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风人景（连载006）

                         毋东汉

           （006）“阴谋”助我的王百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西安日报》文艺副刊部要创办《延风》副刊，郭树兴老师从业余作者中择优选用，充当临时助理编辑。先后计有三人入选，第一位是史焕生，商业系统的笔杆。第三位是韩贵新，工人作家。第二个是我，农民。工作其间，我在接待业余作者过程中，认识了西安师专王百龄老师。初次见面，他送给我一块剪报，是他写的一首诗：《老矿工登讲台》，这就叫“以诗会友”。我把这特殊的礼物夹在《采访手册》里，把他的名字珍藏在心中。他爱写老工人，我爱写老农民，共同语言颇多，相见恨晚。

       有一天，编辑部主管雷培仁老师通知我：“西安师专请你去给人家上两节课，也就是作个写作报告。我给伢都答应咧！你做好准备。”既然领导答应咧，去就是服从命令，而且义不容辞。我疑心这是王百龄老师举荐我：“新农民登讲台”。西安师专领导是不认识我这无名小卒的。我倘若不去，就对不住王百龄老师。

       我就去了。西安师专的学生，都是从各小学考录进修的老师。我一个初中毕业的青年农民，给他们能上个什么课？排头一位齐耳剪发女生（女老师）低声对旁座说我：“这么年轻的！”我心里更加紧张。转念一想，雷培仁老师敢给人家满口应承，派我来“作报告”，他“强将手下无弱兵”，想必我还算“厉害”？我就“精沟子撵狼——生装胆大。”心里忐忑不安，表面强装镇定，就像给中学生搞“写作讲座”一样，先“谦虚”寒喧一番，然后从“生活积累”说起，话题落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谈会上的讲话》相关论述上。再从政治挂帅说起，结论又落在参加三大革命实践上。我以自己经历举事例，图解柳青的“政治、生活、艺术”“三个课堂”说，侃侃而谈。声音从小到大，语速从慢到快，内容以虚带实。我故意添加一点故事性、趣味性和只能浮浅的哲理性，从而赢得阵阵掌声。

       事后，王百龄老师来报社表示感谢，诉说大家对我的“写作报告”评价不低，反映颇佳。证实了他的举荐“名副其实”。我说：“我就知道你‘出卖’了我，让我丢丑。”王百龄老师说：“我是‘别有用心’的！以后你就知道我的‘阴谋’了。”我猜不出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懒得多想，继续和他谈写作的事。

       隔了几个月，西安师专招生，王百龄老师又推荐我，替我报了名。面试那天，我满怀信心，毫无顾忌。既然都是王百龄老师的同事，他们会高抬贵手，饶我过关，不会为难我的。面试老师问我：“你为啥报考本校？”我说：“党的文学事业也要后继有人，当教师光荣，责任重大。”面试老师又问我：“你有啥要求和打算？”我一听，这是问知己话，要实话实说，我说：“我数学底子差，教小学要语数全包，恐怕误人子弟；我将来毕业只教初中语文，或许能行。”面试老师边听边点头，好像正希望我这样推心置腹地回答。

       过了半个月，王百龄老师来报社编辑部，见我开口就说：“你不要灰心，以后还有机会！”我就知道事情放簧了。我说：“你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我还是感谢你的推荐。可惜你‘阴谋没有得逞’。”王老师分析失误道：“你的年龄偏大、眼睛近视。你不该说‘要教中学、不教小学’，听着不谦虚。”我说：“我明白了。”

       再后来，农民企业家、昔日文友郭文林创办《学生作文报》，用心用意、想方设法借调我到报社当编辑。王百龄老师被聘为特约編辑和撰稿人；约稿，送样报，捎稿费，我俩来往更频繁了，关系也更亲密。陕西省儿童文学研究会召开年会，他和鲁迁邀我一起赴会，仨人都被选为理事。我出版《作文教学刍议》，王百龄老师为我作序。这个序起到了吆喝推荐的作用，他说我的这本小册子是他所用过的教材都不能相比的；很适合学生阅读、老师参考。这个书成为不少学校学生文学社的自学教材和作文课的教参资料。例如长安杨庄中学。例如新南村离休干部周继尧在自己家办图书角，就有我的《作文教学刍议》阅览。娃们的把书借去舍不得归还，他也不追问，从我这儿另弄一批补充。也许是娃们的爱看，也许是“序”起了作用。

