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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乐成：一幅年画的如烟往事

过年贴年画，是儿时最快乐的事情，也是一年中最深刻的记忆。我对年味的记忆，贴年画永远是排在放鞭炮、穿新衣、吃年夜饭之前的。只是，这种儿时深刻的记忆已失去很多年了。

今天刷手机时，一幅年画猝不及防地撞进眼里——《队队有鱼》。那是七十年代初的一幅年画：画面上，生产队的鱼塘波光粼粼，一个小女孩半蹲在塘边台阶上喂鱼，水中几条鱼在争食，其中一条大红鲤鱼跃起来争食。水花溅起，女孩的笑靥映在水面上，碎成一池欢喜。

五十二年了。这幅画，我买过它，一定是买过的。

腊月二十三是北方的小年，灶王爷上天的日子。一大早，母亲从贴身的手绢里摸出五毛钱，两张两角的，一张一角的，皱巴巴的，带着她的体温。“去北洋头赶集吧，买点爆仗。”她说。北洋头是当时的公社驻地，离我们村三里地，一年到头最热闹的就是年集。我揣着钱，踩着半化的雪泥，一路小跑。集上人山人海，卖糖瓜的、卖年糕的、卖红头绳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每个鞭炮摊前，叫卖声、鞭炮声不断，到处是围满了的人，二踢脚也震得天响。我的手在口袋里攥着那五毛钱，攥出了汗，却没有走向鞭炮摊。

年画摊在集的西头，紧靠着公社的供销社。有的是在沿街的土墙上，钉了钉子扯起细绳，挂满了各色各样的年画；有的用几根竹竿支着，一幅幅画悬在空中，被风吹得微微晃动。《红灯记》里的铁梅举着红灯，《白毛女》里的喜儿扎着红头绳，《智取威虎山》里拿着枪的杨子荣，还有当地民间的木版年画，大多画的是胖娃娃抱着大鲤鱼。我挤在人群里，仰着头，一幅一幅地看过去。突然，我看见了它——那塘水，那鱼，那女孩嘴角的笑。我就站在那儿，仰着头，看了很久。卖画的人说：“买不买？一毛二。”我掏出一角钱，又摸出两个一分钱的钢镚儿，递过去。那人把画从竹竿支起的细绳上取下来，卷成筒，用纸绳扎好。我拿着画筒，一路跑回家。鞭炮没买，糖瓜没买，怀里只有这一幅画。可心里却是满满的，满得要溢出来。

回到家，母亲问：“爆仗呢？”我没吭声，把画打开，铺在炕上。母亲看了看，笑了：“行，这女孩很俊，长大了你娶她做媳妇，快贴在东墙上吧。”很快，熬了半碗糨糊，用炊帚蘸着，往墙上刷。那墙是土坯墙，常年被灶火熏着，都是黑的，有些地方还裂着细纹。我先把报纸贴在墙上，再小心、仔细地把画贴上去，用手掌从中间往两边赶，赶出最后的气泡。退后几步，站定——整个屋子忽然亮了。那塘水像是真的流进了屋里，那女孩的笑像是真的落在了炕头上，那几条鱼儿像是真的在墙上游，给春节前的老屋平添了几多喜庆。

那个年，我每天都看那幅画。除夕夜，煤油灯的光昏昏黄黄的，照在画上，塘水泛着暖意，画上的女孩在我心里愈发清晰了。那一墙的黑，一屋的暗，都被这一方彩色的纸照亮了。不，不只是屋子。还有别的什么，我说不清。许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是我心里某种东西第一次睁开眼睛。

今天，我的房子宽敞明亮，墙上挂着装裱精致的大幅山水画，可它们只是挂着。没有哪一幅画，能像那幅《队队有鱼》一样，让我觉得墙在呼吸，屋子在生长。那年画里有一种东西，是现在的画里没有的——那是一种期盼，一种执念，一种把日子过成节日的虔诚。贴年画的时候，我贴的其实不是画，是一个干干净净、亮亮堂堂的开始。

如今，年画摊早就没了。北洋头的集市还在，只是不再有人卖一毛二的年画。可在我的潜意识里，鱼还在画里游着，女孩还在塘边笑着。五十二年前的水花，溅到了今天的手机屏幕上。隔着五十二年的光阴，我伸出手，想摸摸那女孩手中簸箕里的青草。触到的，只是冰凉的屏幕。可我知道，那幅画还贴在某个深处——贴在我十一岁的眼睛里，贴在我第一次为美驻足的那个时刻，贴在一个孩子滚烫的向往里。那个年，那幅画，是开在岁月里的一朵花。

往事如烟。可烟散了，还有余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