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葛亮七请孟获》一书审稿会发言
封面尊敬的杨文金会长、各位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共同见证杨文金先生历经五十载心血编纂的《诸葛亮七请孟获》一书即将面世。这部宏篇巨作不仅是对一段尘封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对中华民族融合交融史的深刻诠释。在此，我谨就该书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作简要发言。
首先，该书以“三重证据”颠覆了千年来的传统认知
长期以来，“七擒孟获”的故事深入人心，但杨文金先生立足乡土田野调查，通过史证（《三国志》《华阳国志》等正史与方志）、人证（蒙正苗族世代相传的族谱与祭祀）以及物证（孟获洞、孟获城等遗址遗存），首次提出了“七擒”实为“七请”的颠覆性论断。这一考证不仅还原了诸葛亮以盟友身份邀请孟获的历史真相，更将孟获从“被征服者”还原为“民族凝聚的时代人物”，展现了极高的史学勇气与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次，全书构建了立体丰满的地域历史文化体系
全书十二章、四十八节、二百五十六目，图文并茂，内容详实。从夜郎竹王多同、夜郎王兴邪，到孟获（尤抄），再到蒙正苗族延续两千多年的父子连名传承，作者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南方少数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脉络。特别是书中对蒙正苗族尊孟获为祖先、家家必祭、合村共祭等民俗的细致描写，让冰冷的历史有了鲜活的生命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先辈在这片热土上留下的深刻印记。
最后，该书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
正如书中所言，无论是蚩尤、夜郎还是孟获，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印痕。走进革利，感悟逝去的岁月；研究蒙正，了解中华民族相融、相通、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杨文金先生数十年来深耕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将个人命运与民族根脉紧密相连，其成果不仅丰富了贵州地域历史文化的内涵，更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新的路径和视角。
五十载青灯黄卷，五十载田野奔波。杨文金先生以一位学者的执着与担当，为我们奉献了这部史证、人证、物证俱全的史诗巨作。它的出版，必将为民族历史研究增添新的光彩，也必将让更多人了解贵州多姿多彩的地域历史文化与民族风情。
预祝杨文金会长的巨作《诸葛亮七请孟获》一书审稿会圆满成功，愿这部佳作早日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读者从中汲取历史的智慧与民族的力量！
谢谢大家！
张运清 重庆大学教授
红肩章国防教育集团南部地区名誉校长
英美国家国际期刊审稿专家和国内核心期刊审稿专家
2026年8月8日于贵州省镇宁县江龙镇竹王文化传承基地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大家好！非常荣幸参加杨文金先生《诸葛亮七请孟获》新书审稿会，在此谈几点学习体会。
长期以来，大家熟知的都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传统说法。但随着史学研究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发现，传统“七擒”叙事存在偏差，并不完全符合真实历史，亟需通过史料考证和田野调研正本清源、还原史实。
其实，关于“七擒”改为“七请”的学术探讨，我们贵州学界很早就开展了研究。2014年3月，在镇宁自治县举办的“孟获与蒙正苗族研讨会”上，我发表了《诸葛亮“七擒”孟获还是“七请”孟获》研究文章，随后在《贵州都市报》刊登，率先提出“七请”的全新思考。
同年5月，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在成都举办全国性高端学术研讨会，汇集全国11个省份近百名专家，深入川、滇、黔实地考察论证，最终形成颠覆性学术共识：诸葛亮南征不是“七擒”，而是“七请”。这一结论，打破千年固有认知，成为当代三国文化研究、西南民族史研究的重大新成果、新观点。
今天，杨文金先生凭借五十年深耕地方文史、民族文化的积累，以扎实史料、真实案例、田野实证为支撑，系统撰写完成《诸葛亮七请孟获》一书。该书论据充分、逻辑严谨、内容厚重，成功纠正了千年历史误读，还原了诸葛亮南征以德服人、以和治边、民族团结的真实历史面貌。
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是个人数十年心血的结晶，更是我们贵州地域文化、夜郎文化、三国南征文化研究的重大突破和历史性贡献，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民族文化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为弘扬民族团结、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全新的权威读本。
由衷敬佩杨文金先生久久为功、潜心治学的坚守，也热烈祝贺新书顺利成稿、即将面世！
（范述喜，高级律师、贵州九紫星律师事务所主任，贵州省民族文化学会副秘书长、网站编辑部主任，贵州省未来研究会国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2026年8月8日
