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苾园扬芳》
(贵阳一中李端棻中学校歌)
南明河畔，苾园流芳、
图云关下，弦歌琅琅。
李公上书 ，兴教图强，
一经五纬，融会贯通，
爱国穷理 ，做新栋梁。
百年的强国梦想 今昔桃李芬芳
莘莘学子 承继薪火，
苾园为我 引航远方。
青春滚烫，中国少年当自强，
继往开来，续写端棻新辉煌
黔中北麓，六广河畔，一座沉淀了600余年岁月的古城静静伫立，这便是今日修文县六广镇广城村，世人口中的六广城。我生于斯长于斯，故土的一砖一瓦、一山一水都刻在血脉深处，而最滚烫、最鲜活、最牵动一生乡愁的，永远是代代相传、灯火不灭的六广城花灯。
这座古城，不仅是修文地域文明最早的发祥地，更是黔中花灯的根脉所在。修文县史志办原主任胡光胤曾说：“一部广城史话，半部修文史”，道尽了这片土地无可替代的文化份量，也印证着花灯自六广城发源，滋养整个修文文脉的深厚渊源。
翻阅泛黄的《修文县志》，史料清晰记载，六广城的建城历史，比县城早404年，元朝便设立蛮夷长官司，明代奢香夫人开辟龙场九驿，六广驿便是咽喉要道，凭水陆要塞之势，成为黔西北商贸与文化枢纽。
如今省城贵阳赫赫有名的六广门，缘起也在我们六广城：明代贵阳扩建外城开设此门，出城一路向北，直通六广驿、六广城，一座城门跨越数百里山河，将六广城的声名镌刻进省城的城市肌理。
昔日繁华的六广城，后来化为全村五个生产队：上广城、中广城、下广城、桐子园、新田湾，五个生产队的民居依山而建，村民和睦相处，各自孕育出一批痴心守护花灯、纵情演绎花灯的乡土艺人，让六广城花灯在六广区九个公社声名远播，成为一方民俗文化最耀眼的招牌。
六广城花灯，始于明洪武年间，在这片古城沃土扎根已有600余年光阴，从最初由四川传入的祈福歌舞，慢慢演化成集唱、跳、演、纸扎于一体的民间艺术，曲调婉转，舞步灵动，承载着乡亲们迎春纳福、驱邪祈安、庆贺丰年的朴素心愿。
在我的童年时光里，春节最盛大的序曲，从来不是年夜饭，而是腊月寒风里早早开启的扎花灯盛事。中广城一位名叫苏明轩的老人，我们晚辈都亲切地喊他苏大伯，每到腊月二十几，别家还在筹备年货，他家院坝早已成了花灯工坊。
竹篾劈得匀细柔软，彩纸裁得缤纷鲜亮，浆糊、流苏、绢花一一摆开，苏大伯佝偻着身子，指尖翻飞缠绕，骨架成型、灯面裱糊、花饰点缀，一盏盏造型精巧的宫灯、排灯、圆灯、走马灯次第成型。
五彩花灯悬挂屋檐，寒风一吹流苏轻颤，火红的光晕映红了冬日的村寨，年味顺着一盏盏花灯，漫遍整个六广城，那是刻在童年里最温暖的烟火底色。
花灯的魂，从来不在精致的灯盏，而在一代代扎根五个生产队、倾心热爱花灯的民间舞者。上广城花灯氛围最为浓厚，赵高义、陈训华、杨换荣等几位前辈，是当地公认的花灯领头人，平日里务农耕田，一到冬闲便召集邻里在院坝排练，推敲唱腔、磨合舞步，从花灯起灯到成套唱段，一字一句打磨，一招一式推敲，每逢邻村邀约玩灯，上广城花灯队必定盛装出场，锣鼓一响，精、气、神十足。
中广城同样人才济济，袁治忠、陈仕昌、陈新才等老艺人，深耕花灯数十载，深谙六广城花灯的传统调门，把乡土生活、农耕四季、邻里情谊揉进唱词里，唱腔质朴醇厚，饱含山野人家的真挚，每一次演唱都引得围观乡亲们阵阵喝彩。
下广城最令人称道的，当属谢少华、谢于文父子。六广城花灯核心角色分为唐二与幺妹子，唐二作为核心武角，讲究步伐矫健、身段灵活、神态恢谐，是整场花灯表演的看点所在。谢氏父子一生专攻唐二行当，脚下野鸡步、梭步、碎米步变换自如，进退腾挪行云流水，腰身扭转舒展自然，举手投足幽默传神，将唐二洒脱风趣的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父子二人搭档登台，唱跳兼备，在整个六广地区堪称一绝，成为几代人心中唐二表演的标杆。
桐子园，亦是花灯传承的重要阵地。周朝刚、唐家、冷家兄弟，卜登明等皆是花灯发烧友，农闲时节自发组织灯班，打理灯堂、筹备道具、组织排练，为花灯传承默默操劳。周朝刚一生专攻幺妹子一角，表演很有特色；旧时幺妹子多由男子反串，周朝刚身段轻柔，手帕翻飞灵动，唱腔细腻婉转，一颦一笑温婉逼真，打破了山野粗犷汉子的固有形象，把幺妹子的柔美情态展现得淋漓尽致，每次出场都成为全场焦点。
新田湾，张建华、王永杰、顾家兄弟等一众乡亲，对花灯始终热忱不减，只要村里办灯会或春节出灯，他们永远是最积极的参与者，敲锣打鼓、举灯引路、后场伴唱，各司其职，用满腔热情，撑起花灯队伍的完整阵容。
五个生产队同根同源，艺人各有特长，平日里各自打磨技艺，春节期间便合为一支盛大的花灯队伍。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花灯走村串寨，入户拜年，堂屋跳灯、院坝耍灯、村寨巡演，锣鼓声、唢呐声、欢唱声此起彼伏。孩童追着花灯队伍跑遍村寨，老人倚着院墙静静观赏，主妇们则端出热茶糖果款待灯班，一城老小沉浸在花灯带来的狂欢里。
