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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天平台推出陕西省音乐文学学会理事、周至县文联秘书长张攀峰原创《村内邻里 村外乡亲——故乡如何重返现实》散文，以飨读者。作者全文共分六部分，每一部分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当故乡只剩下儿时记忆，我们还回得去吗？作者从一座石桥、一声“爷”的称呼写起，写姻亲如网，写乡党如根，写跟轿、写分家，写儿时终南集上炸油糕的甜、连环画书摊的静，写的是“村内邻里”与“村外乡亲”这八个字背后一整套活着的乡土社会的人情秩序。看得出，作者笔触很节制，也很克制，不煽情，不美化，却有不动声色的深情，让人心头一暖。读罢你会明白：所谓“故乡如何重返现实”，说到底是故乡从来不是回不去的地方，而是你愿意一次次重返的那个文本，这种自觉的“重返”，让文字既有怀旧的底色，又有理论的骨架。读这样的文章，既是作者个人的记忆整理，又是让每个人想起自己那个回不去的故乡，还是在无意中成了我们许许多多几代人回望乡村的参照。
【原创】
村内邻里 村外乡亲
——故乡如何重返现实
◎潘 枫
一
前些天，因有事回了趟老家。
在饭桌上，和亲戚聊起了儿时趣事。
说起了小时候村里的那座桥。
老家的桥是石头桥，窄窄的。那时候，路是土路，轧着两道浅浅的车辙。很小的时候，我不懂得辈分，只觉着每次我和祖父从村里的桥上回家，都像是走进了一座“爷”庙，满院子都是爷。
碰见村里的人，祖父用手里的烟杆朝我一指，说：“叫爷”。我便叫。声音不大，软塌塌的，像刚出锅的面条。那人就咧开嘴笑。走不了几步，又碰见一个，祖父还是那句话：“叫爷。”我又叫。又遇见一个，也叫爷。
再遇见一个，看样子年龄和我差不多大，裤腿卷到膝盖上面，露出黑黝黝的小腿。我瞅着他，他也瞅着我。祖父说：“叫爷。”我一下子愣住了。我嘟着嘴，心里的不情愿都写在脸上了。
我心里纳闷，扯扯祖父的衣角，低声说，怎么都是爷？祖父笑，抽了一口旱烟说，咱张家辈分低。
低，低，凭什么就低呢？我心里在想。
祖父又说，辈分低是好事，说明咱家人丁兴旺。当时，这话我不懂。但记住了，记住的是他脸上那层薄薄的笑意，像冬日赤峪河面的薄冰，下面沉着暖水。
祖父喜欢抽旱烟，家里曾留两行地种植烟叶，烟叶成熟后，祖父喜欢在屋檐下哪些椽头晾晒烟叶。祖父抽完一锅旱烟，总把烟锅往我手边一递。我接过，磕两下，烟灰落进用核桃木制成如碗大小的烟盒里。他闭着眼，嘴角那点笑意，比烟雾还淡。后来我明白，祖父他不是让我弹烟灰，是教我收尾。你看一锅烟有头有尾，开头要稳，中间要匀，烟灰作为尾声这一下，得干干脆脆。直到现在，母亲还给我说，你爷最爱你，每到冬季，你爷让你上烧炕，那中间最暖和的地方属于你爷和你的。
我后来才慢慢品出味来。禅定村大半个村子都姓张，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属“土著”，有禅定村就有张家，枝枝蔓蔓，盘根错节。祖父曾给我说，你大伯小名叫“孙娃”，咱们这个张家，属“南北两院”的北院，原来如此。
真正感觉出这“兴旺”的分量，是跟轿。
当然，这里还有帮轿。听父辈们讲，帮轿的“帮”，是帮着稳当的意思。帮轿的男娃，十五六岁，正是疯长的年纪。那时候迎亲，走的是土路。坑坑洼洼的，稍不留神轿子就颠起来。这时候，帮轿的男娃就提前给轿子里放几块胡基，增加重量，让轿子颠不起来。
父亲告诉我，这风俗里有一种朴素的道理，就像船要压舱，太轻了浮着，经不起风浪。人生大事，总要有些沉甸甸的东西镇着，才走得稳当。送亲的队伍，要八个男娃，从娘家一路跟到婆家。轿子里坐着的是本家的姑或本家的姐。这叫帮轿。有时候路旁看热闹的老人悄声说：“这排场，是给婆家立规矩呢。”这外人看着，这家人丁兴旺，不容人欺负。