《小说之乡正安 名符其实》
忆往昔：从1956年诞生第一个短篇小说，到之后正安小说创作陈列室内琳琅满目、蔚为大观的作品展陈，再到荣膺全国唯一的“小说之乡”。正安小说创作发展70年的漫漫历程很值得追忆，很值得回味。
“小说之乡” 落户正安
2008 年 11 月，国家文化部公布命名了 963 个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地处黔北大娄山东麓的正安县以其小说创作的持续繁荣、作家队伍的不断壮大、小说作品的频繁获奖，而榜上有名。 此次命名，整个遵义市仅有正安和绥阳的洋川镇两个单位获此殊荣。
据了解，此次命名是国家文化部在将 1987 年以来分别命名的 “中国特色艺术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整合统称为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的前提下，按照严格的程序重新申报，各省文化厅初审，国家文化部组织专家团严格复审筛选，呈报国务院终审同意后，再由国家文化部首次以国家部门规章的形式公布命名。在命名的 963 个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中，以小说这一艺术门类获此桂冠的，正安县是唯一的一家单位。而在那之后的历次评定中则取消了小说这一艺术门类，所以正安因此而成为迄今为止全国唯一的“小说之乡”，由此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正安县能荣获这项“桂冠”，的确殊属不易。这项 “桂冠”，是对正安半个多世纪以来小说创作发展历程，以及取得的瞩目成就的最高形式的肯定，是对正安几代作家植根乡土、潜心耕耘的矢志追求的最高的慰勉。回首往事，我们不敢说获此殊荣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但可以说这也绝非是一种偶然。
正安的小说创作之所以得以持续发展而趋向繁荣，是因为它拥有一个十分宏大、十分厚重的文化背景。
早在距今 1900 多年前，就在今天正安县的新州镇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位名叫尹珍的有志青年，他深感家乡的荒僻落后，从小就立下改变这种状况的远大志向。于是在他二十岁那年，他毅然决然地辞别年迈的父母双亲和娇弱的妻室儿女，历尽跋山涉水之苦，只身远赴千里之外的京师洛阳，拜当时著名的大学问家许慎为师学习长达八年之久的经学和文字学，回乡后手建 “草堂三楹”并命名为 “务本堂”，收徒传道授教，传播中原文化，开创了贵州文化教育的先河，对整个西南地区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正安作为尹珍的故里，受先贤影响的程度自然更深，千百年来这里尊师重教蔚然成风，人们崇尚文明，热衷艺术，文人学士层出不穷，是绵延不断的文化之乡。
尹珍是史载先秦至盛唐贵州的第一位书法家，因为他的影响，正安的书法艺术起始最早，绵延最长，从明清至民国时期，在贵州享有盛名的就有曾子香、王永锡、李励臣、陈钧实等人。稍后则是绘画、诗词、歌赋等艺术门类，到解放前后出现了以杨墨泉、徐以清、白瑞之、郭超群、杨本孝、杨一树、江定元、韩世庥、陈昌霖等人为代表的省内知名艺术家。这些艺术的持续发展和长久积淀，为正安小说艺术的产生奠定了十分厚重的基础。 小说艺术的综合性较之于其他艺术门类更强，所以小说创作的萌芽和发展及至繁盛，可以说完全是其他多种艺术长期发展而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正安小说艺术发展的历程，也恰好体现了这一艺术规律。五六十年代：艰难而漫长的孕育
从建国至六十年代末，是正安小说开始萌芽的时期。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代表人物多为在外的正安籍作家，本土作者的创作还处于孕育之中。 文志强则是正安小说创作当之无愧的破荒者、奠基人。
文志强（1930—2001），又名文蒙，正安凤仪人。他在家乡读完小学和中学后，考入省立贵阳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省文联工作，任《新黔文艺》编辑。1953 年开始，历任《山花》编辑部小说编辑、小说散文组组长、副主编、主编。1994 年退休后又受聘为省政协文史刊物《文史天地》主编。他在四十多年繁忙的编辑工作中，还忙里挤闲创作了快板剧、散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近百万字，有的作品还获得省级文学奖，为文学青年做出了表率。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一位苗族老人》写于 1956 年，是正安有史以来的第一篇小说，首开了正安小说创作的先河。他的这篇小说，自然地就成为了正安小说创作的奠基之作，拉开了正安小说创作兴盛发展的大幕。之后直至六十年代，先后又创作了《生活的第一课》《苗寨纪事（三则）》《川黔道上》《血泪仇》《卡寨的怒吼》《炉火红心》等大量作品，为他最后的编著等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志强对于正安小说创作的贡献，除了创作发表了正安小说的滥觞之作外，更其重要的是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作家，起到了重要的奠基的作用。几十年间，无论是先后冲出贵州、走向全国，并夺得国家级文学大奖的石定、赵剑平、王华，还是在省内外都产生较大影响的王美泉、初义信、刘礼贵、陈智武、陈义忠、刘祖建，几乎每一个人都得到过他的悉心指导，尤其是在创作思路或是表达方式遇上难题的时候更是如此，往往经他稍加点拨，就让人茅塞顿开，很快就走出了 “死胡同”。但他对家乡作者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在审编稿件时绝不因为是老乡就降低标准，不过对不能采用的总会写一封回信，详细地表明看法，提出修改的建议。书信总是用红格竖笺毛笔书写，精致得就是一件艺术品。直到今天，人们仍将其视为珍品刻意珍藏。他还多次回到家乡组织文学讲座，引导了众多的青年走上了文学道路，使正安的文学队伍不断壮大，从七十年代开始就一直保持了老中青紧密衔接的梯队阵容。
