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夏天，一位跟我年龄相仿、个子比我略高且壮实一点、面容英俊但稍黝黑、说着一口地道的家乡黃陂话的小伙子，搬到了我家后面与我家仅“一纸之隔”的房间中与我们做邻居，从此开启了我们之间历经六十年余的跨世纪之交，结下了终生友谊。

大夹街是条百年老街，东起民族路，西到新火路口与三曙街相接后可直通利济路，全长约一公里。因它是夹在汉正街和长堤街之间最长的一条街，故名大夹街。 街面全部为花岗岩条石铺成，街两边绝大部分是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从民族路口向西，分别有什方庵寺、健民制药厂、叶开泰大药房（当时同属健民制药厂）和新安街口的维新百货店等著名地标和商号。而距离街口约二百米紧邻叶开泰西侧的大陶家巷，则是硚口区与江汉区的分界线，东边属江汉区，西边属硚口区。  

我们所居住的这栋两层楼房位于大夹街307号（后改为291号），距民族路街口约50米。它原来也是什方庵寺的房产，与凹进街后的什方庵大门之间仅隔着一间后搭建的只有三米来宽、楼下是制作祭祀用品的纸马铺小楼房。该寺原是一座僧尼庵，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改造为两家工厂——进门大厅及后面的主体部分为武汉瓦楞厂（生产瓦楞纸箱）；西边紧靠我们这栋房后面的厢房是江汉灯泡厂（生产手电灯珠）。我家刚搬来时，每天还有可见到成群身着灰色僧服的僧尼在寺内工厂工作出进。

该住所及灯泡厂西侧是一条宽不足两米、长约三十米的窄胡同，里面有两栋二层楼的“石库门”房，各住着几户人家。巷子口邻街也是一栋与我们这栋风格相近的两层楼房，也住着两户人家。下面是一间小五金厂，原有两部脚踏小冲床（俗称踩机），我来时已停产，不久也改作了两户住房。小巷邻街巷口上方搭有一间小过街楼，住着一老一中母女二人，凭西墙边一架仅有二尺宽的楼梯上下。

街对面是一家规模稍大的五金厂，有一部车床和几架脚踏小冲床，主要生产五金小冲压件。这家小厂的生意一直很好，每天从早到晚两班生产。所以我们整天都生活在街对面哐当哐当的冲压声、屋后的瓦楞纸箱装订机声和灯泡厂的空压机的气流声中。一开始十分不习惯，晚上睡觉更不安神，但时间久了慢慢适应乃至麻木了，哪怕热天睡在大街上的竹床阵中，瞌睡来了依然可以和着街上行人的木拖鞋在石板路上行走的节拍声一夜睡到天明。倒是隔壁这条小巷白天很少日晒，因温差形成的巷道风徐徐吹来十分阴凉，大家都喜欢搬个小板凳在此吃饭和聊天，十分惬意。

我们住的这座房子为木架结构，东西北三方砌有青砖灌土墙，南边临街是可拆卸的格子门，门面宽约5米，进深约8米许。一楼净空虽有三米多高，但中间有根粗大的横梁横跨东西，四周仅在后面楼梯间靠小巷边开有一扇侧门通风透气。若将街边的格子门全部关上，整个一楼仅仅只有楼梯间上方的几块亮瓦透点光进来，白天都十分阴暗。该房在我家搬来前，楼上原住有两户人家，楼下是我父亲所在单位硚口化工厂的一间废弃的仓库，包括楼梯间在内，墙内面积约40多平方米。

1958年，因国家搞大跃进大办钢铁运动，我母亲被派往乌龙泉采矿，10岁的我和8岁的妹妹原来就读茅庙小学和全公社另外五所小学被合并到一个离家6里多山路、远在铁路外的一座名为大教塆的大村中，过起半军事化和半农半学的集体生活，仅留祖母一人在家看门。父母回乡时看到一家五口地分四处的窘境后，才下决心于年底前将我们四人的户口从黃陂老家迁至武汉。1959年初，我们仅带着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来到武汉，租住在父亲工厂斜对面的汉正街石码头右二巷一位同事家一间不足10平米的“亭子间”里临时过渡，他自己则仍住厂里。直到春节过后，厂里才决定把位于大夹街的这间仓库租给我们作为正式安家之用。

1995年春夏之交，父亲带着我利用休息时间首先对仓库的废弃物进行清理和搬运，然后给父亲打下手就地取材搭盖房间。其中西侧从楼梯间到大门的走道兼烧火做饭的“厨房”主隔断墙，是从西墙边拆卸下的半壁“鼓皮板”隔成。两房之间因材料不够只能以木板为框架，以旧瓦楞箱纸做隔墙。其中前房16平方多一点给我们一家五口居住，后房14平方左右给父亲厂的一位同事亲戚。前后两家是真正的“一纸之隔”，任何一家只要有人咳嗽一声或睡觉打个呼噜，所有人都会听得一清二楚。但无论如何，我们终于在武汉有个正式的家了。

