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以史鉴虚 永葆实事求是的思想底色 作者:张忠信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党史是映照初心的明镜，也是校准作风的标尺。回望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大跃进运动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四处蔓延，一段背离客观规律、脱离群众根基的曲折历程，留下振聋发聩的深刻警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全部思想和行动的基石，虚报浮夸、弄虚作假看似能造出一时亮眼数字，实则侵蚀民生根基、扰乱发展大局，教训惨痛、历久弥新。
1958至1959年，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催生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偏差，部分地方干部扭曲政绩导向，无视农业生产客观条件，层层抬高粮食亩产指标，争相炮制违背农耕常识的“高产卫星”。为制造丰产假象，基层出现移禾并田、瞒报实情等虚假做法；层层注水的上报产量，直接成为国家粮食征购的测算依据。彼时城镇民生供给、工业建设保障、师生与军队口粮均依靠农村统筹调运，脱离实际的虚高指标转化为超额征购任务，沉重压力尽数压在农民身上，多地农村存粮枯竭、群众口粮短缺，酿成刻骨铭心的民生之痛。
《七千人大会始末》记载的亲历者口述，直观印证浮夸之风带来的现实危害。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李瑞山回忆，受各地虚报产量影响，1959年国家从湖南调运粮食二十多亿斤，省内储备粮大量外调后，粮食供给链条全面承压，至1960年湖南多地出现严重粮荒。原农村政策研究负责人杜润生记录下湖北造假乱象：当地宣称水稻亩产万斤，省委书记实地考察所见丰收场景，竟是基层连夜将二十亩水稻集中至一处晒场刻意拼凑、欺瞒上级；即便少数科研人员仅凭纸面理论推演所谓“超高产可行”，也暴露出脱离一线调研、轻信虚假汇报的巨大隐患。
看待这段历史，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全面客观梳理历史脉络，摒弃片面化、标签化解读。毛泽东同志出身农家，深谙农耕生产规律，终其一生反复倡导实事求是，并为中央党校亲笔题写这一根本思想路线。浮夸之风初现苗头时，他便敏锐察觉虚报冒进的突出问题，通过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等多次部署纠偏，督促各地核查真实农情、压减脱离实际的生产指标。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党中央敞开胸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直面“五风”造成的工作失误，系统复盘浮夸冒进的深层教训，出台国民经济调整系列举措，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全力校正脱离实际的工作偏差。将那一时期的阶段性失误简单归咎于个人，是割裂完整历史进程、无视全党上下持续纠偏努力的片面看法，与权威党史国史定论不相契合。
权威党史明确界定：大跃进时期浮夸风泛滥，是多重复杂因素交织形成的探索阶段失误。一方面，建国初期我们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间尚短，对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客观规律认知不足，存在客观历史局限；另一方面，革命胜利后部分干部滋生急躁情绪，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政绩观出现严重偏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负有相应责任，绝不能简单化归因。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便是敢于直面自身不足、主动修正工作偏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总结经验、调整政策，依靠深入基层、尊重实际逐步走出发展困境，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
浮夸乱象的病灶，根植于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背离，本质是扭曲错位的政绩观。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危害具有传导性、系统性：基层隐瞒真实情况，顶层决策便失去可靠现实支撑；考核指标脱离生产生活实际，民生保障、资源调配、产业布局都会出现结构性失衡；一旦虚浮风气蔓延，真话难以上达、隐患层层积压，党群干群血肉联系必将遭受损伤。当年拼凑稻田、虚增粮产带来超额征购、百姓忍饥挨饿的往事，正是“数字掺水、百姓吃苦”最沉重的历史镜鉴。
以历史教训校准当下航向，坚守实事求是必须抓好三重根本：
其一，锚定调查研究谋事之基，一切工作扎根客观实际。作决策、定规划坚决摒弃闭门造车、纸上推演，常态化下沉一线察实情、听民声，杜绝仅凭报表、汇报判断基层现状，把实地走访、群众反馈作为施策首要依据。
其二，树牢以人民为标尺的正确政绩观。衡量工作成效，从来不看纸面数字、表面声势，而看群众衣食冷暖、安居乐业的真实获得感，坚决纠治重显绩轻实效、重造势轻民生的形式主义歪风。
其三，涵养讲真话、察实情的清朗政治生态。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畅通上下沟通反馈渠道，激励党员干部敢于直面矛盾、如实反映问题，对虚报浮夸、数据造假行为从严纠治、严肃问责，让求真务实成为不可逾越的工作底线。
百年党史反复印证一条铁律：什么时候牢牢坚守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蹄疾步稳；什么时候偏离实事求是，发展之路就会遭遇曲折。六十余年前浮夸风留下的深刻教训，绝非尘封的过往，而是贯穿新时代作风建设的清醒教材。踏上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当常以这段历史自省自警，祛除浮躁虚夸心态，恪守“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的优良作风，自觉遵循客观规律履职，紧贴群众需求干事，以不含水分、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干实绩，守护好实事求是这条党的思想路线生命线，坚决杜绝虚浮误民的历史教训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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