我是70后，没有见过这些。我理解上一辈人的帮轿，就是：本家兄弟或侄儿把整个娘家的底气，一步一步，都走到婆家的门槛里去了。从娘家到婆家，姑或姐从此在灶台边站着，在河边洗衣蹲着，心里是踏实的。人丁兴旺，原不是为了欺负谁，只是为了叫自家闺女在别人家，能挺直了腰板过日子。
跟轿自然是小一些的男娃。张家的大事。张家的姑出嫁，张家的姐出门，只要是我们“张”字底下连着筋的，我都得去跟轿，这是我作为张家孙子辈老大的本分。
跟轿其实不是轿，是拖拉机，我们当地叫“蹦蹦车”。轿其实是在“蹦蹦车”车厢上用竹架子扎的棚，上头苫着花被面，风一吹呼啦啦响。
曾记得给我三姑跟轿，那是腊月天，地上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咯吱咯吱”响。一大早，家里就忙开了，灶膛里的火映得人脸红红的。嫁妆在院当中摆了一溜：几床新被子、一对暖水壶，枣红色的壳，上头印着双喜；一面圆镜子，镶在塑料框里，能照见人变形的脸；还有搪瓷盆、毛巾、枕巾，零零碎碎，都贴着大红喜字。母亲先一天晚上提前给我和几个堂弟发了跟轿钱，至于其它具体的细节已记不清了。
后来，我慢慢明白了——我怀里抱的，不是电壶，是娘家的水，是热的。我手里攥的，不是镜子，是娘家的脸，是圆的，这些东西便是娘家人的眼睛。跟轿跟的不是物件，是血脉。张家嫁出去，嫁的是女儿，可跟轿的男娃是根，是记号。婆家看见这跟轿娃，就知道这媳妇娘家有人，有人丁，有香火。
因婚姻产生的亲戚像一张网，从禅定村这个点撒出去，越撒越远，越撒越密。我们人类何尝不是呢!那些我曾跟过轿的姑和姐，如今都已做了祖母，同时还有一个称呼是外婆。她们从我的记忆里出发，走向另一片人家的屋檐下，生儿育女，在另一个村子里，重新支起一副碗筷，延续着另一种“张家”的烟火。
送出去的成了亲戚，留下的还是家人。亲情不是别的，就是这一个个女子从张家走出去，又带着她们的儿女甚至孙辈走回来。亲情就是这样，像故乡赤峪河里的水，流出去，渗下去，又从别处冒出来。
姻亲是水面上那些连接着的桥，一座桥连着一座桥，走过去，是别家的院子；走回来，还是自家的门。
二
写了张家的嫁，当然也有村里的娶。过去弟兄们多，有结婚，自然就有“分家”。
分家，分的好像是一个屋檐下的日子，其实分的是人跟土地的缘分。在禅定村，老宅跟地里的韭菜似的，割一茬，分一茬，再长一茬。弟兄们多，娶一个，分一个，像树分杈，自然而然的事。父母是树干，儿子们是枝叶，开枝散叶是天道。天道如此，人间的规矩就得跟上。分家的日子，是个大日子，它是大家庭的“解体”，也是小家庭的“开始”。
那时候，院子是满的。柿子树的影子从东墙挪到西墙，弟兄们就在这影子里过活。早先，这影子是大家伙的，舀水的瓢、搁镰的墙缝、堂屋里那张黑黢黢的饭桌，都算是大家伙的。后来娶进门一个新媳妇，这影子里就得划出一条线来，线上是你的，线下是我的。线是软的，能弯，可划在人心上，就硬了。
谁家分家，在禅定村那条街道里属于大事，这不是冷冰冰的分账。分家，要请两个人，这是人老几辈传下的规矩。正中间的位置，一个是舅。娘亲舅大。娘家兄弟、娃他舅坐在那里，就是外戚的一面旗帜，是母亲那边的天。他往那儿一坐，分出去的就不是冷冰冰的几间房、几斗麦，而是带着母系血脉的见证和温度。他得看着，不能让自己的姐妹吃了亏，不能让自己的外甥们埋下怨怼。另一把椅子，端坐着的是伯，是本家的“老者”。他不是官，是家族活着的谱系，是宗族记忆的肉身。老者不说话则已，一开口就是规矩，是历代分家传下来的公道，是屋檐滴水、正房偏厦的尺度，是人心那一杆看不见的秤。有这两尊“神”镇着，分家这件事，才不至于沦为一场明争暗斗的市井买卖。
当然，父母在场，几个儿子在旁，新进门或是要分出去的儿媳立在门帘后头，明面上看，实则暗地里听。每个人都心细如发，盯着那杆无形的秤。
这秤，称的是公平，也是公义，分的也不仅是几间厦房、几斗麦、几口铁锅。分的是“日子”。一只豁了口的碗，到底是老大家用惯了，还是老二家更需要？院角那棵老槐树，阴凉该归谁？这些都是讲头，都是道理。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不是因为那物件值钱，是怕那分出去的半寸情分，日后长不回来。舅和伯的话，就是那会儿的律法，说了就算，定了就钉。
