史》里说的“阿勒锦”，那是哈尔滨最早的名字，女真语，意思是“荣誉”或者“声望”。八百多年前，完颜阿骨打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金朝，上京会宁府就在今天的哈尔滨阿城区。而我此刻，正要从“天上”落到这片土地上来。
落地不过几日，旅游公司便来了紧急通知——疫情突发，行程中断，即刻返程。走廊里顿时乱起来，拉杆箱的轮子咕噜噜碾过地毯，有人在电话里改签机票，有人在前台结账，导游举着小旗子满头大汗地清点人数。我站在房间的窗前，看着楼下那些匆匆打包的游客，忽然觉得，这一趟千里迢迢从延安飞到哈尔滨，若就这么走了，终究是不甘心的。
于是，在所有人忙着收拾行装准备回家的时候，我一个人走出了酒店。
我要去哈尔滨市博物馆看看。
二
柳树街13号。出租车停在一座大院门前时，我愣了一下。
这不像一个博物馆。没有通常博物馆那种巍峨的现代建筑，没有玻璃幕墙，没有巨大的门厅。面前是一片院落，几栋不高不矮的楼房散落其间，红砖墙面，绿色的窗框，院子里有几棵老柳树，枝条垂下来，在八月的风里轻轻摇着。后来我才知道，这院子本是原中共哈尔滨市委的办公处，2020年才改建成博物馆。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栋楼——1号楼，始建于1919年，最早是吉林铁路交涉局的办公楼。
我站在那栋楼前，仰头看了很久。
那是一栋折衷主义风格的建筑——说“折衷”，其实就是多种欧洲风格的混搭。文艺复兴式的对称布局，巴洛克式的装饰细节，新艺术运动式的流畅线条，全都揉在了一起。砖混结构的墙体上，岁月的痕迹清清楚楚：墙角的砖有些剥落了，窗台的石头被风雨磨去了棱角，二楼的几扇窗框油漆起了皮，露出底下灰白的木纹。但整栋楼依然挺拔，像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西装旧了，领带褪了色，可腰背始终是直的。
一百零三年了。这栋楼看着哈尔滨从一个小渔村变成国际商埠，看着俄国人、日本人、犹太人来了又走，看着这座城市被叫作“东方莫斯科”，又被叫作别的什么。它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
我推门走了进去。
三
博物馆的展陈分了好几栋楼。我按着导览图，先去了2号楼的哈尔滨文物馆。
文物馆三层，一层是古代钱币，二层是清代服饰，三层是馆藏书画。我在一层站了很久。展柜里那一枚枚钱币，从先秦的刀币、布币，到汉代的五铢，到唐宋的铜钱，到金代的“承安宝货”银铤——那银铤是束身圆头板形的，錾刻着“承安宝货一两半”的字样，长不过四指，重不过一两。可就是这小小的银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文记载的白银计数货币。金代承安二年铸造的，只铸了一年多就停了，存世极罕。
我隔着玻璃看那银铤，忽然想起《金史·食货志》里的话：“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八百年前的哈尔滨，女真人的铁骑踏遍北方，他们的货币却做得这样精致。这银铤上錾刻的字迹，是一个王朝最后的体面。
二楼是清代服饰。一件件袍服挂在展柜里，蟒袍、补服、氅衣，绣工繁复得让人眼花。有一件石青色的吉服袍，前后胸各绣了一条五爪金龙，龙的眼睛是拿丝线一点点盘出来的，灯光下微微发亮。袍子不大，想来穿它的该是个身形瘦削的满洲贵族。我想象他穿着这件袍子，在哈尔滨的某个街区某个衙门里踱步，窗外是俄国人的铁轨正在一寸一寸地铺过来，蒸汽火车的汽笛声已然隐隐可闻。
那是一个时代的尾声了。
三楼的馆藏书画展中，有一幅让我看了很久。那是民国时期本地画家画的一幅《松江雪霁图》：皑皑白雪覆着江岸，几株老松被雪压弯了枝，江面上有几个小小的冰窟窿，那是渔民凿开冰面在捕鱼。画上没有题诗，只在左下角钤了一方小印：“冰城旧主”。
冰城。哈尔滨人这么叫自己的城市。我在延安，写陕北的黄土和窑洞，写延河的冰和宝塔山的雪。此刻在几千里地外的哈尔滨，在一幅近百年的画前，忽然觉得，写北方的作家，骨子里是相通的——不管您写的是黄土还是黑土，是窑洞还是冰窟，笔下流的，一定都是北方人的血。
四
出了2号楼，我去了7号楼。
这栋楼与1号楼的沧桑不同，里面全是“舶来品”。一楼是喜多方古董艺术品收藏馆，二楼是俄罗斯油画雕塑收藏馆，三楼是欧洲铜版画收藏馆。
我后来才知道，哈尔滨是“火车拉来的城市”。1898年，俄国人开始修筑中东铁路，哈尔滨作为铁路枢纽，一夜之间从几个村屯变成了国际化都市。二十世纪初，先后有三十三个国家的十六万侨民聚集在这里，十九个国家设了领事馆。俄国人带来了东正教，犹太人带来了银行，德国人带来了啤酒，法国人带来了时装。哈尔滨不仅是“东方莫斯科”，还在不知不觉间，成了“东方小巴黎”。
这些铜版画，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
展出的铜版画从1614年到1914年，跨度三百年。有一幅1670年荷兰人画的“中国风”铜版画，画上是想象中的中国——宝塔、拱桥、穿着长袍的中国人，细节全是错的，但那股子热切的好奇心，隔着三百五十多年还能感受得到。还有几幅是1750年画的南京瓷塔，那座塔早已不在了，可铜版画把它留了下来。