六广城花灯扎根乡土、源流正统、传承有序，600余年未曾断代，对全镇产生重要影响。凭借原汁原味的民俗风貌、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旺盛的群众生命力，成功获评贵阳市“花灯艺术之乡”，这份荣誉，是对六广城千年文化地位最好的印证，也是一代代花灯艺人长期坚守的勋章。
回望来路，土城墙残垣，静静诉说着六广城昔日的城池荣光；而流传数百年的花灯，让这座古城的文脉永远鲜活。胡光胤先生所言“半部修文史”，一半是古城驿道、商贸戌边的历史沉淀，另一半便是花灯流转、烟火生生不息的民俗华章。
贵阳六广门因六广城得名，修文文脉由六广城花灯发端，五个生产队的乡土艺人，腊月扎灯的苏大伯，灵动奔放的唐二，与温婉动人的幺妹子，共同编织了独属于六广城的花灯记忆。
岁月更迭，古城容颜悄然变迁，农耕时代的生产队已成过往，但花灯的灯火从未黯淡。每当忆起儿时腊月扎灯的彩纸竹篾，春节村寨此起彼伏的花灯唱腔，五个生产队艺人纵情起舞的身影，心中便涌起无限滚烫的豪情与乡愁。
六广城的花灯，是古城600余年的文化图腾，是修文文脉最初的火种，更是所有广城人一生不变的精神支柱。这盏从明代点燃至今的花灯，会永远在六广河畔熠熠生辉，照亮故土过往，也照亮民俗传承生生不息的远方！
作者简介：
江跃华，男，汉族，贵州修文人，67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散文学会副会长，贵州省散文诗学会常务理事。自由撰稿人，资深媒体人；已出版《耀华文集》《耀华作品集》《耀华文选》等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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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学社学人群（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民雄 王朝文 王晓卫 王 义
韦安礼 邓红蕾 石孝军 石朝江
史继忠 龙炘成 龙俊成 江跃华
伍新福 刘昌刚 李 裴 李明梓
李荣南 李 海 何 京 杜天麟
吴寿昌 吴建伟 佟德富 陈训明
陈筑梅 陈燚鑫 郑传楼 郑希有
杨光林 杨昌儒 杨胜勇 杨 德
杨炯蠡 杨茂锐 罗 健 罗遵义
周 江 封孝伦 骆义飙 敖以深
翁家烈 秦仁智 高 婕 萧洪恩
常思黔 蒋南华 黑卫平 廖友农
谭厚锋 缪志明 潘世仁 张 勇
导弹砸下来的那一刻，其实我们已经被当成了“可以被牺牲的对象”。
1999年5月8日凌晨，贝尔格莱德的夜空突然被几团刺眼的火光撕裂。几枚北约导弹，带着预先设定好的坐标，划过黑暗，直直砸向一栋本该被视为“绝对安全”的建筑——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爆炸声之后，是整栋大楼的摇晃，是碎裂的玻璃、坍塌的楼板、燃起的烈焰，是惊呼、哭喊和呼号。对于那栋楼里的人来说，这一刻并不是“战争误差”，而是货真价实的灾难降临。
几小时后，一位中国老人站在残垣断壁前，捧着两个骨灰盒，对着镜头哽咽着那句很多人至今忘不了的话：
“我女儿、我女婿来的时候好好的，现在我只能把他们的骨灰带回去。北约为什么要炸我们的使馆，为什么要杀我们中国人？”
这句话，其实把整件事的本质都问出来了：他们不是误炸，他们是在拿活生生的人命做“战略试验”。
如果只看时间线，这次事件是发生在南联盟战争期间，北约在轰炸南斯拉夫的行动中，导弹“误击”了我国驻南使馆。但当我们把碎片拼起来，会发现，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导航错误”，而是一整个时代背景下，一次极端粗暴的权力展示。
要搞清楚这件事，得从三个层面看：导弹是怎么打下来的、美国和北约怎么解释、而中国到底怎么回应以及这件事最后在中国人心里留下了什么。
导弹砸下来的过程，远比很多人印象里的冷冰冰描述要血肉横飞得多。
当天凌晨，贝尔格莱德上空已经不是第一次响起防空警报。对当地人来说，爆炸声几乎成了日常背景音。但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还是在尽力维持一种“正常工作的状态”，他们有的在整理材料，有的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准备休息，有的在打电话向国内汇报情况。
大约在当地时间午夜之后，五枚精确制导导弹先后扑向了中国大使馆。那不是随手扔的哑弹，而是按照坐标设定好轨迹的武器。它们从不同方向飞来，几乎同时命中，使馆主楼被炸得几乎成了一个燃烧的空壳。
新华社记者后来回忆，当时使馆里大约有30人。爆炸发生的一瞬间，有人直接被炸倒，有人被震飞，有人瞬间陷入浓烟和黑暗。大楼开始摇晃，火光透过窗户，在走廊里反射出一种让人腿软的红色。
