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下文学的日趋买卖化倾向——当代文坛批判之十
李千树
一、文学与买卖辨析
文学与买卖，本是两途。文学者，精神之创造也，关乎人心世道、灵魂安顿；买卖者，物货之交易也，系于利亏盈亏、锱铢算计。二者泾渭分明，不容混淆。诚然，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不可能完全脱离物质生产与传播的环节——书要印、刊要发、作者要养家——这是客观事实，无可讳言。但文学有“商品”的一面，绝不意味着文学“就是”商品。正如人有食色之需，却不能说人就是食色的奴隶。将文学的传播环节等同于文学的本质属性，是彻头彻尾的概念偷换。
二、文学即买卖？——某些人的错误认知
有人振振有词：古之学者，为文即为升官发财，“学好文武艺，贩与帝王家”；司马相如以“千金赋”公然买卖；韩愈为人书写碑文赚取润笔，亦是买卖；文人卖文卖字画，自古已然，何必讳言？
此论似是而非，实则荒谬。司马相如作赋，确有邀宠之嫌，但《子虚》《上林》的艺术成就岂是一纸买卖可以涵盖？韩愈撰碑，确有润笔之酬，但“文起八代之衰”的道义担当岂是铜臭所能衡量？ 古人卖文，卖的是文字之“用”——应用之文、应酬之作，而非文学之“魂”。他们从未将文学本身降格为商品，更未以买卖逻辑取代创作精神。以古人之“卖文”为今日文学全面买卖化张目，无异于以“庖丁解牛亦为谋生”来论证屠宰即艺术——偷换概念，不值一驳。
三、现实生活中的文学日趋买卖化
然而今日文坛之弊，远非古人可比。文学正在经历一场系统性的买卖化蜕变，其规模和深度前所未有。
其一，刊物版面明码标价，发表权沦为商品。 2024年，“作家刘嘉昊”公开兜售杂志版面，将文学期刊的发表机会明码标价。文学刊物本是作品问世的公共平台，如今却成了地下市场的交易标的，这是对文学尊严的公开亵渎。
其二，创作本身被资本逻辑全面改造。 复旦学者陈思和直言：“今天的文学正在变成商品。”网络文学领域尤甚——平台以点击量和付费率为唯一标准，催生“快餐式写作”和同质化内容。2024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营收规模已达495.50亿元。更令人忧虑的是，“千万级定制合同数量同比增长近3倍，同期作者原创作品占比首次跌破60%”。当创作不再是心灵的表达，而是资本的定制，文学便沦为流水线上的标准件。
其三，奖项沦为利益交换的工具。 第21届十月文学奖14个奖位被作协正副主席包揽九席，网友直斥为“圈层分赃”。更有奖项主办方公然“明码标价出售入围资格”。“批发式颁奖”泛滥，创作者“钻研评奖套路与社交运作”，形成“重评奖轻创作”的浮躁风气。评奖不再是甄别优劣，而是分配利益。
其四，“雅贿”泛滥，文学沦为权钱交易的遮羞布。 部分官员以“文化人”身份为掩护，利用文联、作协等组织的领导职务，“在项目审批、资金分配、职称评定、作品扶持出版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赵长青受贿案涉案金额高达2486万元。更有落马官员以出书为名，要求下属购买或公款购买，将“雅好”变成“雅腐”。文学的头衔、文学的渠道、文学的声望，统统被纳入买卖的版图。
四、当下的文坛，似乎早已没有文学，只有买卖
当上述现象汇聚成潮，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残酷的现实：当下的文坛，正在从“文学的园地”蜕变为“买卖的集市”。
在这个集市上，作家不再是创作者，而是“内容供应商”；作品不再是精神产品，而是“IP资产”；读者不再是欣赏者，而是“消费者”。文学批评也未能幸免——“部分评论家将‘红包厚度’与‘赞美程度’直接挂钩，把文学批评异化为新型权钱交易、人情交易”。当代文坛“已经演变成一个高度等级化的名利场。作家们按照知名度、销量、获奖情况、媒体曝光度被严格分类，像商品按照品牌和价值被贴上不同标签”。
这一切与官场上的权钱交易有何本质区别？只不过官场交易的是权力，文坛交易的是名声；官场腐败是公然的违法，文坛腐败则披着“艺术”“文化”的华丽外衣。但本质相同：都是以公共资源和社会公信力为代价，满足少数人的私利。这难道不是一种腐败？而且是一种更具隐蔽性、危害更为深远的腐败——它不仅腐蚀个体，更在摧毁文学赖以存在的精神根基。
五、文学买卖化的危害与如何改变
文学买卖化之害，首在消解精神。当一切以流量、销量、奖项论英雄，当“爆款”从结果性荣誉变成前置性目标，创作者不再追问“写什么”“为何写”，只关心“卖给谁”“卖多少”。注水的情节、重复的套路、悬浮的幻想取代了真诚的书写。文学失去了与人心对话的能力，沦为欲望的消费品。
其次在腐蚀生态。当荣誉可以轻松获取，“潜心打磨作品的动力便会被削弱”。劣币驱逐良币，真正有追求的创作者被边缘化。文学的公信力一旦崩塌，重建将比登天还难。
如何改变？方向只有一个：让文学回归文学，让创作回归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人民的文艺。这意味着文学不能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不能成为资本逐利的战场，更不能成为腐败藏污纳垢的后花园。
具体而言：一是加强党对文学艺术领域的组织领导，强化制度建设，完善文学评奖、出版、职称评定等环节的监督机制，斩断利益输送的黑手；二是强化价值引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让真正有思想深度和艺术价值的作品脱颖而出；三是行业自律，作家协会等社会团体应“建立健全行业规范，实行零容忍政策”；四是社会监督，媒体需“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揭露不良现象”。
文学从来不是买卖。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更加不能商品化。它可以被传播、被出版、被阅读，甚至被消费，但它的灵魂和精神永远不能被交易。当文学只剩下买卖的那一刻，文学便已经死亡。而我们，不能坐视文学的死亡。
( 注：本文立论依据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重要论述。论证中引用的具体案例均来自公开报道和学术讨论，力求实事求是、言之有据。）
2026年7月31日晚于济南善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