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返场

——从《作家的两个故乡》被热议说开去

◎潘  枫

自《周至文苑》都市头条平台推出了自己的原创散文《作家的两个故乡》，没有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两指弹出万般音”。

先是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共鸣和共情，能唤醒“从农村包围城市”的60后、70后、80后的集体记忆——那就是大家都有相同的农村经历，有朋友私信回复认为我“写出了一代人的心声”。对于故乡，还有一位在外求学的朋友说“不光作家，还有我们在外的游子”。对于农村，一位朋友私信给我，她觉得“好像也回到了我的童年，那个有麦场、种麦子的童年，恍如我就坐在旁边，静静地看着这老祖父们在忙活的样子”。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进行了“读您的文字，总能在细微处见深意。最喜欢撒种那段，写得活灵活现，烟火气十足；而饭店点菜的细节，更是把环境对人的熏陶点透了。我的感悟是：无论经历多少风霜，作家笔下最深沉、最动人的，果然还是那份挥之不去的乡愁。作家虽博采众长，然精神原乡始终是其创作的源头活水，情意深重”的点评。

我深知——当下，AI技术大行其道，各行各业都很“卷”，人们的物质极其丰富而充盈，但幸福感指数却不高，许多人感到不快乐，甚至压抑，觉得儿时的“用麦换桃、夏天的蝉鸣、老家小河旁的流水声、在儿时菜地大快朵颐的西红柿和黄瓜、夕阳西下的炊烟、母亲喊乳名叫回家吃饭……”这些场景很是治愈眼下的我们。因此，我的《作家的两个故乡》的出现，恰逢其时，不是我的文章有多好，而是激发了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话题进行探讨，有在场感、有参与，有激发、有回味。

正因有大家对此文的喜欢，才有了后被平台——先入“精华”，后上“红榜”的喜悦。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喜悦是一种幸福。当然，幸福从来都是要靠自己来定义。先说说，这次题目《故乡的返场—从作家的两个故乡被热议说开去》。为什么用“返场”一词。“返场”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解释是“演员演完下场后，应观众要求，再次上场表演”。可放在“故乡”身上，这“再次上场”就有些意味了。所以“返场”不是回去，而是重新上来。演员返场，演的还是那个角色，但观众已不是刚才的情绪；作家写故乡，写的还是那乡愁，但自己已不是从故乡出发时的自己。距离拉开的，不只是空间，还有时间、阅历和一层薄薄的陌生感——正是这层陌生，让返场有了新的台词。

所谓两个故乡，一个在经纬度上，一个在笔墨间。地理的故乡是给定的，有具体的村子、方言与民俗和饮食；文学的故乡则是写出来的，是记忆经过时间发酵后不断被修缮、想象、放大的“心里的家”。前者是种子，让人牵挂;后者是花开,让人安放。热议之所以发生，可能是因为太多人在两个故乡之间，看出了自己那份无法安放的乡愁。

当作家写故乡时，他其实不是“回去”，而是请故乡“返场”——带着儿时的记忆、味道和温度，重新站在此刻的聚光灯下，为的是与当下的自己对话。所以，故乡的返场，本质上是一种持续的精神往返和折返。它不解决乡愁，而是让乡愁变得可被讲述；它不是怀旧的终点，而是创造的起点。每一个认真书写故乡的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把自己从“游子”变成“他者”，在文本之间，让儿时的场景在叙事里获得一次新的登场。

于是,我想起了我的童年。

童年的老家，赤峪河东边是禅定村，赤峪河西边是庄稼地，赤峪河从村西旁流过。听父辈讲，赤峪河从秦岭赤峪出来，自南向北淌着，一路奔流，水就这么日日夜夜地淌着，河两岸是一排排的白杨树，村南边是成片的竹林，替村子拦了一道边界。当时，村里人懒得叫它全名，只说这条河叫“沙河”，赤峪河是我后来知道的名字。我小时候总有十万个为什么，常问起父亲，为什么咱们村里人为什么不把房盖到沙河西岸，父亲说，河西岸地势低，容易被淹，因而小时候河的对岸，是一片一片的水稻。夏天，河水很清，河底是白石头，被水冲得光滑。我小时候常和几个堂弟，在沙河有年月的石拱桥底下摸鱼逮虾，水清得能看见石头上的青苔。就这么一条河一路往北，最后汇入渭河。

那时，村里人洗衣裳都靠它，石头被泡得滑溜溜的，青蛙蹲在上面，人一来就扑通跳进去，溅起的水花比蝉声还脆。石拱桥下有人洗衣服，棒槌一起一落，咚咚的，闷在湿空气里。我有时下到浅水处，看水流过脚背，脚趾缝里都是细沙。

后来，那几年天旱河里就剩一绺细水。再后来，赤峪河干涸了。

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就是用麦换桃。当时，我们东村有个果园。那时的桃——水大、颜色好、且甜。换桃得用麦子换，我有时和母亲在麦茬地拣遗留下来的麦，麦粒还带着日头的暖。果园的桃子红艳艳的，在太阳底下泛着绒毛的光。那时候，家家户户都用蛇皮袋子往回换桃。我迫不及待，也不洗桃上的绒毛，咬了一口，桃子的汁水沾在手上，黏黏的，桃毛蹭得手腕发红。那甜味不急着散，在舌头底下存着，叫人想起春天里遍野的桃花。

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叫的，记不清了。只是觉得午饭后的蝉声最响，像拉锯，又像纺车，急一阵缓一阵，可就是不停。暑假，我午睡醒来，那声音就铺天盖地地糊在耳膜上，像给整个村子蒙了层看不见的亮纱。我和几位堂弟去沙河游泳，水是清的，哗哗地淌，永不停歇似的，可偏压不住蝉声。蝉声是往上窜的，水声是往下沉的，两下里一凑，反而静了。

