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行吟》（散文集）后记

张兴源

一

    案头这叠厚厚的书稿，是自打2019年我的四卷本200万字的《张兴源选集》出版之后，近七年来我的新写散文的结集之一。说是“七年”，其实从第一篇落笔到最后一篇杀青，时间的跨度可能还要更长一些。前些日子整理这些文稿，随手翻到《太原印象》的手稿，纸页已经微微发黄——那是2023年盛夏，我携妻并领着小学刚刚毕业的小孙子靳小川，自延安出发，一路渡黄河、入三晋、跨中原时的文字记录。从那时到眼下，一晃三年过去了，小川已经初中毕业，而我的鬓角又添了多少白发，却是连我自己也懒得去数了。

    说起来，从1977年初学写作至今，已近五十个年头了。半个世纪的光阴，搁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是眨眼之一瞬，搁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却几乎就是他的全部。

    书名叫作《万里行吟》。收文五十六篇，总计三十九五千字。

    “万里”二字，不是夸饰。这些年来，我的足迹从陕北的沟壑梁峁出发，向东渡过黄河，踏遍了三晋大地的名城古堡；向南越过秦岭，在中原腹地叩问华夏文明的源头；再向东，在齐鲁的海岱之间触摸齐文化的脉动；向西，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倾听河湟深处的历史回响；向北，一直走到中国最北端的漠河，在北极村的夏夜里看那不肯沉落的太阳。说是“万里”，恐怕还远远不止。

    但“行吟”二字，才是这书的精神所在。

    我不是一个“旅游作家”，也从不曾以“行走”为名去写那些浮光掠影的游记。我每到一个地方，最先要去的一定是博物馆。那些玻璃展柜里的青铜、陶器、石刻、简牍，对我来说不是冰冷的“文物”，而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封封尚未完全启封的信。在山西博物院，我看着“晋侯鸟尊”那昂首的姿态，仿佛听见了三千年晋国霸业的马蹄声；在河南博物院，我站在贾湖骨笛的展柜前，一支八千年前的七孔骨笛，竟还能吹出完整的音阶——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所谓“文明”，绝不是史书上干巴巴的年号和事件，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用他们的智慧、情感和生命，一砖一瓦垒起来的东西。

    我在《从〈康熙字典〉的残页到“二十四史”的通读——我的古汉语苦学之路》那篇“代序”里，曾详细记述过自己与古书打交道的经历。这篇文章，连同第部《千秋俯仰》的代序《我的读史之路》，都可以看作我这些年来读书、行路、写作的“精神自传”。说到底，我之所以走到哪里都先奔博物馆，实在是因为，我这个人早已被古书“腌”透了。那些泛黄的纸页、竖排的繁体、没有标点的文言，早就成了我呼吸的一部分。走进博物馆，就好比走进了一部立体的、可以触摸的“二十四史”——那些曾经只在文字里见过的人与事，忽然有了形状、颜色和质感，那种震撼，是坐在书斋里永远无法体会的。

二

    这部《万里行吟》共分三辑。

    第一辑以山西和宁夏为主。山西是我这些年来去得最多的地方之一。太原、晋中、灵石、介休、大同——我几乎走遍了这个“秦晋之好”的东邻。有人说我写山西仿佛比写陕西还要多，这话或许不假。但我要说，我写山西，其实还是在写陕西。因为黄河两岸，本就是同一片黄土高原，同一脉华夏血统。《太原印象》里我写那座城市的煤尘与古意，《晋鼎流晖》里我写山西博物院青铜器上那些神秘的纹饰，《我游晋祠》中我写圣母殿前那千年不倒的周柏——说是写晋，又何尝不是在写秦？梁衡先生那篇著名的《晋祠》早已被请进中学课本，成了殿堂里的范文。我一个陕西作家再去写它，好比在名厨做好的席面上再添一勺自家腌制的酸菜，弄不好就唐突了。但转念一想，晋祠不只是山西的，它是整个华夏的；不只是梁衡先生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他写他的，我写我的，只要诚实地写出我所看见、所感念的，便不算唐突了先贤。

    宁夏那一组，是我2019年夏天在“塞上江南”的行走记录。从银川到吴忠，从石嘴山到贺兰山下的西夏陵。西夏，那是一个几乎被历史遗忘的王朝。党项人的文字、制度、信仰，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如此辉煌，如今只剩下荒冢一堆、残碑几块。站在西夏陵的土冢前，贺兰山的风吹过来，带着戈壁滩上特有的干燥与苍凉。那一刻我想：多少曾经不可一世的王朝，最终都不过是“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而我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能做的，不过是在时间的洪流中打捞几片鳞屑，让后人有朝一日还能记起，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怎样的人和事。

