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夏天，我在芜湖护理唐山伤员 童春年精华热点

1976年夏天，我在芜湖护理唐山伤员

童春年

50年了，每到夏天最热的那几天，我总会想起1976年。

那一年，我上初三，在芜湖第十八中学读书。原本以为那只是一个普通的暑假，没想到，一场千里之外的灾难，把我和一群素不相识的人紧紧连在了一起。

紧急集结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消息很快传遍全国。没过几天，学校就紧急通知我们班干部到校开会。班主任老师神色凝重地说，有一批唐山地震中的伤员要被送到芜湖治疗，医院已经满负荷运转，部分伤员需要安置到复退军人转运站——就是原来吉和街的万字会旧址。因为护工严重短缺，需要我们这些放暑假的学生参加护理工作。

那时候我们也就十五六岁，第一次感觉自己肩上有了担子。散会后，我们挨家挨户去通知同学们到校，大家都二话不说就来了。

伤员抵达芜湖当天，我们经过极其简短的培训就匆匆上岗了。等到凌晨，伤员们由江边陶沟的芜湖火车站运送到复退军人转运站。

那一幕，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担架一个接一个抬下来，有的伤员被人搀扶着，有的拄着用木板条临时钉成的简易拐杖，一步一步挪动。绷带、血迹、痛苦的表情、低声的呻吟……以前只在战争电影里见过的画面，真真切切地摆在了我面前。十五岁的我，心头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

而最让我震动的，是另一个画面——两个伤员几乎同时被抬下不同的车，担架并排放下时，两个人对视了一眼，突然抱头痛哭。原来他们是亲兄弟，地震后各自被救出、分别送上不同的车厢，一路上谁也不知道对方就在同一列火车上，直到抵达芜湖转运站，才在担架上认出了彼此。他们哭着问：“家里人怎么样了？爸妈呢？”可谁也答不上来。那时候通讯远不如现在发达，没有手机，长途电话都稀罕，灾区那边的消息断断续续，谁也说不清家里到底什么情况。

在场的我们都不忍心看下去，悄悄转过身抹眼泪。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心里那点害怕和犹豫一下子没了，只剩下一个念头——好好照顾他们，替他们分担一点，哪怕只是一点点。

转运站里的夜班

复退军人转运站紧挨着吉和街（时称反帝路）路边，是一栋三层西式老洋楼，据说早年间是个慈善机构。

我被安排上夜班。上岗前，转运站的负责人（不知道姓啥，大家都叫他“大头”）给我们开了个短会。他说最近街上有些传言，说芜湖也要地震了，让我们不要信谣传谣，更不要把这种消息透露给伤员。他说这话时表情很严肃，我们也点头表示明白并执行。

那几天，芜湖的空气中确实弥漫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下午去接班的时候，吉和街上的景象让我吃了一惊。市民们已经陆陆续续搬出凉床、藤椅，拎着大包小包的家当，在人行道上占地儿。到了傍晚，整条双向四车道的马路几乎被各式各样的凉床塞满了，中间只剩下一辆人力三轮车勉强能通过的窄道。家家户户都在街上过夜，那阵势，让人心里直发毛。

那一夜的惊慌

夜里十一点多，伤员们大多睡下了，只有个别伤痛的伤员翻来覆去，难以入眠。转运站里很安静，窗外吉和街上的灯火和人声也渐渐稀落下来。

突然，离转运站大约一百多米的芜湖机械学校（老电校）门口传来一阵嘈杂声。人声、叫嚷声搅在一起，在黑夜里格外刺耳。街上立刻有人喊了一声：“地震了！”

话音刚落，街上就炸了锅。原本半睡半醒的人们猛地坐起来，慌乱地往空地上跑。转运站里几个没睡着的伤员也挣扎着往门外冲，惊动了其他人，纷纷惊慌失措地往外涌。

这时，“大头”一声大喝：“别跑！不是地震！是打架！”他站在门口堵住走廊，扯着嗓子反复解释，又让我们几个学生分头去安抚伤员。有个伤员被劝回房间后还直嘀咕：“打架？要不就是打仗？怎么街上那么多大包小包的……”我们只能一遍一遍地解释，说那是市民在防暑纳凉。

可说实话，对我们这群十六虚岁的初中生来说，自己也怕得要命。那天晚上，谁都没敢合眼，就那么坐在伤员床边，一边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一边强作镇定地劝他们别怕。

牛奶山上的帐篷

第二天，全市动员搭建抗震帐篷。政府在转运站对面的牛奶山上——市委党校的空地上——搭起了一片帐篷，把伤员们转移到了山上继续治疗。

山上视野开阔，空气也好些，伤员们住进帐篷后，情绪比在转运站时平稳了不少。我们几个同学也跟着上山，帮着送水、换药、喂饭，忙前忙后。伤员们的伙食非常好，荤素搭配，三菜一汤，鸡鸭鱼虾猪肉等餐餐不同。为他们北方人专门定制的面食，也体现了芜湖精致的面点风格。

经过在牛奶山近两个月的治疗，伤员们陆续康复出院，返回家乡。最后少数重伤员也集中到大医院进一步治疗。我们延迟开学，到九月底才返校上课。

后来，听芜湖日报社摄影记者佘俊老师说，他给我拍了一张护理小男孩的照片，还刊发在了报纸上，我当时并不知道。我只记得那个小男孩当时九岁，是天津市宁河县苗庄公社苗庄大队人。治愈后，他回家给我写过感谢信，后来就再也没有联系了。那个小男孩今年应该59岁了，今可安好？祝他更好！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全国各地接收了十万多名唐山伤员，芜湖就承担了400多人的救治任务，分散在多家医院和临时安置点，年龄最大的七十多岁，最小的才五岁。国家调动了飞机474架次、专列159列次来转运伤员。那时候举国上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虽然只是个小初中生，但也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事。

50年过去了，吉和街的万字会早已不复存在，牛奶山也变了模样。但1976年那个仲夏的夜晚——从接到伤员时的震惊、兄弟相认时的痛哭、凉床占满的马路、慌乱的喊声、“大头”的怒吼、伤员们惊恐又茫然的眼神——一幕一幕，都像是昨天的事。

那一年，我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天灾无情，也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点善意和担当，能在最黑暗的时候，撑起一点点光亮。

【作者简介】

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先后荣获“中国餐饮30年杰出人物奖”；“改革开放40年中国餐饮行业技艺传承突出贡献人物奖”；中华金厨奖等；其厨艺荣登央视CCTV《舌尖上的中国》等七部央视美食片，担任央视纪录片《家乡至味》栏目美食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