我家菜地在西傍地。西红柿是母亲在春天栽的，竹竿架得齐齐整整。西红柿还青着，藏在叶子底下，要仔细扒开才找得着。过了几天，顶大的那个刚泛红，肚脐上还顶着一朵干花。我蹲在地上，看蚂蚁顺着藤蔓往上爬，太阳在脊背上烫着，汗水滴进土里，滋儿一声就不见了。旁边辣子结了满枝，茄子紫得发亮。

等到真正红透了，一嘟噜一嘟噜，压得枝子弯下来。我摘一个，在衣襟上擦擦，掰开，沙瓤的，籽儿裹在红汁里，亮晶晶像石榴。咬下去，甜甜的汁液就溅满了口腔。当然，估计70后、80后都会一样最简单的“菜”——西红柿拌白糖。那种味道，现在再没遇见过。

日头斜到西边儿的时候，蝉声就弱下去了。这时候村子上头开始冒烟，原来该做晚饭了。先是村东头，然后是村西头，随后各家各户的烟囱都活了，烧的是麦秸或包谷秆，空气里有了柴火味，闻着就知道哪家在蒸馍，哪家在烙馍，接着是葱花的香，再然后是油泼辣子的稠，西红柿炒绿辣子的香。

母亲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从村东头传来，带着些焦急，又带着些惯常的温和。那声音穿过暮色，穿过渐起的晚风，落在我耳朵里，像一粒石子投入平静的赤峪河。我应了一声，从石拱桥里走出来，裤子上沾的土也顾不上拍，脚上还沾着湿沙，就往回跑，家里两旁的水杉树哗啦啦响，像在笑话我跑得太急。

回头再看，夕阳已经沉到后面去了，只在天边留下一抹淡淡的红。蝉终于歇了声，河水还在流，静静地，把一天的燥热都带走了。

须臾间，我从儿时的场景闪回。至此，我将通过《作家的两个故乡》一文，聊一聊自己的一些创作体会。在创作之前，要找准一个话题点，譬如大家最近关心的热点和痛点及记忆点，进行延展和生发，引起大家共鸣和共情，文字调性是散文化，可以有文论（文学理论），前提要进行有节制和克制的叙事，给观众留有遐想空间，国画作品叫“留白”。  

当下，从事评论的人都知道，谈及作品不怎么谈风格，风格成为一个古典的概念，而“调性”是从音乐借用过来的一个概念。借以讲一个作家作品中深邃而统一，只能是他自己独特的品性。调性比风格更内在，更深切包含着作品的叙述语调、节奏、氛围，作家对人和世界的情感态度，由这一切形成的独特性。

譬如我们谈及作家的“代际”划分。在民间，“代际”就是“十二生肖”，从子鼠到亥猪，一次轮换，就是一代人。自己是70后，有时候喜欢同时代人的作品，读起来过瘾。阅读80后文学评论家岳雯文艺评论集《创造自我：七十年代生人的文学选择》，书里用“创造自我”概括70年代的写作选择，这个调性很准。这不是寻找自我，这是创造，意味着这“自我”不是现成的，得在现实碎片里一点点先解构、后建构、再重构。岳雯把李娟、鲁敏、葛亮等作家的文本掰开来看，不堆理论词，贴着作品走，说鲁敏的东坝系列是对已消失的乡土伦理的重构，写日常是“对平庸的认领而非妥协”。

慢慢读下来，感觉到70后作家普遍处理的是一道共同的题——在宏大叙事失效之后，个体该如何安放意义。他们不呐喊，也不轻易和解，更多是在日常的裂缝里打捞一点微光，在人性的褶皱里找寻一些光芒。

这样，就挺有意思的——注视自我本身，就是心灵安放。

潘枫，本名张攀峰，现为陕西省社科院书画艺术中心特聘研究员、周至县文联秘书长，兼任陕西秦乐团编剧兼文案总监、陕西省音乐文学学会理事，曾任陕西金融书画家协会理论评论部主任，系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主办第四期全国戏剧导演研修班学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戏剧导演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曾在全国主流媒体和文学期刊发表文艺评论、小小说、散文、歌词、诗歌、楹联、报告文学、纪实文学800篇（首），获奖多次。曾担任0702工程纪念馆核心创意兼总撰稿、陕西音画颂歌《孝行三秦・感动中华》总编剧兼执行总导演。

歌曲代表作有《家风》《天下》《乡恋》《重任》《绽放》《方向》《旗帜》《冷暖在心》《邻里乡亲》《星韵之歌》《爱的歌谣》《剑扫长空》《孝行天下》《光荣与梦想》《醉了一个秋》《守护大秦岭》《美丽的沙沙河》《东街小学校歌》《城东社区之歌》《父母恩情比天大》《孝敬老人代代传》等50首，其中有3首歌曲收录沙莎《孝行天下》MV专辑，1首歌曲收录巨敏《周山至水》音乐MV专辑，有6首歌曲入选全国KTV歌库，原创歌曲《守护大秦岭》曾被《学习强国》陕西学习平台刊播。曾以“策划创意总监兼总撰稿”身份介入策划电视专题片、纪录片、宣传片多达百余部；以“总导演兼创意总监、总撰稿”身份执导的各类晚会、诗会、颁奖典礼多达百余场；以“独立策展人兼即兴书画学术主持”活动多达百余场。曾应邀为百余位书画家撰写百余篇书画评论，创作《天下》《黑河颂》《猕境·周至》《月下问道》《白居易·仙游寺》等多部舞剧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