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的文学批评与宏观审美的艺术自觉

         ——读鲁崇民《石门评章》

                        杨焕亭

     当国内理论界呼吁文学批评要“指涉见证性、当下性”，“历史性和现实性在场”、“审美和批判在场”、“主体精神和社会精神在场”，强调文学批评“不单要时时置身于文学现场，而且要以抵达人的内心为重要指归”的舆论情势下，鲁崇民的《石门评章》以五十余篇评论、二十五万字的篇幅，为渭北高原的旬邑文学勾勒出一幅千帆竞发，万木争荣的恢弘画卷。他不惟以深刻的文化洞察、多维的批评方法与厚重的人文关怀表现出对地域文化与民族精神内在关系认知的文化自觉，尤其是在评论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情感在场、思想在场的艺术自觉，让我们感受到文学批评“触摸文学脉搏，感受文学体温”的生命活力。

        一

     从“当下”作品中洞见历史和时代价值，是《石门评章》的价值立足点

     “在场”理论最早始于阿尔及利亚籍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他看来，“在场”就是直接呈现在面前的事物，就是“面向事物本身”，就是经验的直接性、无遮蔽性和敞开性。后来，德国当代哲学家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存在正是存在者得以出场和呈现的根据。”国内著名文艺评论家阎纲强调，评论家要以“我在场，眼见为实，实话实说，带体温”的姿态介入作品评价。其中，“我在场”，是说要以在场的立场对待作家和作品；“眼见为实”阐述的审美经验的直接性；“实话实说”秉持一切结论从分析作品中来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带体温”，就是要“用自己独到的目光阐释作品，揭示艺术创造的本质。”这也是鲁崇民构建自己评论体系的价值起点。

     作者总是以在场的立场，从作品诞生的时代特征进入叙事解读。如果说，在他的审美视域内，赵新贵的渭北题材小说五姊妹篇以“家庭—村落—乡镇—县级—市级”的递进结构，完成了对乡土社会立体、全景式的艺术呈现，实现微观生命叙事与宏观时代叙事的有机统一；突出了其“不回避社会矛盾，直面基层治理、权力监督、人性欲望、腐败现象等现实问题，同时弘扬乡土美德、红色精神与理想信念，在批判与守望之间体现作家的良知与责任。”那么，在解析刘敏卓小说《三水云烟》时，论家则将目光居聚焦在作家对“时代洪流中的家族命运”起伏跌宕的铺叙上，尤其是对“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近代革命浪潮下三水人民的英勇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由此实现了在场氛围中批评主体与叙事主体历史的、时代的艺术对话，发掘出作品的跨越历史的时代性和当下性价值。如果如美国作家诺里斯所说：“小说是表现当代生活的强大手段。”那么作者对库建国散文《记忆六七十年代旬邑人民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群众运动》的评述，则在触摸“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的交织共振”中传递出作品“超越地域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对侯晓燕散文《旬邑麦事》以年华四季为经，纷繁而又辛劳的乡村麦事为纬，以旬邑小麦独异于众的生长特质为审美切入点，“借麦性喻人性，赋予作物深沉的精神寄托”的美学评价，则让读者感受到当代散文书写“呈现人类历史进程中文明和文化深刻变迁的”艺术魅力。它充分印证了的法国哲学家本雅明“任何文学写作都是即时即的”艺术观的客观实在性。

     作者总是以在场的知觉，从支撑叙事的情感场域进入叙事阐释。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文学是一座桥梁，连接着现实与想象，也连接着理性与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作品情感的把握，是见证评论家情感在场的重要标志。鲁崇民对此有着明晰的理论认知，在评论何海宁小说《万家灯火》时，充分表现出其思维的理性和审美的智慧。作者透过小说中“一碗玉米、一次帮工、一场拌嘴、一块西瓜，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夤演的家常故事，梳理出作品中蕴含的“亲情：烟火日常中的生命守望”、“友情：褪去虚饰后的真诚相”、“爱情：归于日常的坚守与陪伴”、“乡情：变迁浪潮中的眷恋与抉择”、“人情：善恶交织中的温暖底色”等五大情感谱系，从而引导读者穿越作家笔下乡村的袅袅炊烟，烛照夜色的万家灯火，月色下的乡村小径，去感受作品中人情的悠悠温润，人性的立体复杂。对于作家情感场的介入，莫过于对张俊彪散文的释读。作者感同身受地透过那些质朴的白描笔墨，独特的方言传播媒介，深入肌理的细节刻画，将《母亲》辛劳一生而铸就的伟大人格、《阅读与人生》的求知热望、《发票轶事》中所蕴藏的崇高信仰层次有序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从而实现了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精神共情和以生活为旋律的写作者与批评者的艺术“心率”共振。这样，他批评的主体性，就不是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对作品情感介入的理性判断。