文志强是正安第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7 年获中国作协颁发的 “文学编辑荣誉证书”，1994 年因对 “文学艺术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享受省人民政府特殊津贴。其专著《我的编辑生涯》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正安小说创作萌芽阶段又一位重要的代表作家，是正安土坪人赵进争。他出生于 1932 年，从小聪颖好学，在当地有 “神童” 之誉。1950 年被新政府作为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参加革命工作，1957 年奉命筹办《遵义报》，从此便与文艺工作结下不解之缘，直至 1994 年在地区文联党组书记任上退休。
在 1957 年从事文艺工作之前，他的业余创作主要在诗词方面，之后开始向小说方面发展，不到三年时间就在全国省以上刊物发表两个中篇小说：《特殊婚姻》《三个岳母》；四个短篇小说：《难忘的爱情》《旅店夜话》《陌生人》《一杯苦酒》，从而成为在五十年代发表作品最多，而且是第一个发表中篇小说的正安籍作家。之后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难忘的爱情》、长篇小说《悠悠岁月情》，另有散文、诗词、书法集 5 部，是正安籍多产作家之一。
1986 年，赵进争出任遵义地区文联党组书记，创办《遵义文艺界》并担任主编。此后无论是在文联工作期间，还是在退休之后，他对正安的作者都分外关爱，无论是邮寄稿件还是登门请教，他都会特别认真地阅读，然后给予细致的点评，而且多是鼓励性的话；需要修改的，则一起商量修改方案。就是他的这种和蔼慈祥、认真细致的长者风范，凝聚和扶持了大批青年作者，为正安小说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再一次兴盛，在队伍的聚集上付出了大量心血。
文志强、赵进争两位先行者的成就和影响，对当时正安的文学爱好者产生了较大的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正安本土作者陆续开始发表小说，走在最前列的有廖川溶和青树华。
从 1956 年开始在正安报社工作的廖川溶，工作之余坚持业余创作，先后于 1959 年和 1965 年在《贵州日报》文艺副刊发表短篇小说《放蚕人的故事》《养蚕人》，其中《放蚕人的故事》被收入小说集《新高潮中出新人》。廖川溶因此成为正安本土发表小说作品的第一人。
青树华于 1957 年任县委宣传部干事，1958 年 12 月参加省文艺编辑训练班，在文志强的指导下开始习作，一年后陆续在《贵州日报》文艺副刊发表《送儿》《山下山下》《乡长》《进山之前》等小说，其中前两篇入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挡不住的洪流》，是正安本土作家在早期发表作品最多的一位。
1957 年，还在正安一中读初二的石邦定（即石定）、陈代寿、罗祥庆、王美泉等 13 人，因有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就自发地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并给文学社取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 “群鹰会”，还口头议定了一些 “章程”。但凡课余闲空，同学们就聚在一起，谈文学，谈人生，谈理想，还互相传看习作，虽然往往争吵得面红耳赤，但大家都感到很充实。可是想不到的是，他们活动的事被其他同学向老师告发了。当时正处在 “反右” 的风头上，自然引起校方的重视，说他们搞小帮会，准备开除他们。后来经过家长们的一再求情，事情才不了了之，不过文学社也散了架，刚做了不久的作家梦就这样被无情地掐断了。 但是，既然神圣的文学已在他们心中播下了火种，它就难以熄灭。学校毕业后，“群鹰会” 的同学们分开了，虽然各自有了自己的事情，但少了学校的限制，不仅自己可以自由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还可以偶尔聚在一起互相探讨一些问题，各自都有新的收获。但 “文革” 中期，石邦定一家因所谓的历史问题被遣送到离县城很远的深山，这种聚会就完全停止了，加上当时多数刊物都已停刊，之前大家的习作无处投寄，所以直至六十年代末，除了廖川溶和青树华的已经发表小说外，正安本土作者尚无新的小说发表。不过，在这一时期，正安小说创作的基本队伍已经初步形成，艰难的 “十月怀胎” 即将结束，新的生命即将脱颖而出。
七十年代：初露锋芒的第一方阵
七十年代，是正安小说创作开始起步，作家作品趋向成熟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活动基本上仍然以民间自发的形式为主，组织比较松散，作者们的聚会没有固定的时间，聚会的人员规模也不大，常常是三俩人随机聚会交流，也没有关于创作任务之类的章法规定，创作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的自由状态，只具备了 “文学沙龙” 的雏形。但恰恰就是这种纯粹的自由交流，逐步凝聚了一大批作者，创作实践也不断深入，终于催生出正安第一批小说作家和作品，初步展示了正安小说创作的潜力和后劲。
积极参与这期间文学活动的主要有石邦定、刘大林、刘礼贵、初义信、陈智武、王美泉、陈义忠、赵剑平、向义平、陈裕礼、刘家棋、骆诗义、周书仲、简祖培、李再生等人。其中石邦定、刘大林、刘礼贵等三人为核心。王美泉、赵剑平因在乡下工作，加入这个群体的时间相对稍晚。在以上人员中，多数从事诗歌和散文创作，有的在之前就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刘大林自 1966 年在《贵州日报》发表诗歌处女作《娄山二首》后，至六十年代在省内外报刊发表诗歌近百首，其中组诗《柞山蚕歌》《蚕家素描》较有影响；刘礼贵早年主攻诗歌，后写散文，并从 1957 年就开始发表作品，是当时本土作家中的多产作家之一。而先后一直从事小说创作的，仅有石邦定、初义信、赵剑平、王美泉、陈义忠、简祖培、青树森等人，构成了正安小说作家的第一个方阵，并陆续开始发表作品。
