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陈登辉战友发给我一篇散文《惊魂一夜》，作者是我们62团政委、十三师政治部副主任陆永庭老领导之子陆兵，这篇文章聚焦唐山大地震那个刻骨铭心的一夜，他那时退伍刚刚转到密云县公安局，文章写得很精彩。我当时在十三师宣传科，地震第二天就上了溪翁庄大坝，那里的战斗激烈而感人，北京日报头条豋了我写的《水库保卫战》，陆兵把我们又带入了那个难忘的时刻，部队誓死保卫滑坡的大坝不溃坝，而地方公安战线任务更加繁重。在八一节到来之际，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你，你会热血滾烫，豪情满怀。

            王希桥 2026-7-28

1976年是我从部队退伍后，分配到京郊密云县公安局刑侦科工作的第一年，那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在50年后的今天仍然难以忘却

——陆 兵

               惊魂一夜

这一年的七月，留下的都是关于密云水库的黑色记忆。

密云水库是一九五八年动工修建的，经二十多万民工努力奋战，于一九六〇年九月完工。水库淹没了密云一百八十平方公里的土地，设计蓄水量可达四十三亿多立方米，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我站在白河大坝上放眼望去，波光粼粼，水天一色。老同志告诉我，水库形同一头牛，我们现在看到的水面，大概就是牛的一条后腿。

有一条环绕密云水库的柏油马路，大约有一百多公里长。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夜里，密云县北部山区下了一场罕见的大暴雨，山洪暴发，湍急的水流顺势而下很快就注满了密云水库。这座超大型水库出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位。也就是这场山洪，把北部山区正建设中的一个小水库冲毁，同时也把一百多修建水库的男女民工，在梦中直接冲到密云水库里。

暴雨过后，县里马上组织人员去水库周边寻找死难民工尸体，开展善后工作。给我们公安局的任务，是为找到的死者遗体拍照，以便确认身份安排后事。我跟着技术员老马，沿水库四周跑了两天。

我们发现不少具尸体，不论男女几乎都是赤裸，由于天气炎热又泡在水中，这些尸体已开始腐烂，很难辨认面容。更有甚者，有些尸体膨胀起来，竟然会在烈日烤晒下爆裂开。我们不时听到这种恐怖的声响，闻着死亡腐臭的气味，匆匆拍下一组组照片。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死人，看到这么悲惨的场面。

完成这项任务后，刑侦科接到天津市河北区公安分局一个长途电话，说是在一存车处发现两辆北京牌照的自行车，经查车主是密云县人，要求我们去认领。科长老沈非常重视，派我和老警察王卫东去天津调查，希望扩大线索抓到盗窃犯。

到天津的当天，我们按程序调查取证，没有发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只能先把自行车领回，作为未破案件挂起来。我们去外地办案的机会不多，所以决定在天津市里转转。第二天，我们两人跑到天津水上公园划船，结果王卫东上岸时不慎掉到水里，裤子全湿了，弄得十分扫兴。王卫东决定立马打道回府。就是这样一个偶然事件，挽救了我们两条性命，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旧楼房，在第二天凌晨的大地震中轰然倒塌了一半！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情况。

回到密云后，已是二十七日下午，晚上就住在局里宿舍。凌晨熟睡之时，灾难降临了。在睡梦中，我就听到房上的瓦片哗哗作响，下意识地感觉是犯人越狱上房了，正在房顶上来回奔跑。我想到枪，想到一切可以当武器的东西……

“地震啦，快出来！”靳树才站在院子里，一阵声嘶力竭的喊叫声，把我从睡梦中彻底惊醒过来。

我们住的平房在颤抖，对面食堂的后山墙也在晃动，最终倒塌下来，刑侦科小院里一地砖石瓦砾。

小院外面站满了只穿一条裤衩的警察，在最初的慌乱之后，我们终于镇定下来。天色渐亮，于是大家纷纷以最快速度窜进屋里抱出衣裤，穿戴整齐。事实上，这时的我们仍然是云里雾里，不知道是何处的地震竟来得如此强烈。

到下午时分，坏消息不断传来，而最恐怖的是县里正式传达的消息：“密云水库大坝正在大面积滑坡，随时面临溃决！”当时正有一位清华大学水利专家带学生在密云水库实习，他们经过计算得出的结论谁敢置疑。

