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堂吉诃德的战斗性和目标的盲目性——“漫谈欧美文学，祛魅西方文明”系列之四

                               李千树

                                  一

       在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堂吉诃德是一个令人忍俊不禁却又肃然起敬的复杂形象。这位年近五旬、身材瘦削的拉曼却乡绅，因沉迷骑士小说而自封为游侠骑士，披上锈迹斑斑的盔甲，骑着一匹瘦马，带着农夫桑丘踏上漫游世界的征途。他的形象具有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他嫉恶如仇、同情弱小，对一切不公怀有强烈的战斗欲望；另一方面，他耽于幻想、脱离现实，根本分不清谁是真正的敌人。正是这种战斗性与盲目性的内在张力，构成了堂吉诃德最深刻的悲剧。

       堂吉诃德的战斗性是毋庸置疑的。他要做一个行侠仗义的骑士，锄强扶弱、伸张正义，并为此奋不顾身，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他的出发点有着高尚的一面——为了奉行一种崇高的原则。他学识广博，忠贞、纯洁、慷慨、勇敢、坚毅，都超过常人，并且坚持真理，性命都不顾惜。屠格涅夫将他视为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认为他身上闪耀着足以照亮世间的理想光辉。这种为理想而战的勇气和执着，使读者在笑声之外，不能不生出敬意。

       然而，堂吉诃德的悲剧恰恰在于：他空有一腔热血，却找不准战斗的对象。最经典的例证便是他大战风车——他将田野里的三十四架风车视为“放肆的巨人”，宣称“这是正义的战斗。从地球表面清除这些坏种是对上帝的一大贡献”。结果长矛被风车翼折断，连人带马被重重摔在地上。风车不过是风车，既非巨人，亦非邪恶的象征。堂吉诃德将风车误认为敌人，这一战不仅使自己受伤，更暴露了他战斗的盲目性——他眼中的“敌人”，不过是自己臆想的幻影。同样，他将羊群视为军队，将酒店视为城堡，将罚做苦役的人当成受害的骑士。他一路“行侠仗义”，却往往帮了倒忙——解救被主人鞭打的牧童，牧童刚走便被主人打得更狠；释放了囚犯，囚犯转身便恩将仇报。他的战斗越是英勇，结果越是荒唐；他的动机越是高尚，结局越是可悲。

                                   二

       堂吉诃德这一形象的诞生，绝非偶然。塞万提斯生活于16至17世纪之交的西班牙，那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西班牙表面上仍是横跨四大洲的庞大帝国，实则已是强弩之末。“无敌舰队”的覆没使西班牙丧失海上霸权，封建制度日益腐朽，贵族骄奢淫逸，社会矛盾尖锐。与此同时，骑士小说却风靡全国，内容充斥着庸俗、愚昧和暴力，一些读者甚至模仿书中情节干出杀人越货之事。骑士制度本是西欧封建社会的产物，骑士的任务是“忠君”。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骑士精神早已不合时宜。

       塞万提斯本人的人生经历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他出身于没落的小贵族家庭，家道中落后随父亲四处漂泊，从军后身负重伤失去左臂，返国途中又被海盗掳去阿尔及尔做了几年奴隶。这些苦难让他对社会现实有了切肤的体认。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个人经历中，塞万提斯提笔写下了《堂吉诃德》。

                                   三

       塞万提斯创作《堂吉诃德》的主旨，他在序言中一再声明：是为了讽刺骑士小说，“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他要“让世人厌恶荒诞的骑士小说”，“把骑士文学的地盘彻底摧毁”。然而，作品的客观效果远远超出了作者的主观意图。塞万提斯不仅讽刺了骑士小说，更塑造出一个复杂多面、充满矛盾的不朽典型——一个既可悲又可爱、既可笑的疯子又是可敬的英雄的形象。

       在艺术手法上，塞万提斯采取了多重手段。其一，运用戏拟手法，以骑士小说的形式反骑士小说。其二，大量使用对比——堂吉诃德的高尚理想与荒唐行为、他与务实的桑丘之间，处处形成对照。其三，采用艺术变形，将堂吉诃德眼中的事物进行扭曲：风车变为巨人，羊群变为军队，酒店变为城堡。其四，用喜剧的方式体现悲剧的精神——人物越是严肃认真，其行为越是令人发笑；而笑声之下，却埋藏着深沉的悲哀。正如杨绛先生所言，堂吉诃德“不止面貌严肃，他严肃入骨，严肃到灵魂深处”。

                                   四

       堂吉诃德与鲁迅笔下的阿Q，确有许多相似之处。鲁迅先生酷爱《堂吉诃德》，他早年购买了多种译本，邀请朋友翻译。他创作的《阿Q正传》中的许多喜剧因素，多少模仿了《堂吉诃德》。两个人物都以“精神胜利法”著称——堂吉诃德每次败下阵来，都会告诉桑丘：那不是风车，是巨人，是魔法师将他变成了风车。阿Q也是这样，用精神胜利法给自己找台阶下。

       但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堂吉诃德的“精神胜利法”属于“主观冒进型”——他主动出击，向臆想的敌人发起冲锋；阿Q则属于“内心退缩型”——他在现实中处处吃亏，只能在精神上自我安慰。堂吉诃德至少还有自我命名的权利和行动的勇气，而阿Q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更重要的是，堂吉诃德临终前幡然醒悟，立下遗嘱不允许侄女嫁给骑士；阿Q则一生都在迷茫，稀里糊涂地做了替罪羔羊。然而，两人殊途同归——他们的战斗都因目标的盲目而化为虚妄，都成为了可笑的悲剧人物。

                                   五

       堂吉诃德的形象对今天的读者依然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理想主义本身并非错误，错误的是将理想建立在虚幻的认知之上；战斗精神本身值得尊敬，错误的是找不到真正的敌人便将矛头指向风车。堂吉诃德的可悲之处，不在于他有理想、有勇气，而在于他的理想与时代脱节，他的勇气用错了地方。他用早已过时的骑士道去解决现实问题，注定只能碰壁。

       然而，堂吉诃德之所以四百年来热度不减，正因为他身上有一种超越时代的永恒价值。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堂吉诃德——那个不甘于平庸、不愿向现实妥协、渴望为正义而战的自己。正如法国文学批评家圣伯夫所言，我们每个人既是堂吉诃德，又是桑丘，无一例外地兼有两面性：狂热的理想和世俗的功利。我们睡下时是堂吉诃德，醒来时是桑丘。

       堂吉诃德的悲剧提醒我们：理想必须扎根于现实的土壤，战斗必须瞄准真实的目标。没有现实根基的理想是幻梦，没有准确目标的战斗是虚妄。但与此同时，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赤子之心，他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又让每一个在现实中挣扎的灵魂为之动容。堂吉诃德是可笑的，但嘲笑他的人未必比他高明；堂吉诃德是可悲的，但他那种为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却足以照亮每一个平凡的人生。

      2026年8月1日炎炎酷暑中于济南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