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上古迷雾，追寻人文初祖之光 

读金海先生《中国伏羲文化的溯源与研究》有感

文/刘明璋

       细读金海先生的 《中国伏羲文化的溯源与研究——在迷雾中探寻文明曙光》一文，如同跟随作者穿越千年典籍，游走于先秦文献、历代正史与近现代学术研究之间，拨开神话传说的层层云雾，直面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文化厚重而复杂的历史原貌。全文脉络清晰、史料翔实，梳理了伏羲文化从文献记载、正史定型、近代学术思辨到当代地域研究的完整脉络，既客观呈现了上古史研究的困境，也让我对中华早期文明起源有了更为立体的思考。

       文章第一部分梳理先秦典籍的文字溯源，让我明白伏羲并非后世凭空造神。从《周易·系辞》画八卦、结网罟，到《左传》太昊以龙纪官、风姓部族散落鲁西南，再到《管子》记载伏羲定阴阳、演数理，诸多先秦古籍零碎却相互印证，勾勒出伏羲最早的文化形象。不同于后世神化的人首蛇身创世神，先秦文献里的伏羲，是观天地、法万物、创制人文秩序的部落圣王，是中华文明制度与思想的最初开拓者。而司马迁《史记》不为伏羲立本纪，司马贞补撰《三皇本纪》完善三皇体系，这段正史传承的变迁，也让我读懂：上古圣王的历史叙事，本就是后世史学家不断整合、建构、完善的过程，神话与古史本就交织相融，难以一刀割裂。

       最触动我的，是文章对近代学术范式转变的叙述。以古史辨学派为开端，学界打破盲从古史的传统，用理性考据审视三皇五帝传说；闻一多《伏羲考》运用比较神话学，打通了中原创世神话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联系，让伏羲文化跳出单一中原史观，成为多民族共有的文化记忆。改革开放之后，考古学、民俗学、地域文史多学科交汇，不再局限于书本考据，而是把地下遗址、地上碑刻、民间祭祀融为一体，这种从疑古到释古、从单一考据到跨学科研究的转型，正是当代上古文明研究最可贵的进步。

       文中“三地争辉”的论述尤为客观冷静。甘肃天水以羲皇故里立足，依托大地湾史前遗存；河南淮阳以太昊故都为根基，坐拥太昊陵千年祭祀传统；山东济宁立足风姓古族遗存、众多伏羲庙宇碑刻，深耕地方文脉。三地各持文献与遗存，各有文化叙事，没有绝对唯一的定论。作者并未偏袒任何一方，而是点破核心问题：现存文献互有抵牾，考古只能印证同期史前文明高度，却无法出土直接文字实证。伏羲究竟是一位具体始祖，还是一代又一代承袭“太昊伏羲”称号的部族首领？故里、故都、陵寝究竟在何处？这一系列未解难题，道出了上古无文字时代历史研究的天然瓶颈。没有成熟文字记载的史前史，注定无法像断代史一样精准定位，地域文化的争鸣，恰恰折射出伏羲文化强大的生命力。

       文章结尾跳出了狭隘的故里之争，把伏羲文化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符号。伏羲画八卦开启理性思维，制嫁娶确立人伦秩序，立图腾凝聚部族认同，这份创制文明、顺应天地、和合族群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地理坐标。比起纠结一地归属，更重要的是传承伏羲文化蕴含的创造精神、人文精神与共同体意识。伏羲作为三皇之首，早已不是某一地的先祖，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奉的人文初祖，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最早的文化符号之一。

       读完全文，我深刻认识到：上古文明研究，不必强求一个非此即彼的标准答案。文献、考古、民俗相互参证，保持审慎、包容、多元一体的研究视野，远比争夺单一“故里”更有意义。伏羲文化的价值，不在于锁定一个确切的出生地，而在于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最初的人文觉醒。金海先生的文章，理性而克制，既展现了文史研究的严谨，也守住了文化传承的温度。在纷繁的地域文化热中，这份冷静的溯源与思考，让我们在迷雾之中，守住文明溯源的初心，继续向着遥远的文明曙光稳步探索。

作者简介: 刘明璋：1940年5月生，湖北襄阳人，196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现武大信息管理学院），襄阳广播电视台（襄阳融媒体中心）退休干部，主任编辑（主任记者），长期从事新闻写作。曾任襄樊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襄樊市广播电视局副总编辑。有小说、散文、诗词散见于省市报刋、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