没想到刚刚一家人团聚后不久，父亲就被调往关山筹建湖北齿轮厂，因路远当时公交车也不便，只能住在厂区筹建处，每个周日才能回家一次。只是前后还不到一年，省里决定将齿轮厂迁往随县，原址改为湖北绝缘材料厂筹建处。1960年父亲受命带领三百个青工赴哈尔滨绝缘材料厂学习，在此期间省里有关方面觉得在武汉建厂化学污染问题难以解决，又决定将厂搬到宜昌。待1961年他们结束学习回到宜昌后不久，依然还是因环保问题无法解决，厂未建成就被迫下马，全厂干部职工几百号人全部在宜昌就地安排。

那时宜昌还是个县级市，与他们厂平级，所有干部除极个别省管干部调回武汉外，其余都高职低就。父亲由科级岗位被安排到股级的宜昌市食品公司当了一名中层干部，在宜昌一干二十多年后，直到八十年代初临近退休的前几年才被调回位于汉口民权路的宜昌市驻汉办事处工作直至退休。而这两间房在父亲离开硚口化工厂不久后，其产权也因工厂停办交回佛教协会，没过多久又移交给了江汉区房管局满春房管所。大概到了1963年前后，我家邻街的格子门才被换成砖墙，在墙中间开了个玻璃窗，结束了夏天日晒如火烤，冬天寒风四处钻，白天不开门就见不到光的日子。

安兴先生家原住人和街，当时有祖母、父母、两个弟弟两个妹妹加他自己祖孙三代共八口人，可谓大庭。因他父亲当年就在我家后面的武汉瓦楞纸厂工作，1965年夏天，他不知从哪里得到我家原先的邻居搬迁的消息后，马上通过房管部门将他们家搬来跟我们做了邻居。而此时正好是安兴先生从福建街小学考入离这里更近的大兴路中学，搬到这里可方便他父亲就近上班和他就近上学，只是一家八口住在这么小一间房内也实在太拥挤。而且这间房仅靠一扇玻璃窗接受楼梯间上方的亮瓦透下的一缕光线，每到天阴下雨时白天都得开灯才行。好在楼梯间旁有扇侧门，他和弟妹们有时只好端个小板凳到隔壁巷子中去看书做作业。

我们两家都是黄陂人，都说着同样的家乡话；两家门挨门同进同出，灶挨灶同时做饭，自然从一开始就拉近了两家的距离，俨然一个大家庭中的两房兄弟。在做紧邻的近30年时间里，两家从未因琐事产生任何矛盾。而安兴先生只小我一岁可算同龄人，虽然二人学龄相隔五届（我即将上高三），但因他爱好学习和思考显得少年老成，所以我们在一起仍有很多的共同语言，没有明显的距离感。只是如果未碰上文化大革命，我俩的交往也许会像我与其他邻居中的几位同龄人一样，每天各上各的学，偶尔在一起碰碰面说几句话，充其量能在暑期的竹床阵中聊聊天、打打牌下下棋，一年后就会因进大学或参加工作而各奔前程。

文革的到来终止了我的大学梦，而后来的武斗升级和长期停课又让我们都滞留在家两年多时间使我们有了更多的接触。其间他也经常悄悄去老师那里看书丰富自己的涵养，也使得我们在一起聊天和探讨的话题更加多样和接近。他爱书如命，如饥似渴地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吸取营养以弥补停课闹革命所造成的学业荒废。当他得知我从同学那里弄到一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的油印小册子后，十分希望能再得到一本，我在无法再次获得的情况下，想到此时有的是时间，也想趁此机会练练字，于是就手抄了一本送给了他，让他喜出望外，也成为我们后来能够长期交往的开端。

我10岁之前生活在农村，亲眼见过前后村中有人游泳溺水死亡的悲剧，村里的大人更是一直不准小孩子们到塘中游泳，所以我到武汉之前是个纯粹的“旱哈蚂”。到武汉后直到上高中时才有机会到游泳池中初识水性。由于胆子小技术差，虽离集家嘴码头很近，因没有游泳高手带，我一直不敢独自到汉江游泳。安兴先生来后，主动约我同往，我自然求之不得。比起游泳高手，他的动作虽不算标准，但水性和体力都比我好，而且胆子也大。所以每到暑期，几乎每天晚饭前都会相约去汉水游泳。在他的鼓励和保护下，终于能跟随他从集稼嘴游到对岸的南岸嘴，然后再从南岸嘴返回汉口龙王庙，多次横渡过汉水。而这种在激流之中并肩击浪和生死相托，自然就更进一步增进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在我们的交往中，一直以哥弟相称——他喊我“耀哥”，我直呼其名“安兴”，只是在书信来往中，在他名字后加个“弟”字或“友”字。