言语在屋里走，秤砣在人心上坠。分停当了，院里便空了。分到最后，旧宅的炊烟渐渐稀了，新起的灶火在别处旺起来。父母像季节轮替后留在枝头最后的那颗果子，往往跟了最小的儿子过。习俗如此，就像水往低处流，自然而然地流向最年轻的那一脉，好像这样就能让老树的精气，多留一些在近旁。满院的影子里，就剩下老人和小儿子一家，日子便从“满”里滤出了“静”。老人心里，住着好几个院子，这个娃过得咋样，那个娃地里收成如何，都揣在怀里，看天吃饭，也看儿吃饭。那会儿分出去的，是锅碗瓢盆，也是血脉牵挂。
日子，变成了一份独一份的承重，再没人能跟你掰扯那半堵墙的归属。
我想分家这件事，表面上分的是房子、庄基和地、锅碗瓢盆，其实分的是一个家族内部的那个“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妯娌之间，甚至人与那个看不见祖宗之间的。舅和伯在场，不是一个两个人，是两股看不见的力量在支撑：一股是血缘之外的外戚约束，一股是宗族内部的辈分秩序。有了这两股劲，分才算分得服帖、公允。
如今，村里大多是单家独院。80后、90后、00后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听“分家”跟像听一个遥远的、需要很多人物和道具才能演绎的“剧本杀”或“密室逃脱”。
现在，一个家庭就一个，和谁分。
如今独生子女的世界里没有分，也就没有这股劲儿了。家和人的关系，变成一种直接到几乎没有缝隙的占有，反倒少了当年那种在分与合之间琢磨出来的、有些粗糙却扎实的情感纹理。
三
现在农村红白喜事上，主事的人总会替主家说一句“感谢邻里乡党”。
这话大家都听惯了，但“乡党”二字出自哪里?古代多少为乡?古代多少为党?估计是很多80后、90后、00后都不清楚。
其实，“乡”和“党”，最早都是户口编制上的说法。 《辞海》（第七版）解释为：周制以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后因以“乡党”泛指乡里。
回到我的文章题目，个人的一些理解——
“村内邻里”，说的是本村人。红白喜事，搭把手；春种秋收，换换工。这层关系，是祖宗定的，生下来就有，跑不掉。人情往来里，带着责无旁贷，也藏着家长里短，老辈人叫“打断骨头连着筋”。
“村外乡亲”，讲的是以故乡为半径，辐射十里八村，沾亲带故。虽然不同姓，但上集碰到，递根烟；逛会见了，能说上话。出了村，十里八乡的人碰上了，哪怕素未谋面，只要报上村名，就有了三分亲近。这层关系，是走动出来的，靠的是相互照应。谁家盖房，邻村的瓦匠来帮忙；哪家嫁女，外村的媒人牵上线。这种认同感来自共同的地理风物、相近的方言口音、相似的生活习惯，老辈人叫“五百年前是一家”。
所以“邻里”是根，扎在土里；“乡亲”是叶，伸向四方。根深才能叶茂，叶茂也要不忘根。出了村子，碰上的，或是进城打工时认下的同县、同镇的人。彼此没有日常照面，但一聊起因姻亲产生的某个亲戚，三拐两拐，立马熟络起来。出了远门，只要是同一市，甚至同一省，都能叫一声“老乡”或“陕西乡党”，譬如一听对方是你“连畔种地”邻县的，立马就能坐一桌喝酒。这不是虚伪，这是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弹性——远近亲疏，全看你在哪个圈层里。如同湖南、江西一带叫“老表”。这是一种被地理和记忆维系的认同，像老树的根在地底下盘着，表面看不见，一遇水土就连上了。
在我看来，“邻里”是具体的人情账，“乡亲”是抽象的身份牌。乡亲之间有时可能因为宅基地边界，闹得不可开交，但出了村，他们又同是乡亲、乡党。这种远近交替的关系，构成了农村社会特有的弹性结构。它不是简单的亲疏有别，而是一种同心圆式的认同——圆心是家，向外依次是邻里、村子、乡镇、县域、省市，每一层都有相应的责任和期待。