潘占林大使也在楼里。他冲出去的时候，整栋楼正在冒烟，火光映着残墙。他大声喊：“同志们不要慌！不要慌！”那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在极度混乱中强行把大家的意识拉回“要组织起来”的状态。
很快，现场人员开始自救、互救，清点人数、确认失联者。几轮清点之后，发现有三个人一直没能找到——邵云环，新华社记者；许杏虎，《光明日报》记者；以及他的妻子朱颖，也是新华社记者。
救援人员再次冲进滚滚浓烟的大楼，踩着塌陷的楼板和到处都是的碎砖碎玻璃，一层层找。最终，他们在废墟中发现了三个人的遗体——不是被什么流弹波及，而是实实在在死在了自己办公的地方。
消息传回国内的速度很快，但真正的震动更快。
那是一个互联网还没普及的年代，短消息和电视才是信息主渠道。5月8日当天，外交部紧急召见美方和北约代表，提出强烈抗议。当天下午，外交部副部长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向北约提出严正交涉，措辞里没有任何客套，讲得非常直接——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
同时，各种声音在国内开始发酵。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先后发表声明，措辞都非常严厉，直指“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些词我们现在听起来有点抽象，可在当时的语境下，是对美国和北约公开指责的最高强度表达之一。
但真正把这件事推到社会情绪高点的，是高校学生的反应。
北京的几十所高校几乎在同一时间自发组织行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师大等等，一波一波的学生走向美国驻华大使馆，举着各自画的横幅和标语。那时没有微博，没有朋友圈，也没有统一的“文案模板”，所以每一条横幅几乎都是写在床板上、画在旧布上的即时表达：
“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
“坚决反对美国霸权主义。”
喊到嗓子哑，是很多当事人的记忆。有人回忆，当时根本顾不上形象，拿着扩音器反复喊，喊到声音沙哑就换人继续喊。那种情绪不是煽动出来的，而是实打实的愤怒——因为这是第一次，很多年轻人真切地感到，“中国人”三个字被摆在了枪口之下。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迅速做了一个关键动作：派出专门小组赶赴贝尔格莱德。
5月9日，工作组抵达当地，带去的是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的直接委托。王国章到医院探望伤员时，说了一句后来在很多报道里反复被引用的话：“全国人民和你们在一起，希望你们安心疗伤，早日康复。”这句话其实是要让他们知道——你们不是被孤零零地扔在一个战区里，这是你们在前方承受的伤，后方是知道的，是记着的。
在当地陆军总院，工作组成员向三位遇难者遗体告别。现场有哭声，但很多人是咬着牙站着的。朱颖的父亲朱福来，看着冰冷的遗体，说的就是那句：
“女儿，父亲来看你了。”
这不是文学加工，而是真人真事，他后来面对镜头又重复了那句发问：“为什么要炸我们的使馆，为什么要杀我们中国人？”这是一位普通父亲的质问，却也是很多中国人此后很多年的集体疑问。
而这一切，在美国和北约的嘴里，是另一套说法。
事件曝光后，国际舆论一边倒地批评和质疑北约。但美国和北约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承认犯错”，而是迅速找理由。
5月8日，北约秘书长索拉纳明明知道事情严重，却先放出一句话：“这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他紧接着强调责任“不在北约系统”，把问题往“技术失误”上推。
第二天，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理查德·谢尔比又补了一刀：“这次导弹袭击中国使馆，是因为中央情报局情报过时，是识别攻击目标的失误，不是飞行员的错误。”
一句话总结：我们没想炸你，是情报出了问题，是“老地图”的锅。
然后克林顿给江泽民发信，说这是“一个错误”。再往后，美国防部长科恩在记者会上进一步解释，说是用了中情局的“旧地图”，坐标错了，才误炸。
这套说辞，听起来像是在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司机说：“我用的是旧导航，路不熟。”“不是故意的。”可是问题是——他们开的不是家用小轿车，而是提前校准过、能精确打击目标的导弹。
