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北国雪，或一座博物馆的百年孤独
——黑龙江历史博物馆记
张兴源
那年八月，我是乘飞机去的哈尔滨。
飞机从西安起飞，舷窗外先是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渐渐地，地貌起了变化。绿色浓了，平原阔了，云层底下偶尔闪过一两条银亮的河流——我不知道那是渭河、黄河、松花江，还是哪一条北方的水系。机舱里很安静，妻靠着舷窗，我坐在她的旁边，忽然想起一个词：北国。这个词在唐诗宋词里出现过太多次，可真正见过“北国”的外地人，又有多少呢？
我是见过北国的。陕北的冬天，朔风卷着黄尘，天地间一片苍黄。但那终究是黄土地上的北国，是沟壑纵横的北国。而此刻，飞机正朝着更北的地方飞去——那里是黑龙江，是松花江，是传说中“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地方。
虽然是八月，我却已经在心里看见了雪。
一
北国游的第八天，团里突然传来消息，由于疫情，这次旅行被紧急叫停。当别的游客在忙着整理行装，准备回家的时候，我一个人去了那座博物馆。
哈尔滨的夏天是热闹的。中央大街上人流如织，圣索菲亚教堂前拍照的人排着长队，松花江畔的游船来来往往。可热闹是他们的。我在这个城市的最后一天，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了那栋巴洛克式的老建筑——黑龙江省博物馆。
它坐落在南岗区红军街上，一栋三层高的米黄色楼房，并不十分高大，却有一种沉甸甸的分量。该馆始建于1906年，那一年，光绪皇帝还在位，大清王朝还有五年就要走到尽头。欧洲的巴洛克风格被移植到这座遥远的北国城市，拱形的门窗，繁复的线脚，檐口上的装饰——一切都带着异域的气息，却又在这片黑土地上生了根，长了叶，开出了花朵。
我站在门前看了很久。
这不是一座中国传统的建筑。 它不是故宫那样的红墙黄瓦，不是孔庙那样的飞檐斗拱，也不是江南园林那样的曲径通幽。它是一座“洋楼”——可这“洋”字底下，埋着的是东北近代史的全部密码。
1906年，中东铁路已经通车了八年。俄国人的铁轨从西伯利亚延伸过来，穿过茫茫的林海雪原，一直铺到哈尔滨。随之而来的是俄国商人、俄国建筑师、俄国学者、俄国军人。他们在这片原本属于大清龙兴之地的土地上盖教堂、盖商场、盖银行、盖博物馆。这座楼，最初就是莫斯科商场，是俄国人开的商场。
商场——一个多么世俗、多么日常的词。可就是这个商场，十七年后变成了东省文物研究会陈列所。1923年6月12日，一群中国地方官员和俄国学者在这里挂起了牌子，黑龙江的文博事业就此发端。
我忽然想起《清史稿》里关于黑龙江的记载。那是卷五十七，地理志四。寥寥数语，不过几千字，却写尽了一个边疆省份的千年沧桑。而在《清史稿》之外，还有《满洲源流考》《黑龙江外记》《黑龙江述略》……一代又一代的史家，用笔墨记录着这片土地。可再详尽的文字，也抵不过一块陶片、一尊铜龙、一件丝袍带给人的震撼。
文字是符号，文物是物证。符号可以修饰，物证却不会说谎。
二
走进展厅，迎面是一面巨大的展板——《黑龙江历史文物陈列》。这几个字，说来轻巧，写来沉重。黑龙江的历史，何止千年万年？
展厅的第一部分，是远古人类。几万年前，古人类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息活动。旧石器时代的石核、石片、刮削器，静静地躺在玻璃柜里，粗糙、笨拙，却带着人类最初的体温。那是我们祖先的手曾经握过的东西。
往前走，是新石器时代。新开流文化、莺歌岭文化、昂昂溪文化——这些名字对多数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可它们每一个都是中华文明版图上不可或缺的拼图。黑龙江流域与黄河、长江一样，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六千多年前的新开流文化，是肃慎人典型的文化代表。肃慎——这个名字，在《山海经》里出现过，在《史记》里出现过，在《国语》里也出现过。“肃慎氏贡楛矢石砮”，那是中原王朝对东北边疆最早的记忆。