     作者总是以在场的角色，从作家的创作实践进入作品本根的追溯。胡塞尔说：“作家的文学创造过程就是拿自己的生命体验来照镜子，通过透视、折射和反射等各种方式呈现出作家对世界的理解。”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有“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的论述。在鲁崇民看来，作家作为一种“此在”的存在，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要深入自己的经历，不是回避它们，然后将其转化为普遍的真理”（斯蒂芬·金语）。因此对作家实践的关注，构成鲁崇民在场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对王新民《俗海采珠》的品鉴中对其身兼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民俗学会理事，亦是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诸多自致角色的梳理，还是对胡玉萍诗集《且听风吟》的解析中将她的诗作与“以医术守护生命，为患者祛除病痛，撑起一片健康的天空，尽显杏林仁心”的人生风雨作为艺术源泉和情感背景，评论家都在于告诉读者，他们是“在场者”。所有的人间烟火，乡情故事，都是“长期亲历观察与实地核实”的人生经验，“作为一名深耕旬邑县医院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她的内心之风，始终裹挟着对生命的珍视与对患者的悲悯。”不仅如此，我们从作者对何勤建散文《门》《路》的赏读中读出“古今门锁的对照，最终落脚于开、合、锁三重意象”的精神拆解。”；对万民散文《父亲的旱烟袋》的亲情体味中读出“把个人记忆、时代图景与乡土情思融在一起”人生体悟，精准揭示作家经历与作品艺术承载之间内在联系，无不体现出“眼见为实，实话实说”的“在场”艺术观，从而为读者走进作家、作品和心灵世界提供了一把理论的钥匙。正如英籍坦桑尼亚作家古尔纳所说：“阅读文学作品中学到的东西，总是可以和自己的经验联系在一起，这一点非常奇妙。”

       二

      整体呈现地域文艺发展态势，是《石门评章》宏观审美的理论呈现。

      还在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时期，老子就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命题，为中国宏观美学奠定了哲学基础，当代美学家华远认为：“美是跨越主客的规律性系统。”这些观点，从人类学、社会学的宏观视角出发，构成宏观美学的科学内涵。然而，我以为，在文学批评领域，宏观美学应该还包括批评家对某一领域、或者某一地域作家、作品整体态势的宏观把握，“文学研究不仅要关注作品与社会、历史的外部关系，更要重视作品的内部结构与审美特征。”（韦勒克·沃伦语）阅读《石门评章》，虽然是对具体作家和作品的评点，然而，作者的宗旨却在于“以文学评论为载体，品读文本、梳理脉络、端正文风、引领创作，立足传统文脉、贴合新时代大众文艺理念，客观评析本土作品样貌，整体呈现旬邑文艺发展态势。”