1974 年，石定的短篇小说《清溪河上》在刚刚复刊的《山花》上发表。这既是他的小说处女作，也是正安本土作家在七十年代的省级文学期刊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标志着正安的小说创作经过长时期的孕育，已开始进入收获的黄金季节。
说起石定这篇小说的发表，还经历了一阵在今天看来十分荒唐的波折。当时，“文革” 还没有结束，“左” 的思潮在泛滥，按规定文学作品在发表前编辑部必须征求地方领导的意见，而县里主管文教工作的人回复说，作者的父亲当过 “伪县长”。当时负责筹备《山花》复刊工作的伍略征求石邦定的意见，石邦定就问将“邦” 字去掉行不行？伍略说行。于是，作品发表时署名就成了 “石定”，之后就一直成了他的笔名。
《清溪河上》的发表，对正安的作者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创作的时间就更多了，人员也不断增加，并逐步形成了一些制度，规定每个成员每月交一篇作品，以供互相传阅读，各自提出修改意见。作者修改后再提交讨论，但经过如此多次反复，不少作品被改得面目全非，最后只好另起炉灶。正值这个关键时刻，文志强的正确指导，及时扭转了这种不利局面。
文志强与家乡作者的密切接触，缘于石定的《清溪河上》。当时他还属于 “审查对象”，伍略请他给一篇小说改标题，并说作者还是他的老乡。他听了十分高兴，读了石邦定的稿件，对这位素未谋面的老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就有了当年冬天他回乡与石邦定的第一次见面，开始了他与家乡作者长达几十年的文学情缘。
从那之后，文志强几乎每年都要回正安数次，和家乡作者探讨创作上的问题，逐渐发现他们修改作品存在问题，认为那种办法不仅收效不大，而且还阻碍创作。因为作为初学写作者往往都是比较拘谨，谁也不敢大胆地天马行空地自由发挥，修改时很容易被别人的意见束缚住手脚，反而把作品改得面目全非。于是，他建议停止这样的讨论式修改，改为不拘一格，根据作品的修改由作者自主把握，不必每次都拿出来集体讨论。他要求大家每人分别订一份全国性刊物，轮流传阅，定期讨论各篇作品好在哪里，哪些地方值得借鉴。同时静下心来读一些名著，也要进行针对性的练笔。
在文志强的悉心指导下，正安作者的创作数量不断增多，效果明显提升，从此正安的小说作品发表的数量逐年递增。其中，尤以石定、赵剑平、初义信为最多，王美泉、简祖培、陈义忠、青林森等也有作品陆续见诸报刊。在此阶段的作家中，除了作为领军人物的石定之外，赵剑平是在中后期迅速成长起来的重要作家。
赵剑平毕业于遵义师范大专班，最先在格林区中学任教。还在师范就读时，他就开始了习作，但尚未发表过作品。参加工作后，因在乡下所以和其他作者交往很少，创作基本上是在自我封闭的状态中进行。他听人说起文志强的情况，很崇拜他，便在1979年寄了几篇习作向他请教。文志强看了之后，觉得其中一篇不错，便提了几点意见叫他修改，最后这篇题名为《敲锣的人》的短篇小说在《山花》发表。大概是这篇处女作的发表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的创作进入了十分亢奋的状态，仅在这一年中他就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了六个短篇小说，成为大家公认的势头最为强劲的青年作家。 正安的小说创作在七十年代之所以出现良好的开端，展现出明显领先其他县份的强劲势头，除了作者们自身的勤奋努力之外，有两个重要的因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是时任县委副书记、书记的李道德自身就是文学爱好者，在他的特别重视和支持下，县里安排专项经费，创办了在当时少有的县级文学刊物《蜜乡》，为县内作者开辟了一个很好的园地，搭建了练习和起跳的平台。二是随着 “文革” 的结束，各种禁锢被打破，文学的春天开始复苏。各类活动可以自由开展，创作队伍逐渐发展壮大，为小说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八十年代：第一座里程碑
处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正安的小说创作乘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进入了空前繁盛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正安小说作品数量猛增，质量大幅度提升，精品力作频繁获奖，在全国文坛中抢占了重要的席位，从而竖起了正安小说创作发展历程中的第一座里程碑。 石定、赵剑平是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作家。 八十年代初期，石定的作品主要反映市井人生，如《人世的烟尘》《凌冻》《归去》《小灾星》《弯弯的牛角》《苍苍竹林寺》等等，其中《人世的烟尘》获贵州省政府文学奖。这些作品以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生活为背景，表现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生活位置和心理状态的调整。随后的作品则以反映新时期农民心态而著称，一方面他烘托出黔北农村静谧纯朴的生存环境，展示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氛围，为笔下的纯真青年、憨厚农民的性格打下底色，另一方面再现时代的风貌精神，抒写时代精灵在僻远山村引起的心灵震颤，令人信服地描摹农民思想、道德观念的变迁。这类作品主要有《重阳》《青山遮不住》《牧歌》《天凉好个秋》《公路从门前过》等等。其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是《公路从门前过》，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石定因此而成为继何士光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贵州作家，成为当时贵州文学的重要标志性人物。
