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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钦芳
前几天，童年的小伙伴，如今的村长建民打来电话，说是星期天要我回周至老家一趟，商量我家老屋拆迁之事。很显然， 村上没有做通父亲的思想工作。
提起我家老屋，那低矮陈旧的房屋，残桓断壁的围墙，杂草丛生的院落以及门前那棵老榆树等不时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于是，昔日发生在老屋的往事，使我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自从我们离开老屋搬进新居后，几乎很少再有人去老屋了，唯独老父亲仿佛不知疲倦，总是隔三差五地坐在老屋门前的石头上抽烟，然后，这边扫扫，那边补补。年复一年从未间断。
“文革”初期，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爷爷带对美好生活的幢憬和期盼，离开了老屋，离开了我们。尽管当时年幼，不太懂事，安葬爷爷的经过已记不清了，但老屋门两边的挽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虽然挽联的内容我不知晓，但每次放学回家，看到那残缺不全的挽联时，不由得想起去逝不久的爷爷,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那年过年时，当我看到小伙伴二栓家贴春联时，回到家问父亲，为什么我们家不贴春联？父亲告诉我说：“爷爷刚刚去逝，咱家有服，不能贴春联”。
虽然当时不懂什么是“服”，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隐隐约约地感到，那是对爷爷的怀念。除夕夜，我们姐弟三人跟着父亲守岁时，只见父亲看着爷爷的遗像 ，两个眼角不时地流着思念的泪水。从那一刻起，我才明白了“服”的真正含意。
七十年代初，父亲进入哑柏供销社工作，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人生活在农村，我们一家大小五口，仅靠父亲每月三十元工资维持生计。为了供我和弟弟上学，为了少给生产队找口粮钱，十六岁的姐姐主动辍学回家，跟着大人们在生产队劳动。那时要不是姐姐辍学回家劳动，为家里挣回口粮钱，家里的日子真的是过不下去的。姐姐的辍学，成了母亲最大的一块心病。在日后的生活中，每每提起我们上学，母亲便为姐姐抹着泪水，自责不已。
一九七六年冬天，即粉粹“四人帮”的那一年。姐姐要出嫁了，记得出嫁那天，天气阴晦，飘着雪花，大妈搀扶着姐姐给“灶神”磕头时，姐姐哭了，母亲哭了，我们全家人也都潸然泪下泣不成声。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感悟到人世间亲情分离的痛苦滋味。姐姐出嫁后，母亲因伤心和劳累过度而大病了一场。
八十年代初，我高考落榜回到家乡，此时的农村正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为使弟弟安心上学，我主动加入到生产责任制的行列中，经过五年的辛苦劳动，我们家的责任田连年丰收，家里不但还清了以前的粮债，还吃上了白馍，吃上了白面，实现了爷爷梦想的生活。当然，这样的生活在今天看来是不足为奇的，可是，从那个饥荒年代过来的人感触颇深，一个几十年“大锅饭”都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而通过农业生产责任制在短短的三五年间便得到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俗话说：男大当婚，那年冬天乘着丰收的喜悦，我结婚了。尽管新房置在老屋内，洞房是土炕、土地面，但我从不感到陈旧和寒酸，相反的感到老屋更加温暖和亲切。
一九八四年秋，也就是我结婚的第二年，我的弟弟考上了大学，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学录取比例很低，能在当时考上实属不易。弟弟临走前，父亲千叮咛，万嘱咐，要求弟弟好好学习，不要辜负全家人的一片期望。懂事的弟弟 ，临走时向父母及老屋深深的鞠了一躬，踏上了去省城的求学之路。令人高兴的是，弟弟走后的第二年，我喜得千金，所有这一切，对一个刚刚从贫困中走出来的农家而言，是天大的喜事，这些喜事，只有老屋和我们全家人才能深深的感受到幸福的味道。
时光易逝，岁月匆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里人口增多，老屋已不能满足全家人的生活需要了，在此情况下，我们才盖起了现在居住的楼房。记得乔迁那天晚上，父亲夜半时辰，独自一人去了老屋，在老屋的土炕上深沉的抽着烟，坐到了天明。在他眼里，我家只所以有今日，主要是老屋地方好，脉气旺，它才是保佑全家老少安康兴旺的护身符。
如今，弟弟早已成家，在省城有他自己的事业。去年，村里搞土地流转，我将自己的土地流转给同村的斌斌种起了大棚疏菜。我也在我们当地一家公司上班，妻子在家伺俸老人。而废弃多年的老屋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被时光、风雨侵蚀的摇摇欲坠，随时有倒塌的危险。
如今，新农村建设，扩宽道路，老屋挡道，拆除老屋是大势所趋。但是，在老屋住了大半辈子的父亲看来，老屋几乎是他生命的重要部分，现在要拆除，这个思想弯子怕一时是转不过来的。
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正当我为做父亲的工作发愁时，母亲告诉我说：“芳儿，不要熬煎了，你父亲的思想通了”。
原来，昨晚上，当我上楼休息后，大表哥来了，他的一席话，才使父亲茅塞顿开，彻底顿悟了。我家只所以有今天，不是老屋脉气旺，而是全托改革开放的福，托党的富民政策的福。
听了母亲的话，我高兴的拨通了村长的手机……
周至县青化镇二庙村 孙钦芳 2026年7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