     从而为自己品读旬邑文学方阵找到了一个既有高度，又脚踏实地的方位。

     从微观起步，扫描地域文学生态，是鲁崇民宏观审美的第一个逻辑环节。从逻辑起步说，作者在《自序》中系统地论述了评论对象作品原生地旬邑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追溯了“石门”这一地理标识与“古豳”文化的渊源，与秦文化的联系以及与明代“石门”书院的文化脉系，从而在文艺地理学的层面为分析研究在这方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学艺术群体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和文化方位支撑。正是这种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传统基因，奠定了旬邑文学生态的整体性。从文学种属的构成说，作者按照小说、散文、诗歌、文论的分类结构全书的整体框架，勾勒出旬邑文学生态的立体性；就作家结构而言，其评论的范围兼顾乡贤名家与普通创作者，呈现出全民书写乡土烟火的梯次性特征。这样的结构意识表明，鲁崇民从一开始就将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作为进入地域文学生态的入口，而价值取向的落脚点却在宏观扫描。于是，我们从赵新贵、刘敏卓、何海宁、冯晖的作品中读出了地域性叙事“承载地域文化精神的乡土群像”、“鲜活的地域图谱”描绘、“社会变革浪潮中乡土世界的人性光谱与情感温度”、“以渭北黄土塬为精神原乡，将这片土地的自然风貌、生活实景、文化基因与精神底色熔铸于叙事肌理，使其拥有不可复制的地域辨识度”的文化认知；从张俊彪、陈红星、库建国、王新民、第五建平等的散文作品中读出西部高原“自然意象的精神升腾”，“器物意象的记忆编码”、“对生活最本真的敬畏与热爱，而这份“真”恰是通向普世情感的密钥”、“兼具文学温度、史料厚度、民间本色与学术价值，是黄土高原旬邑民俗的全景式书写。”从赵晖锋、焦德斌、翔群、王贞的诗歌中读出“时序为轴，织就旬邑果乡全景”、“在老屋的意象中，照见自己的乡愁，寻回内心的安宁”的艺术感触和“宏大而扎实、厚重而灵动的题材格局。”“整体由部分组成，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获得其意义和价值。”（黑格尔语）不难发现，鲁崇民在具体分析这些作品时，一刻也没有忽视将至置于文学大格局的光谱下去考量，去投射，精确地发现了蕴藏在叙事和抒情中共同拥有的地域文化底色，从而赋予其评论以艺术地理学的价值。

     从个性分析，透视地域文学的“共性”特征，是鲁崇民宏观审美的逻辑核心。在理论层面，作品的个性追求与它的共性承载是文学二律性的对立统一存在。从文学自律性说，作家对于文学生态的贡献，就是要看他是否为多姿多彩的文学画廊增添了恩格斯和黑格尔所说的毫无重复之弊的艺术形象或艺术亮点，一个不可复制的“这个”。从文学他律性说，任何时代的作品都负有承载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特定地域现存矛盾、文化维度和精神向度的责任。这就是越是地域的就越是民族的深刻理论根源，鲁崇民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在解读旬邑作家群的批评实践中，不仅关注他们个性的风格追求，更注重把握其代表旬邑文学艺术样貌的相对的“共性”特征。例如他在分析小说作品中发现，无论是短篇叙事，还是长篇巨制，无论是赵新贵笔下“兰贵妃”、剪花娘子、一枝花，还是刘敏卓作品中“唐景忠兄弟”、尤其是核心人物“唐庭诠”，抑或是何海宁短篇小说《八月，父亲的玉米》中的黄端午、《真爱》中的校花欧阳绚，作为单个人，他们都以自己独有的个性，活出了独有的“风景”，都以个性性格站立在作家营构的人物画廊中。然而，只要从精神和文化承载的角度去考量，就会发现，彼此在“精神内核”、“生存环境”、“语言风格”等方面，却有着相近的审美“联觉”和艺术通感。在品鉴旬邑作家的散文作品时，鲁崇民很精准地把握了隐寓在他们个性诗语中那种“以亲情为根，以乡愁为魂，定格乡土生活本真”、“人格塑造与文化图腾”和“方言土语的诗性转化”的“地域风骨”。它一旦与民族文学大格局比较存在，就成为构成地域文学流派的综合要素，构建起旬邑文学独有的地域文学“群体个性”。这让我想起茅盾先生的经典论述：““文学流派是由一群具有共同的文学主张，相近的创作风格，并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或发表阵地的作家所组成的文学团体。”而在瑞士文论家荣格看来，流派作家的创作往往受到共同的文化原型和集体心理的影响，这个观点更接近于鲁崇民的评论视点。