如果水库大坝垮塌，四十多亿立方的大水袭来，密云县城片刻就会成为水底世界。而密云水库比北京市区高八十多米，大水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能淹到北京城里，到时热闹的四九城就会变成一片汪洋，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这个恐怖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刮起，县城里的居民纷纷携家带口，向火车站北边的山上奔去。马路上，逃难的人群熙熙攘攘，年轻人用自行车驮着老头老太太，孩子们一脸惊恐地紧随着。

驻军部队也派出一些车辆，把随军家属转运到稍远一些的山上，还临时搭建了防雨的棚子。妈妈带着家人也都转移了。

傍晚时，预报中的大雨如期而至，雨中的人群更是自顾不暇。

公安局全体警察都出动了，维持治安并指挥群众大转移。我们的食堂塌了，一天都没有吃上饭，在最后撤离时每人发了一个头天吃剩下的花卷。我们随着最后一拨群众开始向北山撤去。

那一天，我恰好穿着警服并携带一把五四手枪，李成栋副局长命令我在通往密云水库的路口设立一个观察哨，如果发现大水下来，就鸣放三枪以示报警。

我问局长：“报警后我怎么办？”

局长不暇思考地说：“看情况，相机行事吧！”

我说：“知道了。”

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多少有点恐慌。根据这里的地形判断，等我发现大水下来的时候，鸣枪报警后再往山上跑，肯定来不及。我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跟着浩浩荡荡的大水一起去北京城。这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天色更暗了，雨也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我穿着一件警用雨衣，孤零零地把守着路口，心底不时泛起一种悲壮之情。

入夜，一辆亥2车牌的军车急驶而来，在空旷的夜幕中见到我这个警察，就像见到了救星一样。开车的司机探出头来，我一眼看上去，竟然是东北农场的知青老兄申小雨。我很奇怪，在这个恐怖的夜晚，怎么还会有如此奇遇。

申小雨告诉我，他在东北农场入伍当兵后，为了离北京近点，前不久调到铁道兵十三师医院来开车。这会儿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络，路又不熟，不知道该去哪里避险。我给他指了一条上山的车道，让他在山上等我。申小雨千恩万谢，我一挥手：“走吧，这才叫兄弟缘分呢。”

申小雨开车走了。我陷入寂寞、冷清、孤独。

在雨中，我的大檐帽的帽檐耷拉下来，原来这帽檐是用硬纸壳做的，外面刷了层漆，终归经不起雨水长时间的浸泡。我的这个形象有点糟糕，好在身边没有第二个人，再邋遢的警察也还是个警察。

夜半时分，远处出现长长的一串车灯，在雨幕中显得格外生动。片刻，车队到了眼前，从头车上跳下来俩人。他们告诉我：这是商业部的运输车队，车上装的都是市里紧急调运的救灾物资，要马上送到水库大坝上去。但是过了密云县城后，就再没有见一个人，在这儿碰上个警察太好了，真怕走错了道。

没有想到李局长让我在这儿值守，还能发挥交通警的作用。我告诉他们，沿此路一直向前大约十来公里就是水库大坝，中间没有岔路口，我有任务不能送你们过去。

他们看我手里捏着把手枪，一副落汤鸡的样子，不禁有些肃然起敬，一位老兄居然给我敬了个非常标准的军礼。我猜他一定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在这非常时期，他的这个举动竟让我眼圈一阵发热。

送走车队，也送走了心中激动不已的豪情。开始感到肚子饿得不行，顺手摸出兜里的那个花卷，闻闻已经让雨衣给捂馊了。三口两口把这个馊花卷送进嘴里，却一点也没有减轻饥肠辘辘的感觉。饿的感觉真难受，但想想山上成百上千的老百姓，此时都是如此狼狈不堪，心中的责任感便增添了许多。

这一夜真是难熬，庆幸的是大水终于没有下来！

天亮后，陆续有好消息传来，说大坝的险情经过一天一夜的观察，可能没有原先估计的那么严重。听到这个消息后，我重重地喘了一口粗气，心想只要水库里的水不下来，那就是“火车轧罗锅——死了也值（直）啦。”