中国国内的相关专家当时就站出来，把美国的解释拆得非常细。航天工业总公司的导弹专家提醒一个基本常识：这次用的是精确制导武器，不是随手丢炸弹。导弹在发射前，要把预先计算好的飞行轨迹、卫星拍摄的地貌特征都输入它的制导系统，然后飞行员还会对坐标进行最终修订。
简单说，导弹打出去之前，是经过了好几道确认程序的。而且，这次不是一枚，而是五枚，从不同方向几乎同时命中。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目标坐标是提前设定好的，是被精确锁定过的。
如果地图真那么“旧”，如果坐标真那么“错”，那五枚导弹怎么会如此整齐地砸在同一个坐标上？这不是导航偏了一点点，而是精准地把中国使馆当成了一个可以目标化的点。
更关键的是，美国和北约一直自己吹嘘他们的武器精度，说可以通过卫星和高科技做到“只攻击军事目标，不误伤无辜”。结果，现在面对中国使馆被炸，他们又反过来说“技术不行”，“地图过时”。这自我矛盾，本身就把所谓“误炸说”给戳穿了。
中国的卫星专家也指出，美国当时的侦察卫星能力已经非常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时监控战略目标。一个首都里的重要建筑，是不可能在他们的系统里被当成“模糊点”的。更何况，中国使馆并不是临时搭建的帐篷，而是几年前就存在的固定建筑。
所以，在技术细节和常识层面，“旧地图导致误炸”的说法漏洞百出。站在中国人的立场，这很难不让人产生一个直觉：这不是单纯的失误，而是打着“误炸”幌子的蓄意行为。
至于他们具体的政治考量和军事意图，公开档案里未必给得出完整答案，但“他们知道那是中国使馆，却仍然按下了发射按钮”这个判断，在大量技术分析和现场信息拼接后，已经变成很多人心里的共识。
面对这样的解释，中国不可能只停留在愤怒上，还必须给出明确的政治立场和要求。
事件发生后几天，中国的应对可以用“冷静但非常坚定”来形容。一边是社会的情绪，一边是外交上的操作，两个层面没有相互打架，而是形成了一个很罕见的整体。
5月11日，联合国开始讨论北约的轰炸行动。在这个平台上，中国不只是为自己说话，而是把这次事件放在更大格局里，强调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提出了“主席声明”，重点就是谴责对主权国家的武力侵犯，强化联合国在维护和平方面的角色。
5月12日，三位遇难者的遗体和骨灰回到祖国。机场的那一幕，其实很多人后来都不太愿意复述，因为太沉重了——军机停下，舱门打开，覆盖着国旗的棺椁被缓缓抬下，人们自发在道路两旁站满，整个现场几乎没有人说话，只能听到脚步声和呼吸声。
为了纪念三位烈士，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等地降半旗进行哀悼。那几天，北京的天空异常低沉，新闻画面里，国旗在风中微微俯下，是一个国家对自己倒下的使者的公开告别。
5月13日，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重要讲话。通篇没有煽情式的修辞，语气很稳，但每一句都打在关键点上。他先表达了对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烈士的深切哀悼，说“他们是为祖国捐躯的，我们要永远怀念他们。”同时向受伤人员表示慰问和敬意。
接着，他话锋一转，把重点放在“要求”上：代表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北约必须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做出全面、完整的交代，必须向中国人民道歉。他强调，如果做不到，不仅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人民也不会答应——把这件事从“双边冲突”提升到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层面。
在内部会议上，江泽民又提到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我们要卧薪尝胆，奋力发展，来日更好地保卫祖国，保障人民权益。”这句话里的情绪很克制，但其实是一种长线回应：你今天炸了我使馆，我的最根本反击，不只是愤怒，而是未来更强的国家实力。
5月14日，克林顿主动与江泽民通话，再次道歉。但江泽民没有被“道歉”这一形式冲淡重点，而是明确指出，美国必须满足中国的全部要求，包括进行全面调查、公开真相、承担责任、做出赔偿。他把这件事定义为“中国人民的灾难，是一场飞来横祸”，并强调“北约必须承担全部责任”。