我站在新开流文化的展柜前，看着那些骨雕和陶器。六千年前的先民，用石头和骨头制作工具，用粘土烧制器皿，在漫长的冬日里围坐在火塘边，一代一代地繁衍、生息、传承。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文明”，可他们创造了文明。
然后是渤海国。公元七世纪末，靺鞨族在东北建立了渤海国。这个被史书称为“海东盛国”的地方政权，疆域辽阔，文化灿烂，与中原大唐保持着密切的往来。渤海国的文物，带着明显的唐人之风——那是一种“花开远方”的感觉，盛唐的气韵翻山越岭，一直吹到了黑龙江边。
再然后是辽、金。
辽是契丹人建立的，金是女真人建立的。这两个王朝，都发源于东北，都曾雄踞一方，都曾与中原王朝争衡天下。金灭辽，又灭北宋；蒙古灭金，又灭南宋；女真人的后裔满族入主中原，建立了大清王朝。黑龙江流域的民族曾五次入主中原——这不是一个小数字。这意味着，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中，有相当长的时间，帝国的皇冠戴在东北民族的头上。
展厅里有一尊金代铜坐龙。通高19.6厘米，重2.1千克，黄铜铸造，呈踞坐式。龙首微扬，张口似吟啸；左前腿翘起，脚踏祥云；右前腿向前直立，龙尾上翘向外卷曲。专家说，这是金代皇室的御用器物，1965年在哈尔滨市阿城区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出土。
我在这尊铜坐龙前站了很久。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可这尊龙，既有中原龙文化的影子，又带着北方民族的粗犷与剽悍。它不是那种盘旋飞舞的龙，不是那种腾云驾雾的龙——它是坐着的，稳稳地坐着的，像一位从马背上下来、刚刚坐定江山的帝王。肩微前弓，那是随时准备起身的姿态；左腿翘起，那是蓄势待发的姿态。它不飞，因为它已经飞过了；它不跑，因为它已经跑遍了天下。
八百年前，这尊铜龙曾摆放在金上京的皇宫里。金上京，就在今天的哈尔滨阿城区——我们下榻之所左近。八百年前的某一天，完颜阿骨打或者他的某个子孙，曾经凝视过这尊铜龙。八百年前的风，吹过这尊铜龙；八百年前的阳光，照过这尊铜龙。然后王朝覆灭了，宫殿坍塌了，铜龙被埋进了泥土里，一埋就是几百年。
直到1965年深秋，农民在耕地时发现了它。
八百年的时光，不过是薄薄一层泥土。
三
博物馆里还有一样东西让我久久不能平静——那是一幅南宋《蚕织图》。
南宋，那是金朝的敌国。金灭北宋，掳走了徽、钦二帝，南宋偏安江南，与金朝对峙了一百多年。可就是这样一对宿敌，南宋的《蚕织图》却出现在了金朝的故地，被收藏在今天的黑龙江省博物馆里。
历史就是这样吊诡。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敌人，在文化的长河里却是同一条船上的乘客。女真人学会了种桑养蚕，学会了缫丝织锦，学会了在中原的废墟上重建文明。金代的丝织品，“流光溢彩”，那是南方丝织技术传入北方的结果，那是战争与和平、征服与被征服、毁灭与重建的辩证法。
我想起了《二十四史》中那些关于东北的记载。《史记》写肃慎，《汉书》写挹娄，《魏书》写勿吉，《隋书》写靺鞨，《旧唐书》《新唐书》写渤海国，《辽史》写契丹，《金史》写女真……一部《二十四史》，半部是中原王朝的兴衰，可那另外的半部里，东北从未缺席。
黑龙江流域的古代民族——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这些名字在不同的史书中反复出现。他们时而朝贡，时而反叛；时而臣服，时而征服。他们骑着马从北方的草原上呼啸而来，又在历史的尘埃中悄然退去。可他们留下的东西，却比他们的名字更长久——语言、风俗、制度、器用，还有那些深埋在泥土里、等待着被后人发现的文物。
