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

                        吴汉洲

        父亲离开我们已三十多年了，梦里依稀严父面，吾辈倏然亦黄昏。之前陆陆续续写过一些回忆文章，提及母亲较多，偶尔有父亲的只言片语，今将碎片化的记忆连缀成文。

        清瘦，火气大，是小时候父亲留给我们的印象。父亲身材修长，是瘦高个，戴副近视眼镜，模样像个文弱书生，没有干过什么农活，可能是抽烟太多，四十多岁患上肺结核，后发展为肺气肿。可能因为是病人，容易生气发火吧，有时因为我们不听话，惹他生气，便骂上一句“婊子儿”；有时因为洗澡找不到自己的换洗衣服，这样的小事，也能发火，也可能其他事情而发火，不一而足。他生气发火的时候，我们都害怕，不敢吱声。

       喜欢抽烟喝酒。抽烟既费钱，又伤身，为此母亲没有少说他，不过没用。喝酒是他另一喜好，他常常带人来家喝酒，往往是快到中午把人带到家，也不带菜回来，弄得我母亲措手不及，临时加一两个菜，无非是炒个鸡蛋，炖个咸肉什么的，偶尔赶上我们逮到鱼虾螃蟹，七十年代的农村条件差，即使有钱也因临时可急的，买不到东西。有时也会事先准备，菜品就会丰盛些，那时要买猪肉的话，天不亮就要去供销社（后来是食品站）排队了，到了八十年代后条件稍好。不过喝酒的人不大讲究菜的，他带来家的以农机站同事为多，个个酒量大，估计他平时也常常会到人家去喝酒的，礼尚往来嘛。因为父亲酒量大，小时候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他喝醉过，倒是他自己说起过平生大醉过几次。一次是在抗战后期，在盱眙明光一带，攻下鬼子炮楼后，十几个干部就在敌人的炮楼里，喝庆功酒，规定是不准离开炮楼，喝趴下为止，服务工作由勤务兵负责。最后统计各人的酒量，他喝了一百两（旧时两不等同于今天的两，16进制，即16两为一斤），也就是喝了六斤多，结果喝得不省人事。一次是六十年代中期，在金沟公社开会，会后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朝家走，走到何家庄，掉到庄子河里，又慢慢爬到庄子上，把人家的菜园篱笆压倒了，惊动了庄上的狗，一阵狂吠，把庄上人吵醒，起来开门一看，是我父亲，连忙把他扶进屋，因为是冬天，河水冰冷刺骨，加上狗叫，他酒醒一半，开门人恰巧是他干亲家（其长子认给我父亲做干儿子），幸亏是冬天，河水浅，加上他酒量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次，六十年代末，晚上他在外面喝酒回来，秋雨绵绵，他打着黄油布伞，踩着泥泞的乡间小路，快要到家时，竟神使鬼差的拐到了祖坟上，在坟地上转圈，怎么也走不出来，他索性不走了，一屁股坐在坟茔上，撑着油布伞，一根接一根的抽烟，嘴上嘀咕说老上人不让他走，就不走了吧。天快亮了，烟也抽完了，酒也醒了大半，起身回家。

        长于算账。曾做过金沟公社胜利大队会计，淮胜公社农机站会计，算盘打得好，人称“老吴会”。经常有小队大队会计，单位会计向他请教，帮助他们建账理账。因为精于账目，算盘打得准而快，公社常常请他到社直单位和下面大队进行账目审查。有两件事印象深刻：七十年代公社轮窑厂账目有问题，公社曾经两次派人去审查，厂里也不怎么配合，都没有查清楚，于是公社请我父亲出马，另派一个助手，只用了五天时间，就把窑厂的账目查清楚了，列了问题清单，得到窑厂厂长的认可，上面公社也交了差，起初进驻，柏姓厂长很敌意，结束时很感激，父亲是大事化小，能圆则圆。还有就是八十年代中期，不断有人向上面反映淮红大队会计有问题，当时淮红是公社最大的大队（人口、土地、集体资产等）公社派我父亲去查账。淮红大队的会计杨某找到我，说他的账本被老鼠啃了（其实是借口），请我父亲手下留情，我向父亲转述了其意。父亲审查发现，好多账目不全，十年的账目用一个手提包就能装下，父亲真是为难，父亲不仅查账目，还要找村委和理财小组了解情况，既要好向公社汇报，又要能平民愤，还不能让杨某受太大的处罚。最后父亲完成账目审查，做了报告，让三方都能接受，皆大欢喜，说实话，那时干部相对干净，也不敢太贪。因为父亲算盘打得好，找他学打算盘的人不少，我所知道的有两个：一个是陈素娟女士，她的丈夫与我父亲交好，陈素娟后来做了金湖县农行行长；一个是淮胜供销社的售货员龚女士，她的哥哥是卫生院医生，与我父亲交好。父亲是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人，能帮则帮，审查账目能网开一面就网开一面，他患肺结核时，针剂链霉素很紧张，每次搞到后，都会匀出几支给后面七队孙明亮的老婆（其家很贫穷，破屋倒墙）。

