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邢秀玲
朱海燕
昨晚，任丽璋老师打电话来，问我：“知不知邢秀玲去世了？”我说：“不知道。几个月来，我打了多次电话，就是无人接。”我问任老师，你听谁说的？”她说：“听青海的一位同志说的，但还不敢确定。”
任丽璋老师是原《青海湖》文艺评论编辑，经她的手，发过我一些文学评论，也是最初扶我走上文学道路的老师之一。
与任老师通话后，我又用微信呼邢秀玲老师，没回音；再打电话，还是没人接。我只好打电话给王贵如。我在青海时，贵如在青海海西州宣传部工作，后来任州委常委、宣传部长、州委副书记。后调到省上，任广电厅厅长、省文联主席，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是我几十年的朋友与师长。他回话于我：“邢秀玲去世了，是6月7日走的。”
我心情沉重而悲痛。我在文学的道路上行走50年，邢秀玲是最初扶我上路的老师之一。1976年，我到青海，那时，她是《青海日报·江河源》副刊的编辑。我见报的第一首诗歌，就是经她编发的。我与老师第一次见面时，她称我“尕娃”。那时，我刚满20岁，她把我仍视为孩子。
两年前，《青海日报·江河源》副刊创刊70周年，《江河源》副刊向邢秀玲约稿，老师在这篇几千字的文章中，谈到我。她说，我的第一首诗在《江河源》发表时，占了近半个版的篇幅。从那时开始，他们就把我作为《江河源》的重要作者之一。邢老师对我文学上的起步，起到了他人不可取代的作用，她用累积了多年的文学知识与创作经验帮助我，使我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走上了文学的台面。后来的几十年，虽然我离开了青海，她依然关注着我，赏识着我，于公于私，她都喜欢对我作出很好的评价。有些评价我以为过了，我并没有那么高，我把她的赞扬视为是对一个学生的关爱与鞭策。我只好端坐在她的赞扬中，享受这样的独自的属于我的荣光。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所写的东西不可能篇篇如她心意，她对我的赞赏，只能说是她对我作品的偏爱与宽厚所决定的，这使我那份感恩的心，变得更加纯粹。
邢老师的爱人黄教授，原是青海省省委党校的教授，他是重庆人。1983年我离开青海后，不知道他哪年调回重庆，邢老师也跟着先生调到重庆。因此，使我与她失去了近20年的联系。一次，我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看到邢老师写重庆的一篇散文，才知道她调到了重庆，但她供职于重庆什么单位，我并不知道。一次去重庆出差，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总算联系上了她。那时，她在《西南经济报》主持副刊工作。当晚我到她家，时光的河流尽管冲刷着岁月的堤岸，但并未抹去我对老师的记忆。多年不见，当那个熟悉的身影再次闯入视线，分别多年的师生重逢，往往不是简单的寒暄，而是一场穿越岁月的情感共振。这种感情复杂而深沉，交织着惊喜、感恩与释然。我审视老师的变化，鬓角是否染上了霜雪，眼角是否刻下皱纹，背影是否不再挺拔，这些细微的改变，是时间留下的痕迹，让瞬间意识，体会到“多年与师生”的重量。
之后，我们的联系又多了起来，她先后评我的书，写我的文章，大约有四五篇吧。2004年，第六届范长江新闻奖评选会议是在重庆召开的，《青海日报》的领导王文泸是那届的评委。老师知道我参评那届范奖时，特地给王文泸老师打电话，她说：“海燕是我的学生，是我们《青海日报》培养出来的报人，曾经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多次中国新闻奖，请你关注。”没几天，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获得范长江新闻奖了。”她对我表示祝贺。
2014年，中国西部九省区散文创作研讨会在重庆的长寿召开，老师邀我参加。尔后，在她主编的《重庆散文》发表了我的散文。她对我说：“在新闻上你已经顶到天花板了，应该把精力转移到散文的创作上。”她修改了莎士比亚《亨利六世》中的一句话与我共勉：“把我们的眼睛合上，想着前方。我们要为写好散文而好好的沉思。”
我在渤海之滨，得知邢秀玲老师在山城熄灭了生命的烛火。山与海，本是地理上两种截然不同的地貌。但在师生的情感纽带上，却构成了深刻的隐喻。山，代表着沉稳、厚重与坚实。秀玲老师逝世于山城，她在大山的褶皱里扎根，以沉默而坚韧的姿态，托举着我的思念。海，象征着辽阔、深远与回响。身处渤海之滨的我，承载着老师赋予的知识与思想，正面对着大海一样的广阔世界。当山城的老师远离人间，走进群山之时，海边的我，无法亲赴墓地献上一束白菊，只能借这大海的意象，完成一场跨越千里的精神祭奠。
老师虽逝，但其精神如山川之水，汇入长江，流进大海；我在海边，可取一瓶海水，或拾一枚贝壳，将其认为老师精神的载体。在这片蔚蓝之前，我明白，最好的悼念，是逝者带着山的骨气，生者活出海的精彩。
百度图片 在此致谢
朱海燕，铁道兵著名诗人。1976年入伍，在铁道兵七师任排长、副指导员、师政治部文化干事。1983年调《铁道兵》报，1984年2月调《人民铁道》报，任记者、首席记者、主任记者。1998年任《中国铁道建筑报》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高级记者。2010年3月调铁道部工程管理中心任正局级副主任，专司铁路建设报告文学的写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中国作协会员。
主编 李汪源
校对 张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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