以标志着创作进入更深层次的中篇小说《天凉好个秋》为界，石定的创作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他的前期作品体现出滢澈雅致、细腻平和、自然流畅的柔美风格，后期则多用白描手法，注重情节结构，有简洁洗练、言简意赅的特点，于柔美之中透出阳刚风骨，而贯穿两个阶段的灵魂，则是溢满字里行间的诗情画意，故此评论界认为他“把小说当作诗来写”。因为这种风格，使他和何士光、李宽定一起奠定了新时期黔北小说的柔美格局，黔北小说因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流派，引起了全国文坛的特别关注。
八十年代是石定小说创作的高峰期，创作成就十分瞩目。继《人世的烟尘》《公路从门前过》获奖之后，短篇小说《水妖》和小说集《公路从门前过》《天凉好个秋》又分别获得第二、三、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之后又出版《石定小说选》《石定中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天凉好个秋》被西安电影制片厂改编摄制为故事片《山村风月》。其多篇作品被翻译为英、日、意、泰、印等国文字传到海外，是正安以小说作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因为石定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和影响，八十年代初被县委提任为县文化局副局长，1984年调遵义地区文联历任副主席、主席，之后历任遵义地区行署副专员、遵义市副市长、遵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繁忙的行政工作使得他无暇小说创作，但他仍然特别关注和重视文艺工作，为遵义市特别是正安的小说创作进一步繁荣，创造了很多的有利条件。
赵剑平是一位视文学为生命的作家，因此他对于文学思考的层次更深，眼光更为远大。他对于他已经发表的作品并不满足，于是自 1979年发表了七篇小说之后，他听从文志强的意见，暂时停止了创作，花了近四年的时间攻读中外名著，以进一步提高思想和艺术修养，力图在作品的深度和力度上产生大的飞跃。功夫不负苦心人，1984 年 4 月，他的第一个中篇小说《红月亮，白月亮》在《红岩》上发表，这也是正安本土作家在省级以上大型期刊发表的第一个中篇小说。这之后仅一年多时间，他就接连推出《峡谷人家》《青色的石板街》《远树孤烟》等六个中篇小说，以集团进军的态势，展示了他作为一位青年作家的生活底蕴和艺术功底。他因此被誉为贵州文坛冲向全国的一匹 “黑骏马”，代表贵州作家参加了全国 “青创会” 并作典型发言。
赵剑平的小说在早期也属于秀雅婉约的阴柔风格，后来他觉得那种调子已不适宜于表达他对生活的思考和概括，更不能挥洒自如地展现峻拔的生活画面和奔涌的强烈感情，因而着重选用沉凝厚重的色彩，以简洁明快的叙述方式，刚烈倔强的人物性格，雄奇豪放的环境描写，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彰显出猛猛的阳刚之气，从而在黔北作家中独树一帜，因此改变了评论界 “黔北小说一味阴柔” 的定论。
赵剑平是大家公认的多产作家。他先后出版了中篇小说集《远树孤烟》，短篇小说集《小镇无街灯》，中短篇小说集《乡里笔记》《女县长》《赵剑平小说选》《赵剑平生态小说》，长篇小说《困豹》，以及散文集《挂在悬崖上的街》、长篇报告文学《功勋》、影视剧本《娄山好汉》《走出山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套装1—6卷本《赵剑平文集》，是其创作生涯的总结性文集，收录了其大部分精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为其作序。其中《杀跑羊》获贵州省政府文学奖，《獭祭》获贵州山花文学奖，短篇小说集《小镇无街灯》、中短篇小说集《赵剑平小说选》分别获第四、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巴拿马诱惑》获“人民文学奖”特别奖。
1987 年 8 月，在县委的高度重视下，正安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赵剑平当选主席。自此，正安文艺工作正式纳入地方党政的统筹领导，文学创作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文学新人不断涌现，文学创作呈现出空前繁荣的良好态势。此后几年中，在省市级刊物发表小说的有初义信、王美泉、陈义忠、陈智武、罗遵义、青林森、秦岭、宋晓路、李勇、简祖涛、陈南水、吕荣武、刘兴旺、王龙、刘祖建、简祖奎、张仁琼、敖正艳等人，初步形成了正安小说创作的第二个梯队。 罗遵义是八十年代中后期正安本土作家中发表作品较多的一位。他的创作开始于八十年代初，但笔耕几年一直未能发表作品，于是他听从文志强、石定、刘大林等老师多学习文学理论的教导，于 1985 年参加了浙江《三月》举办的微型小说函授班的学习，当年就在《三月》发表了《酒》《选才》《坡上，那两座新坟》三篇小小说，并被评为优秀学员。1987 年开始，他先后在《遵义文学》《遵义文艺界》《文娱世界》等省市级刊物发表中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十余篇，并于 1989 年根据他人提供的素材，主笔完成了章回体长篇小说《江湖浪迹》的创作，该书于 1991 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从而成为正安本土作家中出版长篇小说的第一人。其后又在《青春》《山花》发表《小镇风月》《年末岁尾》等中短篇小说多篇。罗遵义的小说善于将故事置于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在历史的回顾中渗入对社会道德的思考，揭示复杂多变的人生与命运，情节曲折精彩，语言朴实细腻，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其后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罗遵义小说选》，以及地方文史专著《正安史话》《正安方言词语诠释》。他被提任为县政协副主席后，创办文史季刊《正安文史》，牵头编纂《正安历史文化丛书》，是县内社会各界公认的文史界领军人物，也是省内知名的尹珍文化专家。
