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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鲁迅》
谭庆荣
打官司，法官要求原告提供被告身份证号码。这点小事，法官做起来很简单，个人做起来就很难。有人说，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有很多种方法可以达到目的。达不到目的怎么办？就不告状了吗？就是达到目的，运行成本由谁来付？有人说，穷死不走盗抢路，冤死不进法院门。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告状有多难，胜诉有多难。这句不能上书的口头语是对当今平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是对司法战线的真实写照。随便你到哪里去告，这句经常可以听到的豪言壮语是社会的悲剧还是喜剧？在一个违法犯罪分子不怕告状的地方还有什么公平正义可言？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名言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到哪里去落实？谁去落实？落实了多少？
再说实际一点，现代人冷对谁？俯首谁？
胜诉以后，被告以无钱为由拒绝执行法院判决，原告也就拿不到钱。判决书成为废纸，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能让大家满意。由此，产生了一个新职业：代收款。执行法院判决要由民间去执行，不知道是什么风气？
我和他人产生经济纠纷，找他协商，他竟然说：在法庭上见，叫你一分钱也拿不到。法庭上，他不到场，叫来一个代理人。判决书下达后，没有想到，他竟然预言成真，厉害。几年过去了，钱还在判决书上面写着。法官说，你提供他的财产线索我们立刻去执行。你说，我和他相隔千里，到哪里去提供？
每逢过年过节，特别是临到春节，分发慰问品几乎是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单位必须做的工作。当大包小包的慰问品，慰问金送到千家万户时，谁为生存发愁的平民送去一分钱、一粒米、一两油。那些并不缺少这点慰问品，慰问金者，家里就能收到慰问品，慰问金。而且是越不缺收获越多，有什么办法？
请看那些春节团拜会，越是大机关宴会越气派，工作人员收到的春节慰问品越多。
个人在单位破产失业以后，一直为生存发愁。却从来没有人送过一分钱、一粒米、一两油。大年三十晚上还在路边摆地摊，无人问津。有一个民营企业家实在看不过去，请我们几个地摊商大年初一到他们单位去过年，算是感受到了一点社会温暖。
鲁迅笔下，祥林嫂在大年三十晚上祝福鲁镇人民生活幸福。这种悲剧，今天还要上演吗？
现实面前，谁还在做这样一件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2015年9月9日，湖北十堰男子胡庆刚讨薪六万五千多元维权败诉后，拿刀狠狠地刺向与本案相关的四名法官，四名法官因此倒地不起。胡庆刚当场被警方控制，后被判刑十一年。
判决生效后，十堰市有关部门对所有欠薪案件进行了处理。从2025年11月到2026年2月，全市执行结案119件，为131人追回490万元。2026年6月，集中执行96件，标的1507万元；执结21件，到位73.76万元；和解36件，金额391.21万元。
这件事说明，胡庆刚没有说假话，悲剧是由法官不作为造成。虽然法官有很多理由，但事实无法抹杀。
如果十堰市有关部门早点有所作为，还会有这场悲剧吗？
一场普通的民事纠纷以这样的悲剧收场，不知道当权者和读者看到这里有何感想？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现实中，敢于爆发，敢于以命相搏者毕竟是极少数，或者说是极少数中的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在沉默中死亡，都是满腔怒火无处发泄，满腹冤屈无处申冤。现实中有多少人在沉默中爆发或者在沉默中死亡？没有确切数据。不管哪种结局，都是社会悲哀，个人悲哀。
违法犯罪成本太低，守法公民成本太高，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成本更高早已是天怒人怨，毫无办法。真是没有办法吗？
现在，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科技战线也是捷报频传。在这个卫星上天，潜艇入海，航母走向深蓝的时代，平民利益却没有得到彻底的保障。倒霉总是受害者，成为常识。
鲁迅先生说过：“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单位书记告诉你，骂就听着，打就受着，没有打死就只能乐哈哈地说打得好，打得好。我们陕西就是这样。生活在书记手下，该听哪一句？
民国时期，鲁迅先生发出呐喊：一要生存，三要温饱，三要发展。今天，这句话对于很多平民百姓来讲仍然实用。我曾经和他人商讨过这样一个问题，叫你一分钱也挣不到，申请低保要得癌症是什么政策？执行这项政策平民怎么生存？无人回答。这个政策落实到底，生存都成了奢望，哪来温饱和发展？还是无人回答。现在，这个政策改了没有不知道，改了多少更不知道。这个政策在执行期间带来的悲剧无人追责，是不争的事实。甚至，当提到这个政策时，也没有官方人员当面解释清楚。
没你也转嘛，当权者用起这句话来得心应手，屡战屡胜。毫不客气地说，这种蔑视人权的结果是中国成为仿制大国而不是创新大国的根源。
