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六年》
第一卷*一夜之间
作者：心如大海
主播：红嫂
第五章·嫩江的早晨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七日，黑河码头。黑龙江的秋风格外硬，吹在脸上像细砂纸在磨。马占山站在江边，身后跟着两个卫兵，一个参谋，一个勤务兵。他的行装很简单——一个柳条箱子，一只装地图的皮筒，肩上搭着一件灰布军大衣。码头上没有人送他，他自己走的。
"将军，汽艇准备好了。"参谋走过来低声说。
马占山点了点头，没有回头。他在黑河待了将近两年，警备司令当得安稳。可这安稳在一夜之间碎了。他十六岁当兵，三十岁入东北军，从哨长一路干到旅长，打过直奉战争，剿过土匪，见过死人堆。他以为自己这辈子什么场面都见过了。可九月十八日之后他才知道，有些场面他没见过——比如自己的国家被人一夜之间拿走大半。
"走吧。"他转身朝栈桥走去。
汽艇突突突地响了，排气管里喷出一股青烟。船身离开码头的时候，马占山站在船尾，看着黑河在晨雾里渐渐模糊。江面很宽，水流不急，汽艇逆流而上，船头像一把刀挑开浪头，船尾留下一道白色的水痕，越拉越长。
坐汽艇比坐火车快——坐火车要经过哈尔滨，那边全是亲日派的人，有人等着劝他投降，有人等着抓他交到日本人手里。他不能走那条路。他选了水路，逆着黑龙江往南走，在江面上走了将近两天两夜。船上的日子很静。水声一直在响，突突突的，像什么人在耳边念经。马占山大部分时候坐在船舱里看地图——嫩江铁路桥的地形图、齐齐哈尔周边的布防图、洮昂铁路的路线图——他把每一张图都看了好几遍，用手指在纸面上划来划去。参谋给他端来饭，他搁在一边忘了吃，等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凉透了。
十月十八日傍晚，汽艇快要到哈尔滨的时候，江面上来了一艘小船。船头上站着一个人，穿着灰西装，远远地朝这边挥手。
"将军！王鼎三主任来了！"参谋喊道。
马占山从船舱里走出来，眯着眼看了看。那是驻哈外交办公处主任王鼎三。两船靠拢的时候，王鼎三跳过来，连寒暄都来不及，凑到马占山耳边压低声音："将军，特区长官张景惠带着人在码头等着接您呢。全是亲日派，日本人也在那里。"
马占山的眉头动了一下。他转头看着远处的哈尔滨码头，暮色里能看见影影绰绰的人在走动。
"多少人？"
"张景惠带了十几个，还有日本领事馆的人。"
马占山沉默了几秒钟。他回头看了看自己的汽艇，又看了看王鼎三的小船。
"你的船能靠别的码头吗？"
"能。下游有个小码头，没人。"马占山点了点头。
他转身走回船舱，把地图卷好塞进皮筒里，把柳条箱子拎上小船。他跨过船舷的时候脚步很稳，汽艇在江面上晃了一下，他连扶都没扶。小船掉头往下游走。马占山坐在船头，看着暮色里的哈尔滨从眼前滑过去。他能看见码头上那些模糊的人影——张景惠穿着笔挺的西装，站在最前面，旁边是一个穿军装的日本人。他们还在等。他不知道他们要等多久才会发现等错了。
王鼎三坐在他旁边，低声说了一句："将军，您这一步走得险。"
马占山没有接话。他盯着远处江面上的一只水鸟——那只鸟贴着水面飞了一段，忽然扎进水里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从另一处冒出来，嘴里叼着一条小鱼。
"人跟鸟一样，"马占山开口了，"该扎下去的时候就得扎。"
汽艇继续往南走，把哈尔滨甩在了身后。江面越来越宽，两岸的树林越来越密，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马占山靠在船舷上，闭上了眼睛。他没有睡着。他在想后天到了齐齐哈尔该怎么站住脚。
十月十九日夜里，汽艇靠上了齐齐哈尔南边的一个小码头。码头上没有人。马占山从船上跳下来，靴子踩在湿漉漉的栈桥上，嘎吱一声响，在夜里传出去很远。他站直了，跺了跺脚，把大衣披上，头也不回地往城里走。齐齐哈尔的夜很黑。街上没有灯，偶尔有一两声狗叫从远处传过来。他推开省政府大门的时候，门轴发出干涩的摩擦声——吱呀——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了好几声。值班室里一个打盹的职员被惊醒了，揉着眼睛探出头来：
"谁？"
他看清了来人，愣了三秒钟，然后猛地站起来："马、马主席？！"
马占山看了他一眼。
那一眼很短，可那个职员后来对人说："马主席的眼神像刀子，看一眼就能把人剥开。"
他把大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把能叫来的人都叫来。明天开大会。"