九十年代：经济大潮中的坚持
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步入快车道，国民经济迅猛增长。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文学的轰动效应逐步减弱，加上电视、网络的逐渐普及，文学创作逐渐趋于边缘化，各级文学期刊发行量锐减，作家队伍急速萎缩，整个文坛景象空前冷寂。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一场严峻的挑战。 在当时严峻的大背景下，以王美泉为代表的正安作家们并没有消沉，而是冷静地、执着地固守文学的伊甸园，以县为单位的小说创作，仍在全省保持了前锋态势。这种少有的状况，后来被南京市文联和《青春》的领导及作家们誉为 “新时期形势下的正安文学现象”。 较之于石定和赵剑平，王美泉应该说是一位 “大器晚成” 的作家。虽然他的文学之梦萌发于五十年代的初中阶段，但因家庭和生计所累，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创作上的探索。通过几年的积蓄，他便进入了创作的高产期。1990 年，他的系列小说《乡村纪事》《营盘人物》接连在《民族文学》推出，初步展示了他深厚的潜力和功底。他主攻农村题材，擅长讲 “大山里的小故事”。表现手法上采取铺陈其事，直叙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然而并不将故事的意蕴抖落出来，总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局，由此以微不足道的 “小故事” 映现内涵丰富的 “大山”，于琐碎的生活中体现山民的生存状态。他先后出版的小说集《野店》《王美泉小说选》，收入了他在此期间的主要作品，是他在文学冷寂阶段固守和坚持的结晶。 初义信（笔名 “老初”）的创作起步于七十年代，成熟于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进入盛产期。他的小说集《那一片绿叶》着重表现建国之初至 “文革” 时期的社会生活，描写在艰难的岁月中人们的真挚情感，情节单纯，笔调清新。 陈义忠的创作经历与初义信几乎一样，九十年代也是他收获的季节。他先后出版的小说集《小镇风流》《隐情》，充满了浓郁的地域风情，其间有秀丽的山川，柔美的少女，温馨的农家小屋，静谧的市井人家。在这里，时代的大潮冲溅起朵朵浪花，激荡起层层浊流，碰撞出人性善与恶的闪光，演绎出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悲喜剧。其中《碎玉》《小镇风流》《赌品》《天意》，都是耐人品味的篇章。 同一时期，成名诗人陈智武转写小说，先后在省级刊物发表《黑老秋》《兰三》《豆腐干公司的兴衰》《冯九爷轶事》等短篇小说；袁航、张亚林、宋小松、敖正艳作为正安最年轻的梯队代表，也开始在《山花》《花溪》发表作品。 刘世杰的创作可谓是独树一帜。他于1970年参军，有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因此其小说多以部队生活为背景，主要写战争对人的影响与战争过后军营生活的改变。他以干事与士兵为主要描写对象，写机关琐碎的事务工作，写士兵的心理与希望，在人物心理的层面映现社会生活画面。他曾任贵州省军区宣传处长、省广电厅副厅长，省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出版有文集《铁马秋凤》《岁月的子弹》，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值得一提的是，自 1990 年 12 月赵剑平调地区文联后，县文联负责人更换频繁，在活动开展、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受到一定影响。1995 年调任正安县委副书记、后任书记的李显国对文艺工作高度重视，1996 年将王美泉调任县文联副主席，主要负责《正安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后主持文联工作。在王美泉任职期间，他通过《正安报》文艺副刊和文学期刊《芙蓉江》两大园地，发现和培养了大批文学新人，并发起组建了以小说骨干作者为主体的 “珍州文学沙龙”，为正安小说创作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再一次崛起，作了队伍上的充分准备。 1997 年，县委决定在全省率先实施 “千乡万村书库” 建设工程，全县建立乡镇、管理区、村级图书室共计 630 个，荣获全国 “万村书库工程” 先进单位，全省现场会在正安隆重召开。1999 年 8 月，第七届黔北作家笔会在正安举行，《山花》主编文志强，编辑黄祖康，《花溪》副主编李放眉，编辑、诗人叶笛，作家石永言、伍本芸，评论家王刚等出席指导，正安骨干作者参加了笔会。以上两件大事营造了浓烈的文化氛围，为正安小说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
新世纪：贵州文学的重镇
伴随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正安的小说创作以集团军的阵容，向既定的目标发起了全面的冲刺，谱写了全新的辉煌篇章。 2001 年 2 月，罗遵义调任县文联主席；11 月，李易超调任文联副主席；2005 年 2 月，罗遵义调任宣传部副部长兼文联党组书记，随后李易超任主席，王龙任副主席。