       王百龄老师比我大几岁，“个子一般高称弟兄”，视我为弟且不说，年年给我‘拜年’，弄得我实在不好意思。按农村时不成文的规矩，初一不出门，初二是鸳鸯节，青年夫妇去媳妇娘家；初三去舅家，初四去舅爷家。这三天还要待客。王百龄老师不按农村规矩来。常在初四或之前来我家。我往往又喜又愁又尴尬。喜的是故友临门，愁的是招待不周，尴尬的是我应当给他拜年，（他过意不去也可以随后回拜）。他却要倒着来：老师给学生拜年，退一步说，兄长给弟弟拜年。——岂有此理。我只好调整日程，设法抢在他前头，给他拜个年，他即使故伎重演，成了回拜了。

       我在汤房庙小学附中教书期间，曾邀请王百龄老师给学生做过一次写作报告，听众范围是全级？全班？或限于文学社？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吃午饭是我领到我家解决问题的。王老师急于回城，拒绝用餐，发动摩托欲走。我的妻急中生智，打了四个荷包鸭蛋，在我和王老师争执之际，妻业已端了上来，说：“不吃饭算了，喝了汤再走。”王老师接过，只好喝‘汤’，还说：“在城里吃不到鸭蛋的。将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我印象也深，那时，我家养了40多只鸭子。

       王百龄老师可怜，他除了在学校教大学写作课程，业余还辅导小学生学写作文，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他的夫人精神反常，思维错乱，后勤工作难以圆满。我有一次去王老师家作客，被强留用餐。她烧的稀饭，炒的菜，还馏有馒头。稀饭苦得喝不成。她“老人家”把橘子掰成瓣儿、下到米汤锅里，以为能增加甜蜜味，结果适得其反。王老师平时的酸甜苦辣，可想而知。

        一晃十几年过去，2005年5月31日，天气正热。原《宝葫芦》杂志社的编辑雷保新老师给我打电话说：“王百龄可怜！他走了！还不知道是那天走了的。大慨五一前后，他爱人对人说：‘俺百龄上课去了！’直到蛆虫从二楼爬到一楼，人们嗅觉受刺激，才破门而入，尸体开始腐烂。他的儿子哭得撕心裂肺，说：‘爸爸是最好的爸爸！’”烟灭灰散，活生生的人说“没”就已经很久的事了。骨灰不知存放何处，连悼念的地方都打听不到。越想心里越难受。我当天在日记中哭曰：

     “病妻独屋事缠身，

       桃李满城傍无亲。

       噩耗袭耳心绞痛，

       寄托哀思何处坟？”

       王百龄老师音容宛在：中等偏上的身材，眉目清秀，笑吟吟的，把和蔼可亲发挥到玩世不恭的程度。他的卧室像图书室一角硬挤强塞了一张床；他没穿过好衣服，头戴圆形凉帽，像个拉洋车师傅，时常穿一身掩盖简饰陋装的风衣，骑一辆极少休闲的摩托车。我送他时想替他推几步，很是笨重，难以扶稳。

       每看到形状类似的摩托车，我就想起王百龄；他喜欢戴的那种布帽子，我有三顶。他淡薄名利，一生写了不计其数的诗歌和文章，没有汇集出书。甚至不计较把他名字怎么写，写成“王百令”也行。若有钱买两个书号，估计他能加入中国作协。他在本校内授写作课，校外辅导作文，挣的钱的确不少，怎奈城市花销太大。他自己没有享过一天清福，小跑步地走完一生，很可能死于高血压，也许骑摩托加速缩短了他的人生历程。

          2026.7.20.——8.2.于樵仙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