十月二十日上午，齐齐哈尔省政府礼堂。马占山宣誓就职，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礼堂里坐满了人——有省政府留下来的官员，有各部队派来的代表，有商会的人、教育界的人、新闻界的人。马占山站在讲台上，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腰里别着一把旧手枪，枪套上的皮子磨得发亮。他个子不高，可站在那里的时候像一块石头嵌进了墙里。他开口了。没有稿子，没有提纲，就那么站着说的。
"我是一省长官，守土有责，决不能将黑龙江寸土尺地让与敌人。"他的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像铁锤砸在砧板上。
"我的力量固然不够，可敌人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咱们也只好与他拼命。保护我领土，保护我人民——如果我打错了，给国家惹出乱子来，请你们把我的头割下来，送到中央去领罪！”
礼堂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有人带头鼓掌，掌声从稀稀落落变成了一片。角落里有人站起来喊了一声："马主席！我们跟您干！"
紧接着更多的人站起来，掌声和喊声混在一起，把礼堂的屋顶都快掀翻了。
马占山没有笑。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些人，等掌声落下去，才又开口："光有决心不够。要有枪、有子弹、有工事。从今天起，全省进入战备状态。"
十月二十二日，马占山发表了对日抵抗宣言，通电全国。宣言里有八个字后来被百姓争相传颂——
"凡侵入我境者，誓决以死战。"
那八个字像一把火，从齐齐哈尔烧出去，烧到了哈尔滨、烧到了北平、烧到了上海。一个多月前全中国都在退，终于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了一句"我打"。
可"打"字说出来容易，做起来是另一回事。
马占山就职后的第一件事是整军。他把能调动的部队全部拉了出来——一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团，加上原有的卫队团，总共约一万六千人。一万六千人分成了三道防线：第一道在嫩江桥北岸的大兴车站，由卫队团徐宝珍部守卫；第二道在大兴以北的汤池；第三道在三间房和昂昂溪。三道防线纵深四十公里，宽约十公里，像三道门闩横在嫩江北岸。徐宝珍接到命令的时候正在营房里擦枪。
传令兵跑进来："团长！马主席命令，全团开赴江桥布防！"
徐宝珍把枪放下，站起来披上外套：
"什么时候走？"
"现在。"
他召集全团军官开了个短会，下达了三道命令：
第一，取消所有军官的"宿号"——从今天起谁都不许回家住；
第二，二营三个连即刻开赴江桥大兴车站布防；
第三，一营保卫齐齐哈尔城安全。
散会之后，徐宝珍一个人站在地图前面看了很久。大兴车站位于洮昂铁路与嫩江的交会点，是嫩江大桥北侧的咽喉。从这里往北一百里就是齐齐哈尔。这一百里的路是一马平川的平原，无险可守。也就是说——江桥如果丢了，齐齐哈尔就暴露在日军的炮口底下。
他拿起电话，打给了二营长："你到了大兴之后，连夜挖工事。战壕要蛇形的，交通壕要锯齿形的，别让鬼子的炮火一打穿一片。机枪阵地隐蔽在江岸的烟地里，烟还没收，正好当掩护。"
"明白。"
"还有一个事，"徐宝珍压低了声音，"江桥——炸了它。"
十月十六日，伪军张海鹏部三个团向嫩江桥进犯的时候，守军已经炸毁了嫩江铁路桥的三孔。炸桥的工兵连是夜里摸上去的，在桥墩上塞了炸药，导火索一拉，轰的一声，三孔桥面塌进了嫩江里。伪军前锋徐景隆带着人冲到桥南的时候，看见的是一截断桥和桥北岸黑洞洞的枪口。地雷在伪军脚下炸开，徐景隆当场毙命，伪军三个团溃不成军。桥炸了。可炸桥成了日军的借口。
日本关东军宣称嫩江铁路桥是"满铁投资项目"，属于"日本权利范围"，中国军队炸桥是"破坏日本财产"。他们以此为理由开始向江桥调兵遣将。
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第二十九联队进占四洮铁路全线。十月末，日军第二师团一部组成"嫩江支队"，共约四千余人，从长春和吉林两地出兵。与此同时，汉奸张海鹏的残部也在重新集结，与日军合兵一处。
马占山每天都能收到前线送回来的情报。情报纸很薄，上面用铅笔写着几行字——日军到了多少、伪军到了多少、什么方向、什么装备——他把每一份情报看完，叠好，放进桌角的一个铁盒子里。铁盒子越装越满。
十一月二日，日本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少佐来到了齐齐哈尔省政府。他穿了一身笔挺的军装，进门的时候把军帽摘下来夹在腋下，脸上挂着笑——那笑很标准，嘴角上扬的弧度不多不少，可眼睛没有笑。他坐在马占山对面，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
