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黄钟大吕
马延明
记得2010年的暑期，本人回老家小住了几日。一天晚上我和几位邻居坐在院门口闲聊，一位爱好书法的长者正好从门前入过，看到我们在聊天便停下脚步问了我一个问题：什么是黄钟大吕？我当时真不知道“黄钟大吕”什么意思？便说：“不好意思，我还不真不知道！”那位长者笑了笑，不知是故意考我还是请教我？我回到济南家中以后便查了相关资料，对“黄钟大吕”才有了了解。这件事让我想起了荀子《劝学》的句子“学不可以已”。
前些日子，我在写《何必入群》一文时用到了“黄钟大吕”这个词，让我对“黄钟大吕”一词产生了兴趣，又查找了一些资料，现就把我所知和所感叙述如下，与同侪共勉。
黄钟与大吕，是中国古代十二律中的两种核心音律。十二律分为六阳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与六阴律（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黄钟为阳律之首，大吕为阴律之四。古人以音律对应天地阴阳、四时五行，认为音乐不仅是艺术，更是连接宇宙秩序的桥梁。黄钟之音浑厚庄重，如大地回春，象征万物生长的元气；大吕之音深沉肃穆，如大地承载万物，辅佐黄钟，使其更加稳健深沉。二者相合，构成天地间最中正、最宏大的乐章，被誉为“
《汉书·律历志》记载：“律有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黄钟被视为音律之基准，其地位犹如北斗之星，为其他
黄钟大吕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司乐》：“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这段文字揭示了黄钟大吕的原始用途——在祭祀天神时，以黄钟之钟乐与大吕之歌乐相配，并辅以云门之舞，表达对天地的敬畏与虔诚。郑玄注曰：“以黄钟之钟，大吕之声为均者，黄钟阳声之首，大吕为之合。”明确指出了二者在音律中的核心地位与协调关系。此外，在《礼记·乐记》中亦有记载：“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此言虽强调乐的本质不止于形式，但也侧面印证了黄钟大吕作为乐之“首节”的崇高性。古人将黄钟大吕视为礼乐制度的根基，其音乐形式与精神内涵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早期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
黄钟大吕的诞生，伴随着一段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据《吕氏春秋》记载，黄帝曾命乐官伶伦制定音律。伶伦前往昆仑山解谷，选取厚薄均匀的竹管，截取其中间部分，长三寸九分，吹之定音为黄钟之宫。随后，他聆听凤凰鸣叫，以雄鸟六声对应六阳律，雌鸟六声对应六阴律，从而确立十二
历史中，黄钟大吕的实践同样璀璨夺目。战国时期，曾侯乙编钟的出土震惊世界。这套由六十五件青铜钟组成的乐器，其核心音律正是黄钟大吕。考古学家发现，编钟的调音精准，音域宽广，能奏出七声音阶，证明了古人早已掌握高超的乐律技术。当编钟齐鸣，金石之声如洪钟大吕，响彻云霄，其庄严气势足以震撼人心，这正是黄钟大吕在现实中的完美呈现。
黄钟大吕不仅是古代音乐的瑰宝，更给予我们深远的精神启示。首先，它启示我们文化需有根基与高度。黄钟作为音律之始，象征着一切创造需有本源与准则。无论是艺术、学术还是人生，唯有立足根本，方能成就高远。大吕辅佐黄钟，则提醒我们在追求卓越时，需注重平衡与协调，刚柔相济，方能成就圆满。其次，黄钟大吕体现了中正和平的审美追求。其音乐不追求刺耳之奇，不沉溺于靡靡之音，而是以堂堂正正的力量，传递向上的精神。这种审美取向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真正的伟大不在于浮夸的形式，而在于内在的厚重与深远的影响力。正如宋代陆九渊所言：“先生之文如黄钟大吕，发达九地，真启洙泗邹鲁之秘。”黄钟大吕的精神，正是对文化深度的永恒追求。
黄钟大吕承载着礼乐教化的人文理想。古人以乐治国，认为音乐能调和人心，维系社会秩序。黄钟大吕作为礼乐的核心，其庄严之音不仅是听觉享受，更是一种精神引导，告诫世人要心怀敬畏，坚守正道。在当今快节奏、碎片化的时代，这种强调秩序、和谐与精神升华的理念，恰是对浮躁社会的良药。这或许就是黄钟大吕穿越时光给予我们的终极启示：唯有如黄钟般厚重，如大吕般深沉，方能铸就文明不朽的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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