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河南“三支一扶”考试舞弊案
杂文/李含辛
2026年夏天,河南“三支一扶”考试舞弊案,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被揭开了。
不是巡查组发现的,不是系统预警的,而是一群网友在成绩公布后,对着表格一个一个数出来的——安阳、济源等地的多个岗位,高分人数和招录人数严丝合缝地对上了。一人岗刚好一个人80多分,两人岗恰好两个人过线,第二名断崖式下跌二十分。
这种精确到令人发指的巧合,不像考试,更像配货。
舞弊链条很快被查实:考务人员内外勾结,考前窃题,考中传答案,成绩公布后还试图蒙混过关。最终,公安机关介入,负责人停职,14万考生被通知重考。官方表态“零容忍”,舆论场上一片叫好。可叫好声里,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被轻轻绕过去了——那些被偷走的时间,被耗尽的应届生身份,被推掉的工作机会,被悬在半空的两个月青春,谁来还?
一个女孩在社交平台上写:“为了这场考试,我推掉了银行的offer,退掉了租好的房子,以为8月就能上岗。现在通知我重考,可银行不会再等我了。”她的留言下面,有几千条相似的遭遇。有人错过了选调生报名,有人耗尽了最后一段应届生窗口,有人为了备考借了网贷,利息一天天地滚。
舞弊者牟利几万块,十几万普通家庭的孩子,却要用人生中最金贵的一段时光,为别人的贪婪买单。
这让我想起一个很老的问题:为什么银行被抢了,警察不会让所有储户重新存一次钱?为什么飞机上有人闹事,航空公司不会让全体乘客重新飞一次?可到了考试这里,“重考”却成了最理所当然的解决方案。仿佛考生的时间不算成本,仿佛年轻人的等待不值一提,仿佛只要最后给了一个“公平的机会”,中间所有的损耗就可以一笔勾销。
更让人不安的是,这种“集体买单”的逻辑,正在悄悄降低舞弊的犯罪成本。作弊团伙被抓了,判几年,罚几万,可他们造成的总损失——14万人的时间、精力、机会、情绪——远远超过了那点罚金。犯罪的代价被整个社会平摊了,制度的漏洞被考生的青春填上了。下一次,当另一个考务人员动了歪心思,他会不会想:反正被抓了也不过如此,反正最后有14万人陪我兜底?
我们当然要追问,为什么系统没有自动发现异常。在这个AI能识别金融欺诈、医疗造假、电商刷单的时代,一个单岗位16人80多分的极端数据分布,居然要靠人眼去发现。不是技术做不到,是没人想着去做。成绩筛查的算法是沉默的,异常预警的机制是缺失的,考务监督的链条是断裂的。从命题到印刷,从运输到封存,从考场安检到阅卷核分,每一个环节都该有双眼睛盯着,可那双眼睛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候闭上了。
我们还要追问,为什么“三支一扶”会变成舞弊的重灾区。这个项目的初衷,是引导年轻人去基层,去乡村,去最需要人的地方。可当它绑定了公务员定向招录、事业单位专项招聘、考研加分、免试升本这一连串政策红利,它就不再是一场单纯的志愿服务选拔,而成了一条被精心设计的上升通道。两年基层服务,换一个终身编制,这笔账谁都会算。当杠杆足够大,投机者就会闻风而动。不是人变坏了,是制度的缝隙太诱人了。
但最该追问的,或许是那个被所有人忽略的问题:那些靠作弊进来的人,真的能服务好基层吗?一个靠窃题拿到支教岗位的人,怎么教孩子“诚信是立身之本”?一个靠传答案混进支医队伍的人,怎么让村民把性命托付给他?一个靠关系挤进支农岗位的人,怎么带着老乡们真干实干?“三支一扶”要的不是会考试的人,是肯扎根的人。可当入口被蛀空,再好的政策,也会被蛀成一具空壳。
8月22日,14万人将重新走进考场。他们会拿起笔,写下答案,然后等待一个迟到了两个月的公平。
可真正的考试,从来不在那张试卷上。它在制度的良知里,在每一个深夜刷题的灯下,在那些被辜负后又重新出发的年轻人心里。我们不该只记住“他们重考了”,更该记住——他们本不该重考。
公平不是考完试才去修补的墙,是从命题那一刻就该立好的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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