鲁迅是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这样伟大，学习鲁迅学什么？现在，很多媒体公开不接受有关政治方面的投稿。至于网上封号，拒绝刊发更是常见。说实话，说点真话就被打压，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鲁迅评价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并将中共在延安创办的文学院取名鲁迅文学院，后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共产党掌权后，鲁迅的文学地位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肯定。鲁迅的众多文章被选为大陆中小学语文教材的课文，现今仍然存在官方的鲁迅研究机构和专门的鲁迅研究杂志。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57年毛泽东在回答罗稷南的问题时表示，如果鲁迅仍然活着，“以我估计，鲁迅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但毛泽东曾于同年3月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什么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
1950年曾有读者向《人民日报》提问：“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时任国务院文化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亲自回信答复“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的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谈话可以看出，毛泽东欣赏鲁迅敢于说真话，不赞成鲁迅不识时务乱讲话。从郭沫若回信可以看出，当今社会对鲁迅并不是完全接纳。
有人说，社会在一天天变好。用一句电影台词来说：“面包会有的。”我说，很多人活不到实现共产主义那一天，活不到变好那一天，甚至活不到品尝面包那一天。
鲁迅在小说《狂人日记》里面发出呼唤：救救孩子。当书记告诉我：“还没有被打死嘛，打死了就有人管”时，我也在绝望中发出了呼唤，谁来救我？
鲁迅问题落实到今天，怎么学习鲁迅写文章才算好？怎么写才能得到官方和社会共同认可？
实事求是，行不行？真情实感，行不行？可以说行，也可以说不行？举例讲，可以写警察为人民服务，为平民办实事，为平民排忧解难。不可以写警察遇事不管，报警不管。更不可以写警察毒打平民，至于武警毒打平民不但不能写，被打了还找不到告状的地方。尽管有人说，你这种人就是该打。
有人说，驻港部队没有殴打过一个香港市民。在大陆呢？有没有殴打过平民百姓，为什么不说？
可以写法官依法办案，严惩罪犯。不能写法官包庇罪犯，理直气壮。虽然有冤假错案被平反昭雪的例子，但没有见到造成冤假错案的文学作品出现的情况。
就说上面提到的胡庆刚案，哪一个作家会写？哪一个作家敢写？写了以后有哪一个媒体会发表？哪一个媒体敢发表？
回到文学上来，言论过激，不当言论，没有正能量……都不行。从网络上看，因言获罪者不在少数。落实到平民身上，被骂个狗血淋头没有人管，在法庭上乱骂人还是没有人管。这样的公平，是不是公平？
当今政府一直把民国时期称为国民党反动派当权时期，就是在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当权时期，中国能够容纳鲁迅。不仅能够容纳鲁迅，还给他很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有人计算过，鲁迅平均一个月的收入约一万六千银圆到两万银圆之间，相当于一百个大学教授的月收入。当时，平民月平均收入约4块银圆）。尽管在国民政府和当时的社会潮流中反对鲁迅者不少，国民党败退到台湾以后这个潮流依然没有减退，鲁迅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没有受到迫害，没有发生生活困难是不争的事实。
有一些华人从国外回到大陆以后，写下这样一段感言：倘若鲁迅今还在，天安门前等杀头。这句话对不对，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在官方对鲁迅都有多种定义的情况下，鲁迅的命运多舛就不奇怪。鲁迅的文章在学生课本中采用取下，取下采用有几次说不清楚，没有一直占据学生课本是不争的事实。
有人说，时代不同了，鲁迅文学已经和当今社会不相适应，不再出现在中小学课本上很正常。这句话对不对，请你发表看法。
鲁迅先生说过，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看到鲁迅先生这句话，真为自己摇摆不定的想法感到惭愧。
鲁迅先生说过，我必须在作品中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而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悲凉感有所遏制（何况我对于悲凉感本身也是持有怀疑态度的）。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鲁迅这句话说得太好了。面对困难总想回避，又无法回避。转来转去，把自己转进坑里还爬不出来，教训太多，记忆太深。
在纪念鲁迅逝世九十周年的日子里，想起鲁迅先生的写作态度，应该有所收获。
作者简介：谭庆荣，成都量具刃具厂子弟校初六八级。下过乡，国有企业破产失业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