最后那段话非常直白：“现在最紧迫的，是美国政府应该对这件事情进行全面地调查，给中国人民一个交代，给烈士家属一个交代，并要满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提出的全部要求。”
从结果来看，美国和北约后来确实承认了“误炸”，做了道歉，也向中国提供了赔偿。但在很多中国人眼里，这些举动更像是一种“事后的公关处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件事的性质。
因为无论怎样补救，事实是——在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中国大使馆这个本应受到国际法严格保护的场所，被当成了军事目标，三名无辜的中国人被炸死在自己的办公桌前。这件事是写进历史书的，无法被删掉。
真正值得我们反复回看和思考的，是这件事在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心态上，留下的那些看不见的痕迹。
一方面，这次事件极大加强了中国社会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敏感度。很多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原来外交官、记者、工程师这些岗位，在某些情况下也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而我们平时说的“国家尊严”、“主权不可侵犯”，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概念，而是可以被导弹直接撕裂的东西。
另一方面，它也让中国人更清楚地看到所谓“国际规则”在现实中的双重标准：对强者是工具，对弱者是约束。美国和北约一边在联合国谈“人权”“人道主义干预”，一边却敢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对南联盟连续轰炸，甚至把中国使馆炸成废墟，然后说这是“技术错误”。
这种反差，让很多人意识到一个残酷事实：在国际政治里，如果你不够强，别人犯了错，对你的道歉，更多是为了修复他们自己的形象，而不是出于真正的敬畏。
也正因为如此，后来我们经常听到那句话——“落后就要挨打”。它不再只是对历史的总结，而是包括这次事件在内的一系列现实的提醒：只有变得足够强，你的使馆才不会被随便当成可以“误炸”的对象，你的公民才不会轻易成为别人战术布局里的“附带伤害”。
从更长的时间线看，这次事件也在另一个层面推动了中国的一些选择：更加重视国防科技和情报能力，更加看重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更加坚定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立场。我们后来反复强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反对通过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自己就在这种武力之下被误伤过、被侮辱过。
所以，当我们今天回看1999年的那支摇晃的镜头，看到那个老人捧着骨灰盒哽咽发问，其实不只是为那三位记者哭，更是在为一种压抑了很久之后终于说出口的愤怒哭——为什么我们明明遵守规则，却可以被导弹随意砸到头上？
答案可能永远不会写在美国的官方报告里。但这反而逼着我们自己把问题想明白：你要用什么方式去确保，以后你的使馆不再被任何人“误炸”？你要用什么方式让那些拿着导弹的人谨慎到不敢再拿你做“试错样本”？
1999年的那一夜，已经过去很多年。贝尔格莱德的废墟早已清理，中国的新一代记者走上了新的前线，新的中国使馆在世界各地升起了新的国旗。朱颖父亲的那句“为什么要杀我们中国人”，在很多人心中没有过去，而是变成一个倒逼我们成长的提醒：如果不想再被人“误伤”，就必须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更坚实的手里。
说到底，这次事件让我们看清了一件事：国际舞台上没有真正的“误炸”，只有实力差距下的轻慢与代价。我们今天所强调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与发展”，不是站在道德高地上对别人说教，而是从我们被导弹炸过的亲身经历出发，得出的非常实际的结论。
记住废墟里的那面被尘土掩住，只露出一角的国旗，也记住那句带着哭腔的发问。不是为了沉湎于仇恨，而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这世界从来不公平，只有变强，才能让自己的旗帜不再以那样的方式出现在新闻镜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