之后几天，我们得到七二八唐山大地震造成巨大损失的情况通报，大地震波及京、津地区，直接威胁到首都的安全，北京的形势一时紧张到了极点。

几天后的八一建军节，是我二十二周岁生日，本想约几个朋友喝点小酒，但根本顾不上。所有人都处于极度紧张之中，公安局所有人的眼睛都熬红了。

密云水库大坝虽然没有垮塌，但存在的险情并没有根本排除，救灾抢险指挥部迅速成立并开展工作，大批抢险人员及铁道兵十三师的兵力开始向水库云集。修复大坝与我们警察没太多关系，只是在此后几天里，我又经历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件。

为了保证大坝救险指挥部的通信联络，在密云水库的白河大坝与潮河大坝之间架设了一条临时电话专线，但刚刚架好就被人破坏，有一百多米长的电话线被人剪断偷走了。

在这种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出现如此严重破坏救险的行为，引起了市、县领导的极大愤慨。一位市里很有权威的领导发出指示：命令县公安局三天之内破案，并对案犯处以极刑，以震慑大灾中从事各种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

刑侦科放下所有工作，全力以赴开始侦破这起“惊天大案”。事实上破这起案子，我们只用了半天的时间，而且案情也十分简单。

在水库大坝附近有一家北京第八机床厂（北京机床研究所），在大地震发生后，厂里领导让电工自制一个地震报警器，结果电工班长带着一个八级老电工干这件事，按说什么问题都没有。谁知地震报警器是做好了，但缺一截电线，俩电工也是着急上火，四处一通瞎踅摸，一眼看见大门外马路上方挂着一根电线，不由分说上去就给剪走了百十米。报警器做好了，厂领导的表扬声还没落地，我们一群警察就到了。当时人赃俱获，立马开始审讯、取证。

这个单位的领导和俩电工，一开始都没把这件事想得太严重，心想一百多米电线能值几个钱。所以在讯问过程中非常配合，有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很快把人证、物证收集齐了。最后对他们宣布此案性质和市里领导要求严惩的决定，一下子把所有人都吓呆了。其实，谁心里都明白，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枪毙这两人只是一句话的事情。

好在我们如实汇报侦破此案的经过，一位领导的头脑还比较冷静，在排除故意破坏的可能性后，指示：“人可以不杀，但要重判。”我们理解就是乱世用重典，起到“杀鸡儆猴”效果。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能做出这种决定已经非常难得了，先保住脑袋，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法院判决过程出奇的快，俩人一个判无期、一个判二十年。在押解俩人去看守所时，全厂职工夹道送别。单位领导万般无奈地对俩人说：“你们是为厂里犯下的事儿，你们走了，家属孩子有我们照顾，你们就放心去吧。”大有生离死别的味道。我看了也为之动容，但谁也挽救不了他们。

破了这个“大案”，原以为可以喘口气了，不想刚回到局里，报案的电话就又打来了，这条重要的救险联络电话线又遭破坏。更要命的是，乌兰夫副委员长率中央慰问团前来水库抢险工地慰问，还要亲自视察水库险情，上级命令必须在这位国家领导人到来之前破案，否则上上下下谁也无法交代。

我们马不停蹄赶回水库，勘查案发现场，寻找目击证人，一通忙活儿。结果这个案子破的更快，经过技术取证分析，结合附近村民的叙述，我们认为这条电话线架设时过于仓促，在出事地点高度不够，让地里闲逛的一头毛驴给绊断的。这个结论让人哭笑不得。看来“杀鸡给猴看”，对驴不起作用！

不过这起案子总算有了交代。在大难临头、风声鹤唳的环境下，闹出什么笑话都是有可能的。

然而最大的笑话还在后面。就在乌兰夫副委员长视察的时候，海军派出潜水员潜入水库大坝底下观察险情，结果发现大坝只是局部滑坡，一时半会还不存在垮坝问题。

所有的人在一阵欢呼、庆幸之余，开始追问当时的险情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当然，很快就查明了原因：就是那位清华大学著名水利专家所带领的工农兵学员，在惊恐慌乱中，把计算数据的小数点搞错了一位数，险情被夸大了若干倍！把中央各级领导和北京老百姓都吓了一大跳。

这才是个天大的笑话！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