"马将军，这是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大将的最后通牒。"他把文件推到桌面上，"请您允许日本方面派人修复嫩江铁桥。同时，贵军须于明天午前从江桥后撤十公里。如不应允——"
马占山把文件拿起来看了一眼。他没有读完，只是扫了扫上面的字，然后把文件放在桌上，用手指在上面敲了两下。
"如不应允，怎么样？"他抬起头，看着林义秀。
林义秀的笑收了一点："日军将采取武力行动。"
马占山站起来。他绕到桌子前面，站在林义秀面前，低头看着他。林义秀不由自主地往后靠了靠椅背。
"江桥是中国的桥，"马占山的声音不高，可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地上，"修理桥梁是中国人的事情。别人无须越俎代庖。"他伸出手，把那份最后通牒拿起来，折了两折，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你回去告诉本庄繁——我马占山在这里等着他。"
林义秀站起来，嘴角动了一下，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没说。他抓起军帽转身走了出去，这一次他没有笑。门在他身后砰地关上了。
马占山站在办公室里，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那份通牒。纸是硬的，边角硌着他的手指。
当天下午，他召集军政绅商各界代表在省府开会。会上的意见分成了两派——一派说打，一派说降。
说降的人里有一个叫赵仲仁的，是省政府委员，清朝旧吏出身。他站起来，拄着文明棍，慢条斯理地说："马主席，敌我力量悬殊。打，是拿鸡蛋碰石头。为了全省百姓的身家性命，还请三思。"
马占山坐在主位上，手里端着一杯茶。他没有喝，就那么端着，听赵仲仁把话说完。等赵仲仁坐下之后，他把茶杯放在桌上，站了起来。他走到赵仲仁面前，站住了。
"赵委员，"他的声音很平，可整个会议室都安静了，"你说拿鸡蛋碰石头。我问你——鸡蛋碰石头，碎的永远是鸡蛋吗？"
赵仲仁张了张嘴。
"石头碎了，还是石头。鸡蛋碎了，还能孵出小鸡来。"马占山转过身，面对着所有人。他的目光从每一张脸上扫过去，"我是一省长官，守土有责。敌人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咱们也只好与他拼命。我的力量不够，可我心意已决——就是要和日本拼命。要是我打错了，给国家惹下乱子来了，就请你们把我的头割下来，送到中央去领罪。"没有人再说话了。
马占山回到座位上，端起那杯已经凉了的茶喝了一口。凉茶从喉咙里滑下去，带着一股苦味。
十一月三日，日军开始强行修桥。一百多名满铁工人在两列铁甲列车和日军步兵的掩护下上了桥。日军的飞机也开始在南岸上空盘旋，像几只盘旋在腐肉上方的秃鹫。马占山站在齐齐哈尔城墙上，拿着望远镜往南看。他看不见江桥，太远了。可他看见了南边天空上盘旋的飞机。
"传令下去，"他对身边的参谋说，"全军进入一级战备。各部队枕戈待旦，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命令传下去的时候，江桥北岸的大兴车站里，徐宝珍正趴在前沿阵地的战壕里。他用手电筒照了一下表——凌晨两点。
他对旁边的连长说："天一亮，鬼子肯定打。把头缩低。"
连长问："团长，咱们能守住吗？"
徐宝珍把手电关了。黑暗里只有他的声音："守不住也得守。咱们身后是齐齐哈尔。"
他在战壕里趴着，等着天亮。风从嫩江面上吹过来，带着水汽和铁锈的味道。远处的南岸有人在动——他能听见脚步声和铁器碰撞的声音。日军也在等天亮。
十一月的嫩江流域，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三十度。战壕里的土冻得像石头，人趴在上面，寒气从胸口一直透到后背。天快亮了。东边的天际线泛出了一线灰白。徐宝珍从战壕里抬起头，往南岸看了一眼。他看见了——日军的队列正在展开，铁甲车开始启动，飞机的引擎声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他把手按在机枪的枪托上，手指冰凉。
他回头朝身后的士兵们喊了一句话："都给我趴好了。听我的命令——我说打，再打。" 飞机到了头顶。炮声从南岸传来。嫩江的早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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