“村内邻里，村外乡亲”这八个字，拆开看是两层关系，合起来是一个整体。说到底，邻里是“里头”的人情，实在、具体，带着柴米油盐的温度；乡亲是“外头”的照应，宽泛、模糊，却让出门在外的人觉着脚下有根。前者是微观的生活，后者是宏观的归宿。
简言之，“村内邻里，村外乡亲”本质都是属于“自己人”在不同场域的投射认同——这种双重归属感，恰是乡土中国最结实的情感锚点。
四
有时趁假期陪父母暂居村子里的日子，总是不紧不慢。日头从东墙爬到西墙，影子在水泥路上拖得老长。人与人之间，有着抬眼就懂的熟稔。
我站在自家院落水杉树，树的影子和光的分界线上，忽然觉得无比踏实——不管面向哪一边，脚下踩着的，都是同一片，接连写了《作家的两个故乡》《故乡的返场——从“作家的两个故乡”被热议说开去》两篇原创散文，经《周至文苑》都市头条平台推出后，前一篇先入“精华”，后上“红榜”；后一篇进行了调换——先上“红榜”，再入“精华”。
同样的乡愁，在不同编者眼里竟有了先后之别，就像在村里暂居的我，熟人社会里我是乡亲；出了村口的我，在陌生人中间认出我是终南或周至乡党，我又在乡亲与乡党堆里重新辨认自己。
其实细想，哪里有什么两样呢？村内是端着饭碗的亲，村外是闻着熟悉乡音的暖。不过是同一根藤上结出的两个瓜，一只朝着院里垂，一只探向墙外挂。场域换了，那“自己人”的底子却还是湿漉漉的泥胎——在村里，它是晨起时的一声招呼；在村外，它是千里外忽然听见的家乡话。这头是根，那头也是根，扎在同样的土里，风吹过来，树叶便沙沙地响成一片。
这么想着，手机有消息传来——《周至文苑》编辑让我争取再上“热点”。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期许。有朋友曾这样鼓励：必须上“红榜”！中间“回忆童年”部分是一篇妥妥的阅读理解的最佳素材，又一次成功解锁了更多同龄人记忆深处的密码，引发又一波的情感共鸣。前后两部分的分析和品评更是客观、专业，精准、深刻！这层浪又成功激起了！
还有一位朋友在文末留言：接连拜读作者两篇文章，文字举重若轻，于细微处见真章。时值酷暑，读之却如沐春风。文章以小见大，理趣盎然，细嚼慢咽，于写作颇多启迪。最喜“以麦换桃”一节，与我幼时拿小麦去横渠镇石马寺换梅李的经历如出一辙，读来心头一热。河边石上洗衣、水中青蛙扑腾、树下蝉鸣阵阵——这些源自生活的白描，信手拈来，却满是人间烟火，满纸温情，亲切可感。通篇弥散着敦厚的泥土气息，质朴纯真，毫无AI的冰冷与辞藻堆砌之感，令人读罢回味良久。
有朋友私信给我以评价：哥，你和常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心中的这个万千世界是活的，一点点的感知和触动，都会用心、用笔生发开花，就那么自然而然的、水灵灵的如画卷般铺开出来，抒发胸意，一气呵成，简直太有感觉了！
……
正因有如此多的朋友鼓励和勉励，我才有了打算写第三篇文章的欲望与冲动。
我将我创作第三篇的念头说给家人听。
爱人说，事不过三。
你说的我都懂，我就想弄个“三连冠”。我笑着说。
笑归笑，可这念头一旦扎下根，就像藤蔓一样缠住了我。夜里翻来覆去，我忽然意识到——其实我缺的不是题目，而是一个能让我不断回去、反复打量、时常有话说的故乡。
写一篇是兴致，写两篇是呼应，写第三篇，就得有个根。
这个根——就是每个作家都要建立一个筑牢生活的叙事点，就像盖房子得先打地基，写东西也得先给自己圈一块“熟地”。在我看来，梁鸿的“梁庄”就是她的叙事点，也就是一块“熟地”。她的“梁庄”三部曲《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是我常读、爱读的文本。梁鸿曾坦言：对学术生活空洞感的反抗、对乡村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中国乡土文学发展的研究，都成为她持续记录梁庄的原动力。
此刻，我从焖壶中倒出一杯茶，品咂着，心里开始琢磨：我的“梁庄”在哪儿？是故乡禅定嘛!这个“叙事点”不是凭空画个圈，是你走了一圈之后，发现脚底下那块土地最实在，踩上去不晃，挖下去还有水。