在县文联历任领导奠定的工作基础上，新的领导班子以开拓创新的精神作风，大胆探索新时期文联工作的新思路和新规律，逐步形成了基层文联工作的 “正安模式”，连续几年荣获全市文联工作一等奖、小说创作活动奖，2004 年被省作协授予 “文学创作组织奖”，2005 年被省文联授予 “全省文联工作先进集体” 称号。 在此期间，县委、政府对文艺工作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为正安小说创作的新一轮崛起创造了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借助于这个良好的机遇，县文联重点抓了几个方面的基础性工作。一是创办了月报《正安文艺报》、季刊《芙蓉江文艺》（后改为《正安文学》），园地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在全县中学建立健全了校园文学社，强化了后续队伍建设；三是加强了与域外文艺界的联系，举办多次高规格的创作联谊活动，每年都要以专版、特辑等形式推出作品，提升了正安小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四是创办 “尹珍阁精神文化活动中心”，在文化产业建设方面大胆探索，缓解了工作经费上的困难；五是全力支持 “珍州文学沙龙” 等社团的活动，壮大了骨干队伍；六是制定了小说创作和队伍建设的中长期规划，确立了创建 “小说之乡” 的奋斗目标；七是制定了总规模为十二卷本的《正安文艺作品丛书》编辑出版计划，现已出版《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选》《小小说选》和报告文学集《挑战》；八是通过争取，县政府与市作协联合设立了 “尹珍杯遵义文学奖”，进一步扩大了正安小说的影响面。
通过以上努力，正安小说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实力明显增强，新人新作接连涌现，十余位作者的作品稳定达到了省级刊物的发表水平，形成了以县为单位的阵容可观的 “地方作家群”，无论是遵义市文联编辑出版的《遵义文丛》小说系列卷本，还是《遵义文艺》《黔北作家》《山花》《贵州作家》，正安小说篇目比重均居各县之首，因此正安被省文联誉为 “贵州文学的重镇”，被中国作家协会命名为 “中国西部历史文化创作生活基地”，引起了《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当代》等国家级核心期刊的高度关注。 在进入新世纪后脱颖而出的女青年作家王华，无疑是 “正安作家群” 中最为璀璨夺目的新星。她虽然出生于道真县三桥镇，但小学毕业后就到正安读初中，之后当了十多年的乡村代课教师，其间开始写小说。所以熟悉她的人都说她是道真姑娘、正安作家，她也毫不讳言是正安文学创作的底蕴和氛围影响了她，成就了她。底层生活的丰富积淀，成了她不竭的创作源泉。她的创作始于九十年代后期，2001 年 7 月在《山花》发表处女作《村小》，此后几年间便以格外凌厉的势头，大批量、高密度地推出精品力作，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国家级核心期刊，创造了正安作家在作品发表数量、高级别期刊覆盖面的最高历史纪录。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有在《当代》发表的中篇小说《天上没有云朵》，分别在《民族文学》《人民文学》发表后又被《小说选刊》选载的短篇小说《一只名叫耷耳的狗》《逃走的萝卜》，系列中篇小说《旗》《在天上种玉米》，以及在《当代》接连推出的长篇小说《桥溪庄》《傩赐》《家园》，实现了贵州作家在权威性大型期刊《当代》发表长篇小说的 “零的突破”。之后又出版和发表长篇小说“花河”三部曲（即《花河》《花村》《花城》）、《大娄山》《在路上》，是正安发表长篇小说最多的作家。另有中篇小说十余部，短篇小说30余篇。她是2005 年度《当代》文学拉力赛冠军，在全国 2004 年以来发表并出版的长篇小说读者排行榜上荣居第四名，其长篇小说《雪豆》（即《桥溪庄》）、长篇报告文学《海雀，海雀》，分别先后荣获第九届、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以及贵州省政府文艺一等奖，贵州 “文学风云榜” 进步最快作家奖，“尹珍杯” 遵义文学奖，首届乌江文学奖。除了具体奖项外，她的长篇小说《傩赐》是首部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贵州长篇小说，她被视为贵州第四代作家代表，其乡土题材创作多次引发文坛关注。此外，她的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并翻译至海外。 王华是正安青年作家的突出代表，也是当今贵州文坛风头强健的青年作家。《当代》的编辑这样推荐王华的作品：“我们向读者推荐贵州省正安县这位底层作者的长篇小说，不只为惊人之才，不只为刻骨之痛，而是为日渐稀少的人间悲悯。” 她用夸张、变形等手法，描写农村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脱胎换骨的蜕变和阵痛，荒诞的表层描写中蕴含着真实的本质。其主题意象、语境营建、表意方式等方面，受到现代小说的影响，表现出在艺术上的创新。
紧跟王华疾进的脚步，正安的作家们奋起直追。频频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小说作品的有中老年作家陈智武、刘礼贵、罗遵义、秦朝国、冯其沛、杨欧、王龙、雷波、陈南水、王小龙、雷贤圣、简历，青年作家雷霖、秦丰、宋小松、骆礼俊、许雨松、帅巾、陈立航、王兴宇、王力东、陈鸿、王少龙、刘书青、杨韬、冯垚、朱佳勤、余灵、何育薇、刘斌等，更有近几年脱颖而出的新生代作家赵锐、叶欢、雷霖遥、张银霞、冉宁哲、骆乐等逐步形成的正安小说创作的新梯队，所以正安小说创作至今在省内仍然保持了显要的位置。
