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代伟人的政绩观答卷，探寻正确政绩观的真谛

曹广真

确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必须认真回答 “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 这一历史之问。我党第一代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一代伟人给出了质朴而滚烫的合格答卷。那就是一句话：把人民的利益置于最高位置，把政绩写进人民心中。一个个年代、一桩桩往事、一次次阐述，都藏着这个答卷密码。这个答卷就是正确政绩观的内涵，就是正确政绩观的真谛；这个答卷已经写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长卷、写进山河大地、融入民族的血脉基因。

毛泽东的政绩观答卷

人民利益是政绩的根本标尺：1944 年的延安，在黄土坡上一孔窑洞里，简陋的油灯下，美联社记者斯坦因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 毛泽东回答得斩钉截铁：“人民给的！” 以后，毛泽东将 “权力来源” 升华为政治委托理论：“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那就是我们共产党人。” 所以，在毛泽东的政治词典里，“政绩从来都不是冰冷的数字或显赫的工程，而是‘为了谁’这一根本立场的试金石。并且于 1945 年由他亲自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政绩观立下了一块界碑：‘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从根本上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的问题。在 1944 年，一位年仅 29 岁的普通中央警卫局战士张思德去世，毛泽东佩戴黑纱，亲自将‘永垂不朽’的花圈献在张思德墓前，并发表了即席讲话 ——《为人民服务》。一篇追悼普通战士的讲演，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经典宣言，回答了一个根本问题：为谁创造业绩？答案清晰而坚定 —— 为人民服务。

实事求是是检验政绩的试金石：毛泽东从 1927 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调查到 1930 年休整间隙，请杂货店老板、苏维埃干部、商会会长一起座谈几十天。这些看似琐碎的柴米油盐的数据，最终成了苏区改革的基石。基于这次调查让他弄清了地主与富农的区别，否定了 “一刀切” 的激进做法，制订了 “抽肥补瘦” 的土地分配原则，让广大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真正得了实惠，巩固了革命根据地。所以，他提出了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的论断，题写了 “实事求是” 的中央党校校训。到了 1945 年中共七大，将这一理论推向了极致。所以，政绩不是上级封出来的，也不是报表填出来的，而是群众的口碑及投票投出来的。很多时候，党性的缺失并非来源于立场的动摇，而是败给了 “想当然” 的工作惯性。

清正廉洁是政绩的政治底色：在毛泽东看来，“廉” 与 “绩” 从来不是割裂的选项，而是必须熔于一炉的政治底色。他从秋收起义以后就制订了严格的 “三大纪律”，以后又发展演变了 “八项注意”，一生提倡勤俭节约、“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反对浪费及贪污行为，而且面对贪污犯的处理从不手软。从瑞金时期对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公款、杀害军属，力排众议执行死刑，到解放后对天津刘青山、张子善决定死刑不准讲情，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 1942 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 “为什么人服务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为政绩为谁而树，如同灯塔般照亮了我党前行的道路。可见，前行不忘来时路，初心不改梦归处，以民为尺、唯实为基、清廉为底。这就是毛泽东的政绩观密码。

周恩来的政绩观答卷

周恩来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的光辉一生，是矢志不渝、追求革命真理、为党和人民鞠躬尽瘁而后已的一生，他深厚真挚的为民情怀、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廉洁奉公的政治本色，为我们诠释了共产党人正确政绩观的内涵，树立起了永远学习的光辉榜样。

“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无论是戎马倥偬的革命年代，还是日理万机的建设时期，周恩来都倾尽心血关注人民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彻底地实践了他‘活着要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的夙愿。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政务院的工作千头万绪。即便这样，他依然牵挂着人民的‘小事’。当他听到群众反映，北京公共交通拥挤很厉害时，就轻装简行，径直走到北京图书馆停靠站，一人走上去，发现没有座位就手握吊环，站在车厢内，在寒冷的北京转了大半圈。回来后，立马把有关领导叫过来，专门讨论制订方案，使困扰市民已久的拥挤问题得以缓解。1966 年邢台大地震，他两次飞抵现场，鼓励大家重建家园。1974 年的 1—5 月，周恩来抱病工作了 159 天，几乎每天都工作 12 个小时以上。病情多重住院治疗，仍置生死之度外，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从 1975 年的 3 月至 9 月，与各界人士谈工作 102 次、会见外宾 34 次，还多次在医院开会。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把有生的精力和余热全部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周恩来一生都在倡导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经常教育大家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求实效”，力诫 “浮夸、骄躁急功近利的习气”，在工作中 “大概”、“可能”、“想当然”，而且以上率下、身体力行。1953 年是中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周恩来要求 “在建设中任何部门都不要只探求数字”。1958 年，浮夸风盛行，周恩来亲笔在各种报告中作标记 145 处，调整数字 40 处，批注文字 76 处。对于大跃进人民公社造成的严重困难，在 “七千人大会” 上反复强调实事求是，句句都说到了每个人的心中。1961 年，各地办起了大食堂，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周恩来亲临河北武安伯延公社调研，与干部群众座谈，返回北京后亲自写调研报告，中止了公共食堂。

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身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始终秉持艰苦朴素的原则，从不享受特权、更不滥用职权。即便在处理身边亲属时依然讲原则、严要求，不搞特殊、不谋私利，他制订的 “十条家规”，流传甚广，为大家树立了正确履职用权的榜样。他外出调研多都是轻车简从，严格要求地方政府不搞迎送、不前后相拥，用餐也是和大家吃一样的饭，餐费和粮票当场付清。家乡政府给他送来了一些名特产品，他立即安排办公室写信，重申中央不准送礼的规定并拿出工资偿付。对他的胞弟要求安排工作严词拒绝，对侄女参军也是一切按规矩办，侄女退休后，他仍让侄女去内蒙古当牧民。直到他病重，中央通知侄女来京，还嘱咐不准报销路费，不准政府开支。