五
我开始了遐想，找寻自己一些浅薄的“理论工具箱”，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美学”等多个学科，在心里“安营扎寨”，完成梦境与现实的双向奔赴。
无论什么文学样态,譬如非虚构，从生活（现实生活）到生活（艺术生活）要符合“中国叙事学”。父亲曾创作并发表过大量纪实文学，我们父子俩曾多次聊过“纪实文学”与“非虚构”的区别。我想用一句话讲清楚：纪实文学，其实就是说——我告诉你一件真事！非虚构，表达是——跟你说个事,你看这事多么有戏剧性！非虚构不代表不虚构。事实是散的，像沙。你要让它成形，必须用手去捧，用体温去粘。一捧，就有了你的形状；一粘，就有了你的温度。不是篡改，是认领。非虚构写作需要诚实，但诚实不等于把全部事实摊开。譬如就像站在飘窗阳台看街道，你能看见的是飘窗阳台框住的那一块，之外还有更多，但你没必要为此道歉。再譬如，就像整理房间，东西都是真的，摆法是我的，但摆法的过程包含了无数的取舍、重组、修饰。
同一件事，今天写和十年后写，语气不同，细节也不同。不是记错了，是意义变了，更深一点，记忆会润色。所以，非虚构的“不虚构”是承诺：我见过，我负责。非虚构的“虚构”是坦诚：但我只能以我的方式让你看见。这两句话加在一起，才是一句真话。
众所周知，梁鸿是国内极具代表性的非虚构作家和学者。 她的主业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创作性写作教研室主任、教授。她用十年的寒暑假，孕育了“梁庄”。正因如此，梁鸿的梁庄，是她用脚走出来的，也是用心“熬”出来的。她重返的那个村庄，不是地理上的，而是记忆里的。
由于受梁鸿的“梁庄”系列“中毒”太深，自己也在以童年、少年的“禅定”，通过文本回忆来构建重返儿时故乡的现场，而不是当下的故乡现场。
轮到自己动笔，才发现童年和少年是个奇怪的容器。我创作的办法是闭上眼睛，把自己放空，以纯粹、纯净的心态重新归零，让儿时的感觉自己回来。时间越久，那些细节反而越清晰：夏天午后晒得发烫的土路，母亲做饭炒菜我烧火的场景，还有夜里此起彼伏的蛙鸣，像一场没有指挥的合奏。这些儿时况味，当年浑然不觉，如今却成了通往故乡的唯一钥匙。
我的故乡在文本里——所以，我不写当下的村子。当下的村子——水泥路代替了土路，普遍的三间两层楼房代替了砖瓦房，年轻人多半不在，都出外打工。我承认，我和故乡之间，隔着三十年的时间，故乡只存留在我的儿时记忆里，在如今的文本里，它重新有了模样。我写故乡，只是想让曾经逝去的亲人，譬如祖父撒麦种情节，在文本里再活一次。
如今，我只是逢年过节、清明、十月一、冬至、家族中有事回去。平时的故乡是村里人的生活现场，我走进去，只是一个曾经的70后中年人。我想，我只要心里的那个故乡就够了。对于有着七百年历史的故乡，我还是那个奔跑的孩子，一切都充满可能。
前边提及我“中毒”太深。这种“中毒”，其实是一种自我觉醒——原来写作可以这样贴着土地，又飞得起来。
写作变成了一场“禅定”。得静下来，把那些散落的画面一块块拼回去。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具体的、细碎的、甚至不值一提的日常。外婆“掀牛”赢玉米粒的声音，傍晚炊烟的方向，雨后泥土的气味——这些才是故乡真正的骨骼。不讲述道理，只呈现存在。
这种从儿时的现实生活到如今记忆生活的转换，说到底是一种诚实的回望。不美化、不煽情，不分析、不评判，只是让那个已经消失的现场，在文字里重新呼吸一次，只是准确地接住它们，再平实地放到文本里。
就像梁鸿写梁庄。她写的也不是地图上那个“梁庄”，是她心里的。
每一笔都有体温。
六
这体温我已感受到。
事实上，我觉得周至的集市，能把日子分成这样清晰的段落，也很佩服最早开集市的那些人，譬如终南是“三六九”、县城是“二五八”、楼观是“一四七”。
这几个数字钉在童年里，像门框上刻的身高线，每一条都对应着一次长高。