展厅里还有一块“胡里改路之印”。胡里改路，那是金代的一个行政区划，在今天黑龙江东部一带。一方官印，不过巴掌大小，却是一个王朝治理边疆的物证。印钮上的穿孔，是系绶带的地方；印面上的文字，是女真文还是汉字——我已经记不清了。可我记得那种感觉：站在一方八百年前的官印面前，你忽然意识到，八百年前的某一天，某个金代的官员曾经握着这方大印，在一份公文上盖下朱红的印记。公文的内容早已湮灭，官员的姓名早已失传，可这方印还在，静静地躺在玻璃柜里，等待着一个八百年后的陌生人隔着玻璃与它对视。
这就是博物馆的意义。它让时间折叠，让生死打通，让过去与现在面对面地坐着，谁也不说话，却什么都仿佛说到了。
四
博物馆的二楼，有一个专门的展区——俄侨文化文物展。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中东铁路的开通，大批俄罗斯人涌入哈尔滨。他们带来了东正教、带来了芭蕾舞、带来了八音盒、带来了巴洛克式的建筑。哈尔滨一度被称为“东方莫斯科”，二十多个国家的近二十万侨民在这里生活。犹太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他们在松花江畔建教堂、开商店、办学校、演歌剧。哈尔滨，成了东亚文化的一个十字路口。
展厅里有一架精致的八音盒，铜质的齿轮和发条，木质的外壳上雕刻着繁复的花纹。拧紧发条，它还能发出清脆的音乐——那是十九世纪末的欧洲流行曲调，被一个俄国商人带到了哈尔滨，被某个中国富商买下，摆在家里客厅的条案上，让客人啧啧称奇。
还有一件俄式女裙，白色的蕾丝，淡蓝的缎带，窄窄的腰身，宽宽的裙摆。一百多年前，某个俄国少女穿着它参加了哈尔滨的舞会，在华尔兹的旋律中旋转、微笑、心跳加速。舞会散了，少女嫁了人，生了孩子，孩子又生了孩子。后来俄国人走了，少女也老了，裙子被收进了箱子，箱子被搬到了博物馆。如今它就挂在那里，像一个凝固的舞姿，一个永恒的旋转。
俄侨文物展区的尽头，有一张老照片——二十世纪初的哈尔滨街头，俄国商人和中国小贩在讨价还价，东正教堂的尖顶和中国商铺的幌子挤在同一片天空下。照片是黑白的，可你能感觉到那个时代的色彩：俄罗斯人的金发、中国商人的蓝布长衫、教堂的金色十字架、商铺的红色对联……那是一个碰撞与融合的时代，一个痛苦与辉煌并存的时代。
1917年，俄国革命。大批白俄贵族逃亡哈尔滨。他们失去了祖国，却在这座中国城市里重建了家园。他们教中国人弹钢琴、跳芭蕾、喝红茶、吃黑面包；中国人教他们种大豆、收小麦、腌酸菜、烧火炕。两种文明在松花江畔握手，在冰天雪地里相拥取暖。
然后，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然后是1945年，日本投降。然后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然后是1954年，松江省并入黑龙江省。然后是1960年代，中苏交恶。然后是1990年代，苏联解体。
原来，一百年，不过弹指一挥间。
五
从博物馆出来，已是黄昏。
哈尔滨的八月，天黑得晚。夕阳把巴洛克式的楼顶染成金色，街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我站在红军街上，回望那座米黄色的老建筑——它沉默地立在那里，像一个百岁老人，见过太多的来与去、生与死、盛与衰。