    从意象着眼，描绘群体前沿姿态，是鲁崇民宏观审美的逻辑旨归。“意象”这一概念，中国人早在1000多年前魏晋玄学时就提出了，然而，在欧洲，它成为一种文学流派，却是上世纪初的事情。中国人将“意象”引入小说创作领域，则是四十多年的新时期文学。然而，当有一天，作为文学评论家的鲁崇民走近故乡作家群时，他欣喜地发现，从旬邑本土走出的作家们，对“意象”现实主义的把握和运用丝毫不亚于那些自诩“城市”赤子的写作主体。在作者审美视域内，何海宁“大量运用隐喻与象征手法，让文字充满张力与深意”，““碗”既是日常生活用品，也是人性的象征”，“隐喻着‘自身不真诚，难遇真朋友’的处世哲学。”而何勤建散文中的“门”和“路”的意象色彩更加浓郁，他们在不同时空下的种种象征，表明“外在人情淡漠只是表象，问题根源落脚于人内心尺度的失衡，由此延伸文本深层生命哲思。”张俊彪散文中以灯火象征“温情和希望”，以泰塔、如木寺与“高山大河”共同构成“文化根脉的守望意象”；鲁生林眼睛里“老窑”、万民记忆中“旱烟袋”，每一个意象都被赋予历史和现实的隐喻。至于诗歌群体中，更是一座意象纷纭的艺术画廊。晓瑜荣儿心中的“桃花”“，“本质上是对生命意义的深刻理解与践行。”翔群的吟唱，恰似一座情感的桥梁，“让每个读者都能在老屋的意象中，照见自己的乡愁，寻回内心的安宁。”此正是鲁崇民宏观审美所关注的艺术亮点，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分析，描绘出旬邑文学在“现代性”氤氲中站在时代前沿的万马踔腾图卷。它对于引导读者特别是批评界重新认识旬邑地域文学与民族精神的内在联系，与时代旋主题的贴近和呼应，对中国精神的艺术负载，有着现实的积极的意义。

       三

      求新立异，是《石门评章》的文化品格。

      从本质属性说， 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判断。批评家需要从语言、结构、意象等艺术维度，分析作品的审美特质，并在此基础上，客观地而不是主观臆断地、准确地而不是是是而非地给予作家或作品在文学大格局中以恰当的定位。这不仅取决于批评家的价值观、文艺观，更见证其驾驭文学局势的功力。鲁崇民的评论呈现出打破传统文学批评的文体壁垒勇气好人胆识，展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与灵活的批评方法。

     在散文评论中，张俊彪的《隐在心中的高山大河》被从传记文学的创新角度切入。作者敏锐地发现其“史笔+文心”的创作范式，将其置于当代非虚构写作的理论框架中审视。通过对“母亲割苜蓿”“战士用石块砸敌人”等细节的分析，揭示了作品以微观叙事折射宏大时代的艺术手法。作者指出，这部作品“以小我叙事为锚点，在个人记忆与宏大时代的交织中，搭建起独特的文学对话空间”，这种将传记散文置于当代文学理论语境中的评论方法，体现了评论者深厚的学术素养。

     王新民的《俗海采珠》则被当作民俗学、方志学与文学的跨界文本。作者不仅关注其文学性，更重视其对旬邑民俗的全景式记录，认为这部作品具有抢救地域文化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对第四辑《俗海采珠》的分析，作者将其视为旬邑民间生活的“活态档案”，从岁时节俗、人生礼仪、传统技艺、饮食文化等多个维度，剖析了作品对地域文化的保存与传承意义。

     在诗歌评论中，胡玉萍的《且听风吟》被置于《诗经·豳风》的文脉传承中解读。作者深入分析其“风”意象的多重内涵，《果乡秋色》中“金风过处送香浓”的诗句，被解读为对地域产业发展的诗意记录；作者指出，胡玉萍笔下的风“跳出了古人风象的单一情绪桎梏，集自然之美、仁心之暖、诗心之柔、哲思之透于一体”，这种对诗歌意象的深度解读，展现了评论者细腻的审美感知。

    《石门评章》以其鲜明的地域立场、多维的批评方法与深厚的人文关怀，为当代地域文学评论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它不仅照亮了旬邑这片土地上的文学星空，更为我们理解乡土中国的文学表达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在乡土文学日益被全媒体“异化”的今天，鲁崇民的这部评论集，无疑是对地域文学价值的一次有力彰显。正如作者在评论中所言：“乡土文学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是我们理解自身文化根脉的重要途径。”《石门评章》正是这样一部扎根乡土、锚定精神坐标的重要著作。

               2026年7月29日于咸阳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陕西工业技术大学客座教授，美育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咸阳市政协专家库专家、咸阳市新大众文艺促进会名誉会长、咸阳市作家协会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