1968年12月底，我们结束了三年多在大夹街共同相处的日子，我报名随校友一同下放去蒲圻，他报名回乡插队。我是12月29日凌晨去学校集中的，当时我妹妹已先报名去了浠水插队，家中无人送，是他帮我挑着行李把我送到学校，与我班同样报名回老家黄陂插队的老同学朱昌泉一同把我们送上车后才依依惜别。他们春节后也分别回到了各自的老家，成为回乡知青中的一员。自此以后，我们就一南一北，开始了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只有在逢年过节或农闲时才能抽空回家一趟。但每次回后只要得知对方也回到武汉时，就一定会找机会在一起见见面。只是因两家房子都太狭小，我们的相见多半是相邀出去走走，边逛街边交流一下各自在农村的见闻与感受。

1970年夏天，潘安兴被首批招工进了黄陂县印刷厂，我也被招工进了位于蒲圻县随阳大山沟中的咸宁专署随阳化工厂（后改名咸宁地区化工厂、湖北省咸宁化工厂），每逢年节凡能回汉时，我们也必然会相邀一见。而在平时，由于通信比在农村方便，有时也会写信聊聊各自的情况，共同探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也会直言不讳；偶尔也会写点小诗唱和，抒发一点各自的情感。每逢节假日，我们还是尽量争取回汉相约一见。其间他家又把隔壁背靠他家的一间房租下，将中间的墙打开连成一体，把原在我后这边的门封堵改从隔壁进出，使在汉的家人居住条件得以改善。但在你来我往多年中，我们二人甚至没在对方家中喝过一口水。唯一的一次是有年除夕下午他到我家来约我时，正好碰上我家唯一的一次在下午吃团年饭，我母亲盛情邀请他一同进餐，这样才勉强让我们破天荒在一起同桌吃了一次饭。

随着进厂后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在印刷厂所接触到的书刊杂志较多的便利，从这时起，他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其间，他曾撰写了40万字的宏篇专论《论无产阶级革命家》，后写信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不知他已成稿，就以“题材太大不宜写作”给他泼了瓢冷水。后来这篇论文虽如我所料然未能出版，但他的这种执着为文的精神也令我钦佩不已。随后，他又专注于诗词创作，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文友一起办起了民间小刊《古蕾新葩》和《印象黄陂》等自媒体刊物，得到时任中国诗词学会会长、《诗刊》总编、著名诗人臧克家先生和黄陂藉旅台乡贤、原国民党立委、著名爱国人士胡秋原先生的高度赞赏和支持，为后来黄陂诗词楹联学会和辞赋学会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每每有新刊发行，他也会邮寄一册给我，遗憾的是后因多次搬家，这些珍贵的小册子现在所剩无几。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他还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于1982年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汉语文学类大专文凭。我因当时厂里不让参加高考，自学考试尚无条件，直到1984年夏，厂里才决定让我参加省委组织部组织的全省年轻干部统一考试，考入中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系干部专修科脱产学习两年。当时因各系干修科的教室和宿舍都统一设在学校最南端的一栋大楼内，我写信告诉他时没想到他会很快从黄陂到武昌来会我，没讲清具体位置，结果他专程到学校找我时，到处打听都没找到，让他悻悻而归。这件事也是多年后他才告诉我的，使我很过意不去。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跟随改革开放步伐，汉正街小商品市场日益火红和扩张，大夹街也成了炙手可热的服装市场，街市门面变得寸土寸金。当时几乎所有邻街的住户都把自己的房子租出作铺面或出租给商户居住，自己则窝居于一隅，我们两家也不例外。我回家后只能住在又黑又矮的暗楼中，而安兴先生家更挤，几乎难找安生之地，故他后来回家的次数和我见面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1994年，大夹为建新的服装大市场拆迁正式启动，我们两家均各找地方过渡，从此我们二人再未见面。

本世纪初，国企改制、职工下岗潮席卷全国，我们所在的工厂也未能幸免。我因年龄达到55周岁被迫办理“提前退休”，享受相当破产企业最低的退休待遇。他们厂也被迫破产，他被低价买断工龄后到处打零工难以为继，后被老同学关照在武汉财经学校当了几年门卫，又被盘龙城管委会聘用多年，终于度过了这段近二十年的艰难岁月，还把儿子培养成了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其间，他在印刷厂的一间小平房被当作钉字户被强拆，至今分文未补偿。他自己多年颠沛流离，到处租房栖身，只到七十岁以后才在儿子的资助下在横店街道买下了一套两居室定居下来。           