这座博物馆，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历史。它见证了中东铁路的修建，见证了沙俄势力的扩张，见证了日本人的占领，见证了苏联红军的进驻，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它的名字变了一次又一次——东省文物研究会陈列所、东省特别区文物研究所、伪北满特别区文物研究所、大陆科学院哈尔滨分院博物馆、哈尔滨地志博物馆、哈尔滨工业大学常设运输经济陈列馆、松江省科学博物馆、松江省博物馆——每一次更名，都是一次政权的更迭，一次历史的大转弯。可这座楼还在，这些文物还在。政权可以更迭，王朝可以覆灭，可一块陶片、一尊铜龙、一方官印、一件丝袍——它们比政权更加长久，比王朝更为不朽。
我想起《二十四史》里那些关于东北的篇章。《史记·匈奴列传》写东胡，《汉书·地理志》写辽东，《魏书·勿吉传》写挹娄，《北史·靺鞨传》写靺鞨，《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写渤海国，《辽史·地理志》写上京，《金史·世纪》写女真，《清史稿·地理志》写黑龙江。千百年间，一代又一代的史家用笔墨记录着这片土地，可他们的记录再详尽，也比不上博物馆里那些沉默的文物。
因为文字是人写的，人有立场，有偏见，有遗漏，有篡改。文物不会。一块新石器时代的石核不会说谎，一尊金代的铜坐龙不会篡改，一幅南宋的《蚕织图》不会遗漏。它们就那么存在着，不管你看不看它，不管史书怎么写它，不管后人怎么评价它——它就在那里，是时间的“人”证，是历史的物证。
回酒店的路上，我经过松花江。江水在暮色中缓缓流淌，对岸的灯火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江上有游船，船上有游客，游客们在拍照、说笑、吃烤串。他们不知道，一百年前，这条江上曾经有过俄国人的炮艇；三百年前，这条江的北岸还是中国的领土；八百年前，女真人的骑兵曾经在这条江边饮马。
黑龙江，古称“黑水”。在中国的正史中，它曾是内河。可1858年的《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划归俄国。一条内河，从此成了界河。
我看着暮色中的江水，忽然想起《清史稿》里的一句话：“黑龙江志四十”——四十卷，写一条江，写一片土地，写一个边疆省份的千年往事。四十卷，听起来很多，可放在三千年的中国历史里，不过是薄薄的一册。
江水还在流，人已换了多少茬。
六
夜宿哈尔滨，窗外是满城的灯火。
我坐在窗前，翻开随身带的笔记本，想把这一天的所见所感记下来。可笔尖落在纸上，却不知道该从哪里写起。博物馆里的那些文物——石核、陶片、铜龙、官印、丝袍、八音盒——它们在我的脑海里交替出现，像一部无声的电影，一帧一帧地播放。
我想起一位文物学家说过的话：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时间胶囊” 。古人把他们的生活、信仰、审美、技艺封存在这些器物里，等待着后人去打开。我们打开一个“时间胶囊”，就等于和古人进行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今天，我打开了几十个“时间胶囊”。我和六千年前的肃慎人对话，和一千三百年前的渤海国人对话，和八百年前的女真人对话，和一百年前的俄国侨民对话。他们有的用石头说话，有的用青铜说话，有的用丝绸说话，有的用八音盒说话。语言载体不同，可意思是一样的——我们都曾经活过，爱过，挣扎过，创造过。
夜深了，窗外的灯火渐渐稀疏。我合上笔记本，关掉台灯，在黑暗中躺了下来。
明天就要离开哈尔滨了。可我知道，我的魂不会真正离开——那尊铜坐龙还在博物馆里坐着，那条松花江还在夜色中流着，那架八音盒还在玻璃柜里静静地等待着下一个拧紧发条的人。我来过，看过，感受过，思考过。这就够了。
北国的雪，终究会在冬天落下。而我，一个从黄土高原来的作家，在八月的哈尔滨，提前看见了那场雪——不在天上，在博物馆里；不在冬天，而在历史的深处……
2022年8月下旬，记于哈尔滨—西安—延安返程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