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它潜在的自然规律。伴随着“小说之乡”的落户正安，虽然创作队伍有了进一步扩大，但由于大家都自觉地提高了要求，所以整体创作随之逐步转入较为沉稳的发展态势，蓄积能量以寻求新的大的突破，因此在那之后的十余年间，正安本土小说创作客观上形成了有高原无高峰的微妙状况。 继王华之后相继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秦岭、雷霖、冯其沛，是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作家。
秦岭的创作始于八十年代中后期。他先后在《遵义文学》《贵州作家》《西南文学》《民族作家》《西藏文学》《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今古传奇》《人民日报·人民周刊》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60余万字。他生长在芙蓉江边，师范毕业后又一直在家乡学校任教，对故土有着特别深厚的情结，所以他早期的作品多为农村题材，以质朴的笔触勾勒出乡土生活的本真面貌，字里行间流淌着对故园深沉的眷恋与守望，具有代表性的有中篇小说《山女》。而后期作品选材则比较宽泛，其作品关注民生事业，关注社会焦点，关注底层大众命运，具有自觉的社会良知。较为突出的有《归去来兮》《红丝带》《断崖》等。而他耗时数年倾力创作，于今年4月被《今古传奇》以头条隆重推出的长篇小说《血色桐花岭》，无疑是他的扛鼎之作。小说以麻溪场桐花岭为背景，以黔军第八师抗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贯穿战争的残酷史实和爱情的生离死别，是一部历史真实与虚构完美结合，家仇国恨与爱情守望真情演绎的精品力作。他因之成为继王华之后，在大型期刊发表长篇小说的第二位正安作家。
作为县作协主席、《正安文学》执行主编的雷霖，是这一时期正安本土作家的领军人物，为进一步提升正安文学的影响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创作始于八十年代后期，至今仍笔耕不辍。土生土长的他对地域生活烂熟于心，运用富于地域文化的语言得心应手，描写地域文化心态驾轻就熟。他总以敏锐的触角捕捉时代脉搏，作品兼具乡土温情与现实深度。先后在《人民文学》《山花》《广西文学》《贵州作家》《西部散文家》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曾获“遵义市政府文艺奖”、“尹珍杯遵义文学奖”，出版有中篇小说集《云端的月亮》和散文集《字库塔边》。 冯其沛是正安作家群中一心一意埋头创作的典型代表。他先后在《人民文学》《山花》《贵州作家》《野草》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60余万字。曾获“遵义市政府文艺奖”“尹珍杯遵义文学奖”。他的小说几乎都以传统的写实手法，写他熟悉的乡村生活，描绘和记录仡佬族大山里的风土人情，通过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的关系，再现乡村文化和地域文化，在城乡变迁的背景下，展现人性光辉，表达对生命的尊重和对生活的热爱。其小说方言的成功运用，凸显了语言的力度，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他创作的重心是中篇小说，迄今已发表中篇小说13部，是正安发表中篇小说较多的一位作家。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也是正安长篇小说创作的丰产季。除了王华在此期间的《“花河”三部曲》《在路上》《大娄山》和秦岭的《血色桐花岭》之外，先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有刘礼贵的《风云恋歌》，李朝虎的《真情》，帅巾的《近与远的距离》，朱佳勤的《江原源上学记》，秦朝国的《贴在胸口的土地》。已经完成的有刘书青百万字的《鼎魂》，以及张怀林的《尹珍传奇》，李睿的《钻石人生》。
结 语
纵观正安的小说创作整整70年的持续发展历程，从大的跨度来划界，正安小说创作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建国之初至七十年代末为前一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孕育和起步，作品总量还不到 40 篇，质量上也有较大差距，横向比较尚不具备竞争实力；后一阶段则是改革开放后的40余年，这是正安小说逐步成熟、趋向繁盛的重要时期，作品数量猛增，作品质量大幅提升，作家队伍快速壮大。计有长篇小说 20 余部，中篇小说 80 余部，短篇小说近 1000 篇，出版个人小说集 50 余部，累计获得各级文学奖项 30 余人次。现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2人，省作家协会会员44人，市作家协会会员90人，均居省内各县前列。 正安的小说创作从孕育到繁盛，除了地方党政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社会各界热切关注之外，重要的因素还在于前辈文志强奠定的 “传、帮、带” 传统，使文艺队伍后继有人、辈出无穷；摒弃 “文人相轻”，倡导 “文人相亲”，保持了文艺队伍的团结和谐；互相学习，互相激励，使整个队伍充满了生机活力。回顾正安小说创作7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以上传统精神的激励之下，正安的小说创作必将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
（ 罗遵义，男，现年68岁，贵州正安县人。曾任正安县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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