斯人已逝，风范犹存。周恩来一生夙兴夜寐、宵衣旰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了全部心血，彰显了崇高的为民风范和人格魅力。

刘少奇的政绩观答卷

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勋，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普通的劳动者、普通的共产党员、人民的勤务员，永葆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他认为不管是担负重要的领导职务、还是担负普通的工作，作为共产党员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为民立心，公仆本色践初心：1959 年 4 月，他当选为国家主席。选举当天回到家里，工作人员和家人都跑出去给他握手，表示祝贺，但他只是向大家点了点头，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是因为当时农村情况很不好，国民经济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极度困难，国际形势也很紧张，他高兴不起来。于是，他深入农村搞调研，到湖南老家睡门板、铺禾草，又去黑龙江、内蒙古林区考察，一天走几十里山路，终于摸清了真实情况。他参加全国 “群英会” 和掏粪的时传祥握手，交上了朋友。他说：“你掏大粪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国家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还从自己口袋里掏出钢笔赠送给他，鼓励他学文化。从此，一位国家主席和一位掏粪工人结下真挚而又淳朴的友谊。

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显担当：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个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的问题。刘少奇一贯强调 “必须把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作为加强党性的第一个标准”，他主持 “八大” 中央报告的起草工作，拿出三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同 37 个部门的负责人座谈，记下了十几万字的工作笔记，为 “八大” 的报告起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 “七千人” 大会之前，他深入农村调查，打消大家的顾虑，向大家坦承犯的错误，耐心地听取群众的意见，终于摸清了农村经济困难及症结所在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些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才在七千人大会上喊出 “全国农村绝不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而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的意见建议，从而促进了中央相关政策的调整。

襟怀坦荡，清廉家风传后人：刘少奇向来公道正派、公私分明，不仅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还时时处处为亲属子女作出表率，从思想、政治和社会实践方面严格要求。通过言传身教教育亲属子女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1959 年他当选国家主席后，一些老乡、亲友、亲戚通过写信、托人、找上门等方式，想利用关系沾光、得些好处，都被他严词拒绝，不少人发牢骚，背后说他 “不近人情”。他说：“我是国家主席不假，但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个人小家庭服务。我手中有点权是真的，但这权是党和人民给的，只能用来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刘少奇身居高位、手握重权，但一生艰苦朴素，对自己要求苛刻、对群众爱得赤诚。“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写下了这句话，成为他一生信守的原则、至死而不渝。

朱德的政绩观答卷

著名的 “朱毛会师” 及 “朱德的扁担” 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在他近 70 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永葆清廉本色，把对党忠诚、为国奉献、为民造福熔铸于一言一行、一事一物之中，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为谁树政绩？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1965 年 12 月，朱德主持召开人大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这一论述阐明了共产党员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本色。为人民树政绩，体现在把是否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评判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最高标准。1959 年 6 月，他在东北各地视察工作发现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参加公共食堂的问题，及时给党中央写信，要求保护群众对生活资料（粮食房产 等）的占有权，为中央决定停办大食堂助了力。

树什么样的政绩？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朱德认为，共产党人树政绩，必须实事求是，反对好高骛远，急功近利和形式主义。强调 “搞建设要从实际出发，不能要求过高过快”，及时看到了大跃进中 “高指标”“浮夸风”。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上发言，直言不讳。他一生反对只追求数字、图表、表面看好的工作作风，关注的不是墙上贴了多少标语、开了多少会议，而是生产是否持久、产品质量是否过关；在城市建设中，反对脱离旧城、在完全空白的荒原上建新城的宏大方案，要求基层干部向上反映情况讲老实话，不要报喜不报忧；在治理水利上也提出了许多的、切合实际的建议，超越了短期效益的局限，充分体现了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历史担当。

靠什么树政绩？“实干精神”“努力学习” 和 “铁的纪律”：要想创造对人民有益，又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不但需要坚定的立场，还要具备扎实的作风、过硬的本领和严格的纪律约束。朱德痛斥对党和国家人民的犯罪行为，一生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严肃批评那种 “不在下面好好办事，而用假报告、空话来欺骗上级” 的工作作风。新中国成立后，他相继前往 20 多个省区搞调研，精准地把握经济建设中的难点和痛点。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就是坚守党性、遵守党性的典范；在和平时期，他首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他一生平易近人、克勤克俭，他的住所没有特殊的装修和值钱的家具，身上的衣物也是补丁挨着补丁。在工作中也是恪守清廉本色，无一刻脱离群众。1963 年 5 月至 9 月，河北河南多地发生暴雨和严重洪灾，77 岁高龄的他又毅然赶往灾区一线指挥抗灾工作。

四位伟人的政绩观核心有一个共同点，即勤政为民、廉洁奉公。但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毛泽东侧重于理念制订；周恩来侧重于实干践行；刘少奇、朱德侧重于实事求是、官兵相通。如今，伟人已逝，但他们崇高的为民理念、无私的道德风范及实干精神却永远是人们心中的丰碑和眼中的楷模。一代伟人的政绩观答卷启示后人：真正的政绩从来都不是纸上的数字，而是印在人民心中的温度；不是显赫一时的喧嚣，而是关乎长远、奠基未来的基石，这是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注：此文中的观点及史实均摘自《人民政协报》近期陆续发表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政绩观》一文，特此告知。

——2026 年 7 月 30 日于家中

本期责任编辑：李霞

审核：天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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