三

    第二辑收的是河南、青海两地的作品。“叩问中原”四个字，是我2026年初夏参观河南博物院时，从心底里冒出来的字眼儿。河南是“老家”，是所有中国人的“老家”。从裴李岗到仰韶，从二里头到殷墟，这片土地埋藏着华夏文明最初的密码。在洛阳博物馆看那“鼎立天下”的气势，在白马寺听那“驮经”的传说，在龙门石窟奉先寺的春光里仰望卢舍那大佛的微笑——那种“回家”的感觉，是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给予的。青海那一组，则是另一种震撼。青藏高原的海拔让一切都变得澄澈而辽阔。青海湖的水、茶卡盐湖的镜面、河湟谷地的历史层叠，都让我这个从小在黄土高原长大的人，看到了另一种“高原”的可能。

    第三辑的范围更广，从山东到湖南，从重庆到云南，一直到中国最北端的漠河。山东那一组写得尤其多——济南、青岛、淄博，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独特的历史纵深。在济南李清照纪念堂，我想象那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女词人，如何在国破家亡的乱世里，用一支笔撑起了一个人的江山。在淄博蒲松龄纪念馆，我在那口著名的“柳泉”边坐下，想那穷愁潦倒的教书先生，如何在一盏孤灯下写尽了人间的狐鬼与人心。而在青岛的海军博物馆，看着那些退役的舰艇安静地泊在港湾里，我又想到：和平，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湖南的张家界、湘西的沱江、重庆的山城、歌乐山的烈士墓、云南腾冲的国殇墓园和滇西抗日纪念馆、昆明的四季如春——这些地方，每一处都让我有一种不同的感动。最北的漠河，夏至前后的极昼让时间失去了刻度。站在黑龙江边，对岸就是俄罗斯的领土，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年轻时读过的那些俄罗斯文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他们笔下那些在冰天雪地里挣扎的灵魂，此刻仿佛就在对岸的某处呼吸着。文学这东西，从来不分国界。

四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其实想说的只有一句话：这部《万里行吟》，记录的不是我的“旅游”，而是我的“阅读”。我阅读大地，阅读历史，阅读那些沉默在博物馆展柜里的文物，也阅读每一个与我擦肩而过的路人。有人说我的散文“多以理性见长”。这话若放在七年前或许不算错。我从不掩饰自己对理性的偏爱。即便是写一篇游记，我也希望它不只是描摹风景、抒发感慨，而是能写出一点历史的厚度、人性的深度、思想的高度。我不写那些“小男人”或“小女人”散文——那种东西，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小摆设。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希望它经得起时间的研磨与淘洗。

    我的写作，从来不为文学行情与时尚所左右。王蒙先生、高建群先生，都曾对我的作品有过鼓励和推荐。忽培元先生发在延安市作家协会“张兴源文学作品研讨会”上的贺信中曾说，张兴源的写作“不是由文学行情与某种时髦导向确定，而是有恒定的选择标准的，那就是正气使然”。先生此话，我视作知己之言。

    2019年我的那四卷本《张兴源选集》出版时，曾有评论说我的作品“具有深沉厚重的历史感、鲜明突出的时代性和自具一格的独创性”。七年过去了，我不知道这部《万里行吟》是否承续了那样的品质。但我知道，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诚实的——诚实于我的所见，诚实于我的所感，诚实于我的所阅所学，也诚实于我心中的所信。

五

    从《千秋俯仰》到《万里行吟》再到《一灯如豆》，这三部散文集，是我近七年来的心血结晶。《千秋俯仰》写的是时间的纵深——读史、怀人、思古；《万里行吟》写的是空间的广度——行走、观察、记录；《一灯如豆》写的则是内心的烛照——那些在寂寞长夜里陪伴过我的书与人、思与情。三部书，三个维度，合起来便是我这七年来精神世界的全貌。

    最后，想对读者说几句感谢的话。这些文章，大部分都曾在“都市头条”“今日头条”以及我的微信朋友圈上刊发过。还有不少，被各级各地报纸刊物或全文或压缩地刊发过。每一次发布，我都能收到不少朋友的留言、点赞和转发。有人说我的文章让他们“重新认识了某座城市”，有人说我的文字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故乡”，还有人说我的这些记游文字“比亲自去一趟还过瘾”。这些赞扬和鼓励，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写作者最怕的，不是批评，而是无人问津。有读者，就有继续写下去的理由。

    书稿即将付梓，此刻窗外正是陕北高原暑气蒸腾的盛夏。延河的水声从远处隐隐传来，像极了许多年前那个少年在山上放羊时听到的、来自山外的隐隐呼唤。那呼唤，我追了大半辈子，如今还在追。

    2026年7月21日初稿于延安市十二万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