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泣血
——民国十八年年馑周至灾情纪实
文/罗名君
终南叠翠依旧，渭水东流不息，可在周至世代相传的口述史料与旧版县志记载里，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永远是一道不敢轻易触碰的土地伤疤。老辈关中人从不直呼年份，只沉重地唤作“大年馑”。这场浩劫并非单一年份的灾害，实则从民国十七年延续至十九年，连续三载骄阳肆虐，全境滴雨罕至，三年六料庄稼颗粒无收，素来水土丰饶的周至渭河平原，一夜之间沦为赤地千里的绝境。
据1960年《周至县志稿》存档记录，自1928年春季开始，周至全境久旱无雨，昔日滋养万亩良田的渭河，水位一日日消退，宽阔的河床裂出纵横交错的沟壑，车马可以径直横穿干涸的河道。乡间深浅水井接连干涸，村民要跋涉数十里终南山山路，才能寻得一汪浑浊浅水维持生计。田垄间的麦苗枯成焦黄色的枯草，放眼八百里秦川周至地界，原野之上看不到一丝生机。旱灾尚未褪去，蝗灾又席卷而来，残存的零星青苗，转瞬便被飞蝗啃噬殆尽，本就濒临绝境的农户，彻底断了所有生存盼头。
饥荒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了县域每一个村落。起初人们捡拾田间野菜，掘取深埋的草根，待到野物绝迹，便将目光投向了村头的榆树、槐树。树皮被一层层剥下，碾碎掺着泥土吞咽，远近村落的树木，尽数变成光秃秃的枝干。到最后，连草木都无处寻觅，饥民只能吞食冰凉的观音土，腹内胀气无法消化，无数百姓就这样在绝望中活活撑死。时任周至县政府民政科长王尔轩的亲历回忆中写道，饥荒最惨烈之时，县域之内易子而食的惨剧频繁发生，人性在极致的饥饿面前，被撕扯得支离破碎。
县志冰冷记载着无数骨肉离散的悲剧：为求一线生机，家家户户开始变卖祖产，往日价值不菲的渭河水田，一亩良田贱价抛售，竟卖不过十元银元。待到田地耗尽，无奈之下只能变卖妻儿，据1931年陕西省赈务会调查档案统计，周至因灾被迫变卖的妇女多达一万三千余人，无数稚童被送往他乡，很多骨肉自此永世不得相见。全县两万余人结伴逃荒，向着甘肃、四川方向流浪，绝大多数逃难百姓，再也没能踏上周至故土。
县域西南是灾情重灾区，旧志明确标注南辛头、北辛头、望城斜里等村落，灾后期几乎看不到活人踪迹，大片屋舍坍塌荒芜，田地尽数抛荒。集镇路边，饿殍随处可见，逃难的行人走着走着便轰然倒地，再也无法起身。因死亡人数过于庞大，官府无力妥善安葬，只得在终南镇北门外挖掘三处巨型土坑，县城东门外仙龙潭寺旁设立万人冢，哑柏仰天河西侧也另辟尸骸掩埋场地，全县组建七支专门的掩埋队伍日夜劳作，依旧赶不上百姓离世的速度，冢内白骨层层堆积，触目惊心。
天灾之外，人祸更是雪上加霜。彼时正值军阀混战，冯玉祥与蒋介石对峙，中央扣留了下发陕西的赈灾粮款，即便百姓命悬一线，周至地方官府依旧不曾停下催粮征款、拉丁充军的脚步。衙役下乡威逼勒索，鞭打绳拴已是常态。县府一名绰号“王胖子”的衙役，下乡强行催缴赋税时，被忍无可忍的饥民围殴致死，在物资极度匮乏之下，甚至出现了饥民争抢尸肉的乱象 。走投无路的周至灾民，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引领下奋起反抗，1929年，周七率领周至、户县两地灾民围攻周至县城，西路特派员陈云樵也联络两千余乡民再度攻城，底层百姓在苦难之中迸发了求生的反抗星火，却最终在驻军镇压之下遗憾失败 。
危难之中，亦有乡贤挺身而出，为百姓奔走呼号。西坡村乡贤卢毓秀（卢三娃），独自奔赴西安省城，为周至灾区呈报灾情，恳请官府下放赈济；地方名士庞应举，以县政府秘书的身份，亲笔撰写呈文上报陕西省府，文中写下“剥榆皮以延生，榆皮能有多少？掘草根以养命，草根尚有几何？”的沉痛字句，恳切请求豁免田赋、调拨救灾物资，同时散尽自家存粮救济邻里，出资置办棺木安葬无人收殓的亡者。
旱灾落幕之后，烈性霍乱瘟疫，当地人称作“虎烈拉”接踵而至。疫病传播迅猛，染上之人上吐下泻，短短半日便会殒命。县志举例终南镇豆村，全村112名感染者之中，101人不治身亡，其中整整二十五户人家惨遭灭门。根据陕西省赈务会最终统计数据，周至一县在此次年馑之中，饿死户数多达九千六百户，绝户超两千余家，直接因饥饿离世者四万余人，叠加后续瘟疫死亡人数，全县超五万民众殒命。灾前周至在册人口二十余万，至1933年灾后统计，仅剩十万两千六百五十一人，全县九成五的土地被抛荒，直至灾荒落幕数年之后，渭水沿岸仍有十余万亩田地无人耕种。
岁月流转，如今的周至沃野千里，猕猴桃果园连绵成片，村村通公路，户户衣食无忧。但那段十八年年馑的惨痛过往，不该被时光尘封。那些埋骨万人冢的乡民，那些逃荒路上离散的家庭，都是这片土地沉重的记忆。铭记昔日饥馑之苦，方能懂得今日丰衣足食的来之不易，惜粮守福，便是对苦难先辈最好的告慰。
（草于2022年夏，修改于2026年伏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