我忽然想到，这座博物馆本身就是哈尔滨的缩影。2号楼里是中国的、古代的、土生土长的；7号楼里是外国的、近代的、漂洋过海来的。它们隔着一个院子相望，互不打扰，又彼此依存。就像哈尔滨这座城市，黑土地上是女真人的根基，中东铁路带来了欧洲的砖石，两种文明硬生生地长在了一起，长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哈尔滨。
五
三楼还有黑龙江版画馆。走进去，满墙都是“北大荒版画”。
那些版画，尺幅大得惊人——与传统的小版画不同，北大荒版画用的是层压胶合板，画作动辄数千平方厘米。画面上是辽阔的黑土地，是秋收的麦浪，是冬日的林场，是拖拉机的履带碾过的冻土。北大荒版画的创始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在最冷的冬天、最苦的日子、最遥远的边疆，刻出了这些最美的画作。
我站在一幅《记忆·向阳林场》前看了很久。画面上是冬天的林场，几排低矮的木屋，炊烟从烟囱里升起来，在灰白的天空里散开。木屋四周是密密的白桦林，树干是白的，枝丫是黑的，雪是灰蓝的。整幅画没有一个人，但你能感觉到，人就在木屋里，在火炉边，在那种极寒中的温暖里。
这让我想起延安。想起陕北的窑洞，想起冬天炕头上的炭火盆，想起北方的寒冷如何把人的心收拢到一灶火、一壶酒、一家人身上。南方的暖是弥漫的、散开的；北方的寒是凝聚的、收束的。严寒让人靠得更近，让人更懂得什么是“暖”。
我在版画馆里走了一圈又一圈。那些北大荒的知青，如今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们把青春刻进了木板，木板把青春留给了我们。一座博物馆，归根结底，收藏的是时间。而时间，是唯一无法伪造的东西。
六
走出7号楼时，天已经有些暗了。院子里很静，老柳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铺在红砖地面上。1号楼的窗户里透出暖黄的灯光，那光从1919年的窗框里透出来，照在2022年的地面上。有些怪异，又有些不真实地和谐。
我忽然想，如果没有这场疫情，此刻我应该正跟着旅游团在某个景点排队拍照，或者在酒店大堂里等着集合。我不会一个人走进这座博物馆，不会在这栋百年的老楼里消磨掉一个下午。这么说来，倒要感谢那场中断了行程的疫情了——它把我从“游客”变成了“读者”，从“路过”变成了“进入”。
我站在院子里，想起上午在文物馆看到的一件东西：一只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罐，黑彩绘着菱形网格纹。解说牌上说，那纹路来自先民捕鱼的渔网、开垦的田地。八千年前的先民，把他们每日所见的风光画进了陶器。八千年后，我们把这些陶器放进玻璃柜，隔着玻璃看那些花纹，就像隔着时间看他们的眼睛。
哈尔滨也是这样。这座城市把它的历史——女真人的银铤、满洲贵族的龙袍、俄国人的铜版画、知青的版画——全部收进了这几栋楼里。它不是要把历史封存起来，而是要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能从这些物件上，看见时间的样子。
天色更暗了。院子里的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晕笼着老柳树，几只麻雀在树枝间跳来跳去，叽叽喳喳的，像是在讨论什么要紧的事。我最后看了一眼1号楼，那栋折衷主义的、一百零三年的、从吉林铁路交涉局变成市委办公楼又变成博物馆的老楼。
它依然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
七
回酒店的路上，出租车路过中央大街。疫情的关系，街上行人不多，两旁的欧式建筑在暮色里显得格外安静。司机是个中年人，听说我从延安来，便说：“延安好地方啊，革命圣地。”我说：“哈尔滨也是好地方，东方莫斯科。”
他笑了：“啥莫斯科，就是哈尔滨。”
就是哈尔滨。我忽然觉得这句话说得好。不需要叫“东方小巴黎”，不需要叫“东方莫斯科”，就叫哈尔滨。阿勒锦、会宁府、冰城、哈市——名字换了多少回，土地还是这片黑土地，松花江还是这条松花江。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机场。候机厅里人不多，大家都戴着口罩，彼此隔得很远。登机的时候，我最后看了一眼舷窗外的哈尔滨——八月的阳光照着城市的轮廓，松花江依然亮白如带，那些折衷主义的、巴洛克的、新艺术运动的屋顶在阳光下闪着光。
飞机起飞了。哈尔滨在舷窗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黑土地上一个小小的点。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还是那座博物馆。2号楼的银铤，7号楼的铜版画，1号楼的老砖墙，院子里被风吹动的柳树枝——它们收着这座城市的记忆，等着下一个像我一样，在所有人都匆忙离开时，独自推门走进去的人。
而那个人，会在某一幅画前、某一枚钱币前、某一扇老窗前，忽然明白：所谓历史，不过是无数个“此刻”叠在一起。你站在2022年八月的哈尔滨市博物馆里，看见的是1919年的砖、1898年的铁路、1115年的银铤、8000年前的陶罐——它们都是“此刻”，只是此刻得早了一些。
我睁开眼睛，舷窗外已是万米高空，云海茫茫。
别了，哈尔滨。别了，柳树街13号。
那些文物还会在那里，等着下一个独自前来的人。
2022年9月初，初稿于西安市张氏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