那时候以为凡是集市都是这样过的，到了日子，人自然就聚拢来，散开去，仿佛大地呼吸的节律。
童年喜欢和大人们逛会和上集。
老家终南镇逢“三六九”有集市。
连环画的书摊是必看的。蓝粗布单子铺在地上，一本本连环画排开，虽然家里有父亲给我买的《西游记》《三国演义》成套连环画，但对我来说，还是喜欢看集市上各式各样的连环画。我有时圪蹴看，有时坐在摊主旁边的小凳上看一个晌午。看到紧要处，连气也忘了喘。风从街上灌进来，把书页吹得哗哗响，那声音又脆又薄，像秋后的蝉翼。
家里后来盖房，父亲给我买的《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成套连环画，听说被喜欢看书的表弟、表妹进行了“瓜分”。
家人催促我，但我舍不得离开，我的一只手还在连环画书页间抽不出来。
终南集上永远热闹，公路两旁人挤人，自行车铃响成一片。炸油糕的摊子前总是围着一圈人，铁锅里油花翻滚，黄澄澄的油糕浮上来，翻个身，又沉下去。炸油糕的手艺人是沉得住气的，任凭看客围了多少，他只顾用铁笊篱捞起一个，搁在铁丝架上，搁在铁丝架上沥油，油点子溅到地上，腾起一小股青烟。我蹲在旁边看，看油糕从白变黄，看油泡从大变小，看得久了，脚底下便生了根，非得大人拉一把才肯挪步。
炸油糕的认得我了。他把刚出锅的头一个用草纸托着递过来，我咬一口，里头是红糖、白糖、芝麻馅，烫得我直吸溜，糖汁流到手腕上，赶紧伸舌头去舔。那甜味儿能顺着胳膊一直甜到肩膀。母亲在布摊前挑花布，回头喊我：“莫吃太多，一会儿还要拿甘蔗。”
甘蔗是青皮的，竖在车斗里，高高低低像一片小竹林。挑甘蔗是个细致活，大人总要这头捏捏，那头敲敲，听听声音，才肯选出一根。我一口咬下去，汁水是凉的，甜得清冽，不像糖那样腻。我总要把一截甘蔗啃得只剩下干渣才肯丢手，腮帮子嚼得生疼，心里却是快活的。
回家总要捎一个整根的。扛在肩上，一头高一头低，从人群里穿过去，像扛着一面旗。
对于故乡，你不写的时候它睡着。你一写，它就醒了。醒了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你，看得你心里发酸。
此刻，我放下思绪，走到阳台上，望着街上行色匆匆的行人……
潘枫，本名张攀峰，现为陕西省社科院书画艺术中心特聘研究员、周至县文联秘书长，兼任陕西秦乐团编剧兼文案总监、陕西省音乐文学学会理事，曾任陕西金融书画家协会理论评论部主任，系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主办第四期全国戏剧导演研修班学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戏剧导演专业委员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曾在全国主流媒体和文学期刊发表文艺评论、小小说、散文、歌词、诗歌、楹联、报告文学、纪实文学800篇（首），获奖多次。曾担任0702工程纪念馆核心创意兼总撰稿、陕西音画颂歌《孝行三秦・感动中华》总编剧兼执行总导演。
歌曲代表作有《家风》《天下》《乡恋》《重任》《绽放》《方向》《旗帜》《冷暖在心》《邻里乡亲》《星韵之歌》《爱的歌谣》《剑扫长空》《孝行天下》《光荣与梦想》《醉了一个秋》《守护大秦岭》《美丽的沙沙河》《东街小学校歌》《城东社区之歌》《父母恩情比天大》《孝敬老人代代传》等50首，其中有3首歌曲收录沙莎《孝行天下》MV专辑，1首歌曲收录巨敏《周山至水》音乐MV专辑，有6首歌曲入选全国KTV歌库，原创歌曲《守护大秦岭》曾被《学习强国》陕西学习平台刊播。曾以“策划创意总监兼总撰稿”身份介入策划电视专题片、纪录片、宣传片多达百余部；以“总导演兼创意总监、总撰稿”身份执导的各类晚会、诗会、颁奖典礼多达百余场；以“独立策展人兼即兴书画学术主持”活动多达百余场。曾应邀为百余位书画家撰写百余篇书画评论，创作《天下》《黑河颂》《猕境·周至》《月下问道》《白居易·仙游寺》等多部舞剧剧本。