       以前常有人跟我们说，你父亲要是不回来，早就是大官了，你们也跟着享福了，也断断续续听我大舅、姨父、表姨娘等老一辈说起父亲年轻时的事，直到一九九一年，父亲身体越来越差，突然有一天要我帮他写份材料，向上面反映他早年参加革命的情况，以求得到关怀，根据他的口述，以及提供的两份委任状，我大致厘清了他早年参加革命的情形。父亲于1942年参军，虚15岁，最早做通讯兵，背送信函往返扬州与安徽天长，两天一个来回。抗战胜利后，调任高邮横桥乡指导员（相当于现在乡党委书记）武装税务所长（双挎盒子枪），武装征税，为部队征收物资。1949年调任炳辉县（今安徽省天长市）税务局长，1951年任来安县副县长，税务局局长，1952年初调任滁州专署（今安徽滁州市）副专员（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兼任滁州专署税务局第一副局长、督导股股长。1952年年底受时任滁州税务局征收科科长王明（天长大通人）的蛊惑，以回家探亲为名，离开原单位，从此脱离组织。父亲回金沟老家后，他的舅舅们便把他藏在王家庄（父亲的外婆家所在地）组织上两次派人来寻，未果。当时的情形是：父亲是家中长子，二叔患眼疾失明，三叔出赘为婿，家庭缺顶梁柱，另外就是刚刚解放，公职人员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吃饭穿衣不用钱，只有少量的一点津贴。就这样父亲脱离了组织，脱离了单位。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平反昭雪，父亲的老战友老部下劝他申诉，他说是自己跑回去脱离组织的，不是什么冤假错案，便没有申诉。到了九十年代，早已时过境迁，历史遗留问题早已解决，所以我帮他弄的申诉材料寄到中央办公厅后不久，就收到了这样的回复：你的来信收悉，根据有关政策，你的党籍和公职不能恢复，生活确有困难，可以找当地民政部门解决。因为人属江苏，安徽民政部门不好解决，拿着中央办公厅的回复到金湖民政局，民政局在上面批示：请淮胜乡政府适当帮助解决，最后由淮胜窑厂出了大约价值200元左右的砖头。因为他从部队到地方工作，没有复员证，所以也没有军籍。父亲之所以能得到重用，源于他在参军前读过三个冬学，所谓冬学，即每年冬小麦播种结束至第二年春耕前的农闲期间，大约有四个多月的读书时间，三年冬学，使他有了一定的文化底子，加上他人聪明，做事踏实，地方又急需人才，只可惜他穿过枪林弹雨，却在革命胜利，天下太平后，没有能继续为党工作，当然也没有享受到革命成功的幸福，后代更没有跟着沾光了。当别人为他惋惜时，他自我宽慰，自我解嘲，说如果在安徽不回来，说不定文化大革命能被揪死。

        离开组织，父亲有过一段迷茫，后来金沟公社领导知道他的经历和能力，让他做了胜利大队的会计，并担任公社粮委，69年因兴建入江水道拆迁，又让他进拆迁委员，做拆迁副组长，当年我家是第一个拆迁到韩家滩的（命名为淮胜公社），算是起一个带头作用，搬迁到韩家滩后，因开垦荒滩，公社成立农机站，调他任机站总账会计，中途也做过加工厂会计（主要是榨油，米面加工）

        父亲做了多年的会计，所有的账目都清清楚楚，没有一点问题，经得起任何审计，有时我想跟他要一点学习用纸都没有，大概在1975年左右，他的事迹在县广播站报道过。

       母亲在世时，父亲基本不做家务，属于跌倒油瓶都不扶的主，田里的农活更谈不上了，生活上也多靠母亲调理。母亲去世后，他改变很多，烧火做饭，喂猪种菜，包括洗衣服，几乎所有的家务都做了，为了让大家庭平安和谐，对于他来说，算是吃了苦了。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无奈身体单薄，旧疾在身，身体每况愈下，到93年时肺气肿很严重了，我虽然在县城，但是工作忙，条件也一般，对他照顾不多，有时带他到医院看看，多半只能是给他买买药，回去多做点好吃的，加上交通不便，回去不是很多。这一年的农历九月三十日父亲病故，享年六十七岁，去世当日，我因要去白马湖中心校对中函学员进行基本功考核（已经定好的工作安排），而未能为他送终，成了我一生的愧疚与自责。他的离世也印证了那句老话：好人不长久。

        人过留名 ，雁过留声。虽然父亲离世多年，每每跟熟人在一起闲聊时，别人总会主动提到他，对他赞赏有加，不知他是否地下有知，这于逝者是一种褒奖，于活着的后人则是一种安慰。父亲生前没有为他的子孙留下什么财富，连他的酒量也没有遗传给我们，也没有为子女的未来考虑多少，我曾有两次改行从政的机会，他都表示不同意，说就做个老师，清水衙门，官不睬民不扰，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但他的本分为人，踏实做事，与人为善，乐于助人的特质在我们姐弟身上得以延续。

       今年冬月十五是父亲百岁冥寿，按照金湖习俗，到时为他超度。今以此文为菲薄的祭品，奉于天国的父亲，愿天国无疾苦，惟伏尚飨。

                     2026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