作为一名党龄五十多年的老党员，即便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仍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对党始终忠贞不渝，对祖国和家乡一如既往地充满热爱。在打工期间，他坚持笔耕不辍，在租住的陋室中撰写了大量的诗词歌赋、散文、议论文，讴歌新时代，鞭挞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宏扬社会正能量。更难能可贵的是，从2008年起，他还前后花费十八年时间撰写了二百五十余万字、共七十五章、五千二百篇的另一鸿篇巨制《中华大家庭赋》，将中华各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文全部以骈赋形式呈现给读者，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被文友们尊称为“黄陂首富（赋）”。

在盘龙城管委会聘用期间和离开后的几年中，他还参与了《盘龙城开发区志》、《横店街志》、《木兰山志》、《蔡店街志》、《中共黄陂党史》第二卷、《叶店村志》的编写；主编了《木兰山诗词集》、《木兰山楹联集》、《双凤亭楹集》；参编了《木兰湖诗词集》、《盘龙城诗词集》、《盘龙城辞赋集》、《咏黎黄陂诗词集》等，为家乡历史的记录和传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因为如此，他被推选为黃陂区诗词楹联学会副长、区辞赋学会首任会长。在任职期间，他又为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多次参与诗词进校园活动，为中小学生发表深入浅出的热情演讲，对两个学会中的年轻人热忱地传帮带，直至今年才光荣地退出两会领导班子。

自从大夹街老房拆迁后，我们二人除电话联系外，就再也没见过面。直到我退休回汉快十年，我和弟弟妹妹有事回乡路过盘龙城时，才在他所在的管委会大楼内匆匆见过一面，可惜因时间短只顾说话，连张照片也末留下。而他下岗后的这些艰难经历，平常在电话中也没跟我讲过。只到后来他介绍我加入黄陂区诗友群和诗联学会、辞赋学会群后，有机会与家乡的诗友文友老师们学习交流的过程中和在他发表的作品中才慢慢知道。2022年夏天，我得知区诗联副会长宋志清老师要来汉阳后，打电话约他一起到汉阳东鑫酒店见面一叙，这才促成了我退休回汉后的第二次见面，也是我们相交快六十年来唯一的一次在餐馆中的聚叙。

2024年10月1日，地铁7号线黄陂广场站开通后，他为了尽地主之谊，约我于当月23日同游黄陂区政府所在地前川街道。在诗友肖笛和殷琼霞两位向导老师陪同下，游览了定远公园和双凤亭公园，圆了我虽生在黄陂长在黄陂却从未逛过“县城”的遗憾。次年5月7日，他又再次约我和我的同窗好友朱昌泉首次到大余湾参观，使我们亲眼见到了家乡四百多年前的明代古建筑的恢宏与坚固。

2025年11月25日，我在加入黄陂区诗联几年后首次参加了区诗联在武昌红巷的线下采风活动，我们二人再次见面，又让我认识了不少诗友老师，使我们间的乡情纽带系得更紧。而今年7月10日在前川街道群联社区首次以代表身份参加区诗联领导班子的改选大会上，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安兴先生在卸任副会长后所发表的热情洋溢、言简意赅的感言和殷切寄语后，更让我看到这位外表略显木讷的老人身上内涵的高风亮节与超凡洒脱，对他更加增添了几分敬重。从这次会后他的社会职务虽然卸下，但他的笔耕之路却丝毫未曾停歇。他对我说，准备在余下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写点回忆文章，为后人多留下一点真实的记忆，我也是在他的感召之下才促成写下这篇回忆长文。

古人云；”君子之交淡于水”，这是对人与人之间交往之纯粹的一种赞扬。我和潘安兴先生之间虽从不敢以君子自诩，但我们用六十年来的实际行动，在努力践行这一信条，硬生生将一掬清水酿成了浓浓的甘醇，而且还在越陈越香。我也相信，“人间自有真情在”，它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淡忘、也不因岁月的悠长而磨灭。

作者简历

黄耀钧，男，1948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

        

武汉二十九中高中六六届毕业生，蒲圻县下放知青。历任咸宁化工厂基层干部、党总支书记，咸宁第二制药厂厂长，咸宁宏宇化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济师、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二00四年因企业改制提前退休。

       

现为武汉市黄陂区诗词楹联学会会员、民间组织武汉二十九中老校友《心雨》诗社副社长、《心雨》诗刊文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